董振堂,不應忘記的一位真心英雄

87年前的12月14日,董振堂、趙博生、季振同等舉行了震驚中外的“寧都起義”。筆者近日來到河北邢台市新河縣,瞻仰了董振堂事跡陳列館。董振堂是新河縣西李家庄人,故鄉立有他的墓碑,但那是衣冠塚,一代名將的遺骸,與眾多西路軍將士一起,湮沒在祁連山下茫茫大漠戈壁之中。

董振堂短暫的42年人生,似乎與冬天有著不解之緣:他出生於1895年12月21日,寧都起義是1931年12月14日,他犧牲的時間,在1937年1月20日……在將軍故鄉的雪夜中,細細思考他的一生,一個為中國前途命運迷茫的舊軍閥,為何能夠成長為有著堅定信仰、奮斗到生命最后一刻的紅軍高級將領?

本文選取跟董振堂相關的十個片斷:他在寒夜中的吶喊與覺醒﹔信仰的力量,如同寒夜中燃起的火苗,熊熊而燎原﹔他在寒夜最深重的時刻倒下,而他的同志,繼續奔向曙光。

一

這是中國革命史上極具象征意義的一個時刻:1931年12月14日深夜,寧都起義爆發,國民黨26路軍宣布加入紅軍。他們連夜向中央蘇區開拔,走出黑暗,迎來了翌日的朝陽輝映,蘇區軍民敲鑼打鼓,列隊歡迎。身材高大的董振堂走在隊前,他素來是個不苟言笑的軍人,此刻滿臉愉悅之情。

26軍被改編成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且不論這次起義對蔣介石及其麾下國民黨軍隊的心理打擊,也不說對剛誕生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干部群眾的精神鼓舞,就看看他們給紅軍增加了什麼家底吧:1.7萬余官兵,1個軍部、2個師部、6個旅部、11個整團、攜帶著20000多件輕重武器和8部電台以及大批裝備物資……中央蘇區主力紅軍力量得到極大加強,從3萬多人猛增到5萬人,2萬多件武器有力地改善了紅軍裝備,各種物資也讓處於“圍剿”之中處境艱難的中央蘇區得到及時補給(寧都起義比原計劃推遲一天,是因為新發下的20000套冬裝和軍餉這一天抵達寧都),更為珍貴的是,起義部隊一次帶來了8部電台和40多名通信技術人員!

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無線電通訊事業,是從紅軍第一次反“圍剿”繳獲的一台半電台起家的。“半台”之來歷:紅軍戰士第一次繳獲電台時不“識貨”,砸掉了發報機,隻剩下收報機,領導聞訊大怒,勒令以后不准再亂碰電台。在這一部半電台的基礎上,組建了新華社的前身紅中社。寧都起義后,8部電台加上40多名技術人員,讓紅軍無線電事業實現了飛躍發展。

《毛澤東年譜》上記載:1932年1月13日,時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副主席項英,特地帶著董振堂、趙博生等起義將領一同到位於瑞金葉坪村的紅中社參觀。

史料記載:寧都距離瑞金不到100公裡,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同一天誕生的紅中社,播發了“一蘇大”召開的消息,被駐寧都的26路軍接收到了,更堅定了他們起義的決心。

二

1932年3月7日,贛州南門城下,董振堂率先手舞大刀沖進敵陣,身后數千把大刀舉起來,白光閃閃,殺聲震天,敵人哪見過這陣勢,倉皇逃入城內。

這是寧都起義后董振堂率部參加的第一次戰役。當時紅軍圍攻贛州半個月,沒有攻下有“鐵贛州”之稱的堅城,反而被敵人反包圍,情勢危急之際,董振堂率領作為總預備隊的紅5軍團第13軍殺入戰場,以大刀貼身近戰,掩護攻城部隊撤退,隨即紅軍撤圍贛州。

董振堂從小習武,他所在的西北軍,素來以大刀著稱(1933年春天長城抗戰時,西北軍29路軍的大刀曾在喜峰口把日本鬼子砍出了心理陰影)。起義整編兩個月后,這支勁旅在贛州城下閃亮登場,從此成為紅軍中能攻善守、以打防御戰著稱的精銳部隊,人手一把步槍、一把駁殼槍、一把大刀,令敵人聞風喪膽。

