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珍稀的“特種射手”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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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軍事史上有一段子承父業的佳話，“一門兩豪杰，父子皆將軍”。它的演繹者，就是開國上將之一的張宗遜和他的兒子張又俠（現任上將、中共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張宗遜，1908年2月7日出生於陝西省渭南縣赤水鎮（今臨渭區向陽街道辦事處）淹頭村一個農民家庭。1922年，他就讀於渭南赤水職業學校，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參加學生愛國運動，1924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6年考入黃埔軍校政治科，並加入中國共產黨。畢業后，他曾任國民革命軍第8軍第3師第9團政治指導員辦公室干事兼2營政治指導員、國民革命軍第24師新兵營排長、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第3營連長。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張宗遜參加了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任中國工農革命軍第1軍第1師第1團2營6連連長，后隨毛澤東上井岡山，參加創建革命根據地的斗爭。1928年5月，朱、毛會師之后，組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張宗遜成為第四軍的一名連長，是我軍創始階段的少數幾個連長之一。1929年1月，隨軍轉戰贛南、閩西，參加了創建中央蘇區的斗爭。1930年10月，任紅1軍團第12軍第36師師長，率部參加中央蘇區的五次反“圍剿”斗爭。1935年8月上旬，奉命到紅四方面軍第四軍任參謀長，和許世友一起，保衛黨中央繼續北上。隨后，調任紅軍大學參謀長兼高級指揮科科長，期間曾對張國燾的分裂行為進行過抵制。

抗日戰爭爆發后，張宗遜任八路軍第120師第358旅旅長，率部開赴晉西北抗日前線。1937年10月，他運用游擊戰術，取得雁門關伏擊戰的勝利。此后，他先后參加了百團大戰、爺台山反擊戰等重要戰役，旋任晉綏野戰軍副司令員、呂梁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1946年8月，張宗遜任大同前線指揮部司令員，指揮大同集寧戰役。1947年2月，張宗遜任陝甘寧野戰集團軍司令員，先后參與指揮宜川戰役、西府戰役、隴東戰役、荔北戰役等重要戰役。1949年2月，張宗遜任第一野戰軍副司令員，率部發動春季攻勢和陝中戰役，並參與指揮扶郿戰役、蘭州戰役等，對解放大西北作出重要貢獻。隨后，張宗遜任蘭州軍管會主任，夜以繼日地處理接管工作，安排部署剿匪事宜，為蘭州的社會穩定和生產恢復發揮重要作用。

新中國建立初期，張宗遜任第一野戰軍兼西北軍區副司令員、最高人民檢察署西北分署檢察長、西北軍政委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1952年10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軍校部部長，1955年4月兼任訓練總監部副部長。1971年2月任濟南軍區副司令員。1973年6月任總后勤部部長。

1955年9月張宗遜被授予上將軍銜，榮獲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1988年7月，被授予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1998年9月14日，張宗遜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0歲。

今年，是張宗遜將軍誕辰110周年。在緬懷革命先輩豐功偉績的時候，我猛然想起我的藏品中，就有一枚銀質獎章與張宗遜將軍有一段特殊的淵源。

這枚獎章得來還有點偶然。那是2011年3月，我在瀏覽相關收藏網站時，突然發現了這枚小銀章的出售信息。憑我多年練就的眼力，一眼就認定這是件真品！我生怕被別人買了去，便直接打電話聯系賣家，商定價格后立即轉賬，以最快的速度將這枚銀章收入囊中。當看到這枚小小銀章時，我真是有種欣喜若狂的感覺。

這是一枚鏈條挂式銀章，由銀牌和銀牌頂部的銀橫條、銀鏈圈