贛州之戰后,董振堂、趙博生等率部又參與了漳州、南雄水口、樂安宜黃、黃獅渡等戰役,以及第四次、第五次“反圍剿”戰斗,硬撼強敵,從不退縮。以南雄水口之戰為例,從1932年7月2日至10日,歷時9天,這是紅5軍團首次獨立作戰,時任政委的聶榮臻后來在《聶榮臻元帥回憶錄》中寫道:“水口戰役是著名的惡仗,雙方傷亡之大,戰場景象之慘烈,為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所罕見……”

何為惡仗?當時紅5軍團對手是尚未領教過紅軍厲害的粵軍,他們想南撤廣東,頗為悍勇。戰至9日,尸橫遍野,董振堂感覺不對勁:情報不是說對方隻有4個團嗎,怎麼這麼難打?后來才知道:哪是4個團,足足有10個團!當時紅5軍團投入戰斗有6000多人,也就是說,6000紅軍,阻擊了10000多粵軍!10日,決勝之日,紅5軍團從正面,毛澤東親率紅1軍團從側面,向敵人發起總攻,激戰1小時,擊潰敵人。戰后統計,9天惡戰,斃傷敵人3000人,僅在紅5軍團陣地前,被大刀砍死的敵人尸體就有近千具,粵軍被打服了,很長時間不敢輕舉妄動。紅5軍團也付出慘重犧牲,有的團剩余不過百人……

在寧都起義一周年之際,董振堂、趙博生雙雙獲得“紅旗獎章”——這是中華蘇維埃臨時政府仿造蘇聯紅軍獎章樣式,最早制作、最早頒發而且僅頒發一次的獎章,比紅軍后來制作頒發的“八一紅星獎章”,還要早8個月。

三

毛澤東曾派他的夫人賀子珍,來到起義后整編中的紅5軍團,為大家表演節目。董振堂感慨不已。

把起義舊軍隊改造成一支新型人民軍隊,並不容易。中央在紅5軍團中建立了政治工作和政治委員制度,確立共產黨的領導,還從1、3軍團中抽調大批優秀干部到紅5軍團工作,政治上實行官兵平等,連隊成立士兵委員會,同時組織政治學習,進行階級教育……

回首這段歷史,不得不感慨中國共產黨政治建設的強大威力。

董振堂、趙博生、季振同等率部起義的過程,堪稱國共兩黨的生死諜戰,一方面,蔣介石對雜牌部隊歧視,企圖讓紅軍與之兩敗俱傷自己坐收漁利,結果將董振堂等“逼上梁山”﹔另一方面,中共地下黨員做“兵運”工作,成效卓著。

西北軍中,很早就有共產黨員在活動:1926年8月,共產黨員劉伯堅應馮玉祥之邀,擔任西北軍政治工作干部,積極改造舊軍隊,與楊虎城、吉鴻昌、鄧寶珊、趙博生、董振堂等西北軍高級將領結下深厚友誼。雖然短短九個月后,劉伯堅就因馮玉祥“清黨”而被“禮送出境”,但從此留下火種,在以后的歷史關鍵時刻,一次又一次影響了西北軍:寧都起義、察綏抗日同盟軍成立、西安事變,直至淮海戰役開始時,西北軍最后一支余部還在張克俠、何基灃率領下起義。

在對紅5團隊的政治改造中,不是簡單地說教灌輸,政治工作做到了這支舊軍隊的心坎上:紅軍政工干部深入淺出講紅軍與白軍的區別、講紅軍為什麼要打仗、為誰打仗,講紅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文藝宣傳效果也很好,工農劇社的宣傳隊下到紅5軍團慰問演出,話劇《為誰犧牲》描寫一個白軍士兵的悲慘遭遇,對大家的思想觸動很大,不少人流下悲憤的眼淚,還有人帶頭高呼:“打倒反動派!”

四

1932年4月下旬,董振堂入黨了,他把自己積攢下來的3000塊銀圓,全部作為黨費上繳,這事在紅軍中傳開了,連毛澤東都驚動了,找他談話,讓他給自己留些錢用,給家裡也寄點,他說:“現在我當了紅軍,又入了黨,留著這些錢也沒有用了,我要把一切獻給黨,甚至連生命也獻給黨!”在毛澤東的勸說下,他留下了300塊銀圓,其余的全部作為黨費。

此事頗見董振堂的性格。燕趙之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忠義,一直是董振堂的性格特征,但是,加入紅軍后,他的思想發生了巨大轉變,從一個信仰和服從長官的舊軍人,成長為以共產主義為信仰的紅軍高級將領。信仰的力量,支撐他到生命最后一刻。

據新河縣編撰的《董振堂》記載,新河自古多災而民性不屈,尤其是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華北大地苦難深重,風雲激蕩。董振堂出身貧困農家,家裡咬牙供他讀書,他很刻苦,暗下決心,發奮讀書(寫得一手好字),學好本領,救國救民。后來他到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學炮科,這個學校不簡單,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所正規陸軍軍校,畢業生后來不少到黃埔軍校當教官。董振堂以優異成績畢業,去了馮玉祥的西北軍,卷入軍閥混戰。中原大戰后,馮玉祥失敗,董振堂所部被蔣介石收編,派到江西打紅軍。他痛苦、茫然,不知出路在何方——直到加入紅軍。

寧都起義后,董振堂帶頭撕掉了國民黨軍的帽花、胸章、領章,但要成為一名真正的紅軍將領,他還需要面臨政治思想的徹底轉變。他成功完成了轉變。

在中國歷史上,經歷了三灣改編和古田會議、確定了“黨領導槍”的中國工農紅軍,是一支嶄新的軍隊。董振堂熱愛這支軍隊。

五

剛加入紅軍不久,董振堂看到朱德總司令生活朴素,就給他送了一條毛毯,這是董振堂以前在北京買的,當時買了兩條,紫地大花,厚實鬆軟,俄國貨。

這條毛毯一直陪著朱德,經歷了長征的日日夜夜,直到抵達陝北革命根據地。“西安事變”后,周恩來要去西安談判,正值冬天,朱德又把這條毛毯送給了周恩來御寒。

1937年4月25日,周恩來乘卡車從延安出發,前往西安繼續同國民黨談判。路途顛簸,便把毛毯墊在背后。在途經甘泉縣勞山時,遭到土匪襲擊。這是周恩來一生中遇到的最大危險之一。打退土匪后,周恩來派人找回毛毯,已被槍彈打穿了十余處。到西安后,周恩來派人找城裡最好的織補店修補。

很難還原周恩來當時的心情了——這條破了十幾個洞的毛毯的原主人董振堂,在三個多月前,已經悲壯犧牲了……

周恩來很珍惜這條毛毯,抗戰爆發后,朱德率部開赴前線,周恩來又把這條毛毯送給了朱德。在山西,朱德睡的炕燒得太熱,毛毯給燒了一個洞,衛士和房東大娘精心縫補。兩年后,毛毯多處磨損斷線,又被送到八路軍后勤部的被服廠縫補。隨后,朱德帶著它南征北戰,直到新中國成立。

這條毛毯,今天陳列在軍事博物館裡。

在它面前,頓悟什麼叫革命情誼。

六

電視劇《絕命后衛師》重現了紅軍長征血戰湘江的悲壯往事,紅5軍團34師師長陳樹湘受傷昏迷被俘,醒來后毅然從腹部傷口拉出腸子扯斷……還有什麼比陳樹湘的犧牲,更能說明湘江之戰的慘烈?此役,作為紅軍后衛的紅5軍團,由兩個師1萬余人減少到了一個師不足5000人,軍團長董振堂幾天幾夜沒有休息,親臨前沿陣地指揮戰斗。

湘江之戰、西路軍蒙難、皖南事變,被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上三大悲劇,董振堂親歷了湘江之戰,並成為西路軍蒙難之役中的悲劇英雄……

紅軍長征過湘江時的序列是這樣的:林彪率紅1軍團為左路,彭德懷率紅3軍團為右路,兩個軍團前頭開路﹔羅炳輝率紅9軍團在紅1軍團之后跟進,周昆率紅8軍團在紅3軍團之后跟進,兩個軍團掩護左右側翼的安全,軍委縱隊居中,董振堂率領紅5軍團殿后。在戰火的洗禮中,董振堂與他指揮的紅5軍團,逐步形成了善打防御戰、阻擊戰的作戰風格。這也是從長征開始到結束,紅5軍團一直擔任后衛的重要原因。

血戰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過草地……今人怎能想象當時紅5軍團殿后之艱難?在1935年5月金沙江阻擊戰中,因缺乏渡船,為掩護兄弟部隊過江,軍委不得不一再命令第5軍團延長撤防日期。從3天3夜,到6天6夜,一直到9天9夜。不足5000人的紅5軍團,硬是把10000多名敵人,死死拖在陣地前。董振堂命令:“就是隻剩一個人也要守住陣地,沒有命令絕不撤離,保証主力安全過江。”

在這樣的對手面前,習慣了擁兵自重、互相傾軋、見死不救的國民黨部隊,焉能不敗?

長征途中,董振堂率紅5軍團,保障了軍委縱隊及中央紅軍的后方安全,被譽為“鐵流后衛”。《董振堂》一書認為:沒有這支“鐵流后衛”的阻擊掩護,紅軍的長征也許是另外一種結局。

七

1935年4月,紅軍在貴州北部山區急行軍時,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鄧發的妻子陳慧清分娩了,她痛得滿地打滾,敵人追上來了,與紅軍后衛激烈交火。董振堂拎著槍跑過來問:還有多久能生出孩子?誰也不知道。董振堂又跑回陣地,大喊:“你們一定要打出一個生孩子的時間來!”

他們不顧犧牲,堅守陣地,整整兩個小時后,孩子生出來了(這個可憐的孩子隨即被包裹起來,放在地上,留下一張請人收養的字條和幾塊銀圓),產婦匆匆上路。阻擊的戰士見到她,怒目而視。董振堂大怒:“你們瞪什麼瞪!我們今天革命打仗為的是什麼?”

每次看到這一段,都不禁熱淚盈眶——為先烈的艱辛,更為先烈的擔當。董振堂,真心英雄!

八

紅軍渡過於都河開始長征時,留守蘇區堅持斗爭的劉伯堅趕過來送別董振堂。這兩個男人的友誼,始於1926年9月17日內蒙古五原縣城的“五原誓師”大會,受邀擔任馮玉祥部隊總政治部副部長的共產黨員劉伯堅,登台演講:“我們的官兵兄弟都是貧苦工農出身,我們要革命,要為工農而戰,為工農當家做主的新中國而戰!”董振堂坐在台下,心靈受到極大震撼。從此,劉伯堅於他,亦師亦友。寧都起義后,董振堂在蘇區見到了闊別四年多的劉伯堅,后者任紅5軍團政治部主任,在將這支舊軍隊改造成紀律嚴明、聽黨指揮、不怕犧牲的紅軍隊伍過程中,劉伯堅付出了巨大心血。

於都之別,也是兩人的永別。

1935年3月初,劉伯堅在戰斗中左腿中彈,不幸被捕。敵人讓他帶著鐐銬,在江西大庾縣最繁華的街道示眾,他雖為囚徒,卻氣宇軒昂,路旁的人們敬佩不已。回到牢中,他寫下了著名的詩歌《帶鐐行》。這一年3月21日,劉伯堅被敵人殺害,時年40歲。毛澤東贊譽他為“我黨我軍政治工作第一人”。

劉伯堅犧牲前,還不知道自己的妻子王叔振,已先他一步在閩西游擊區犧牲了,他留下的遺書是:“我為中國革命沒有一文錢的私產,把三個幼兒的養育都要累著諸兄嫂。我四川的家聽說久已破產又被抄沒過,人口死亡殆盡,我已八年不通信了,為著中國民族就為不了家和個人,諸兄嫂明達當能了解,不致說弟這一生窮苦,是沒有用處。”

他犧牲后不到兩年,甘肅高台縣,在援軍被阻擊無法到達的情況下,董振堂率軍浴血奮戰9晝夜,與敵人戰斗到最后一刻,3000多人全部壯烈犧牲。董振堂犧牲后,殘暴的敵人砍下了他的頭顱,懸挂在高台城樓上。

董振堂是紅軍時期犧牲的最高將領之一,犧牲時任中央軍委委員、紅五軍軍長,年僅42歲。新中國成立后,中央派人到高台尋找他的遺骸,雖百般努力,終無所獲。

他甚至連照片也隻留下了一張:新中國成立后,董振堂的侄子董光權回到董家的老宅院,從殘垣斷壁的牆縫裡,找到了當年日本鬼子抄家時,他偷偷藏在牆縫裡的叔叔的照片。從牆縫取出時,照片下面三分之一已經霉爛,從多半身像變成了半身頭像。這張黑白半身照片,還是董振堂在西北軍時拍攝的。這也是迄今為止發現的董振堂唯一的原始照片。

九

照片中,董振堂神情英武剛毅,雙目炯炯有神。今人睹之,怎不肅然起敬!董振堂與劉伯堅,是同一類的悲劇英雄:他們播種,卻不問收獲。他們為了勝利而奮斗,卻沒有等到勝利的時候。 1935年元旦,蔣介石發出懸賞:朱德、毛澤東、徐向前,生擒者各獎十萬元,獻首級者各獎八萬元﹔林彪、彭德懷、董振堂、羅炳輝,生擒者各獎八萬元,獻首級者各獎五萬元……

后人總是在假設:假設董振堂不犧牲,1955年授銜時,他是元帥,還是大將?

寧都起義的部隊中,涌現了一大批黨內軍內高級干部,1955年到1964年,共有31人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將軍軍銜,其中1位上將、5位中將。

假設董振堂不犧牲……但他畢竟犧牲了,還有那麼多高級將領,都犧牲了:盧德銘、王爾琢、黃公略、張子清、鄧萍、左權、劉志丹、葉挺、彭雪楓……

歷史無法假設,但可以肯定的是:董振堂,還有那麼多犧牲的烈士,不是為了元帥或將軍的軍銜去奮斗,他們前仆后繼,是為了信仰。因為他們是忠誠的共產黨員。

董振堂受過委屈,第五次“反圍剿”時,由於博古、李德的錯誤指揮,紅軍與敵人以堡壘戰對堡壘戰,遭遇慘敗。丟掉廣昌后,董振堂提出不應該以紅軍血肉之軀去攻打敵人的碉堡,結果李德大怒,把失敗責任推到董振堂和彭德懷等人身上。當然,彭老總當時也雷霆大怒,沖李德吼出了那句著名的“崽賣爺田不心疼。”

也是在第五次“反圍剿”時,敵人玩“反間計”,在戰場上丟些材料,說董振堂要“反水”,拉隊伍重新回到國民黨陣營。關鍵時刻,董振堂堅信黨,最終黨組織也証實了他的清白。

董振堂犧牲的噩耗傳到延安,中共中央在寶塔山下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毛澤東深情地說,“路遙知馬力”,董振堂是“堅決革命的同志”。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得以成功,何等艱苦卓絕,哪是投機所得?大浪淘沙,意志薄弱者、信仰不堅定者,哪怕頂著耀眼的光環,最終也現出原形,比如張國燾,中共“一大”代表,最終卻成了可恥的叛徒﹔而董振堂,從敵對陣營過來,成為一名共產黨員后,至死都未忘記入黨時的誓詞:

“遵守黨綱黨章和紀律﹔絕對忠實,為黨工作,永不叛黨﹔保守黨的秘密,服從黨的一切決議﹔經常參加支部生活和活動﹔按期交納黨費﹔如有違上列各項願受黨的嚴厲紀律制裁。”

這份當年的入黨誓詞,至今保存在福建建寧革命紀念館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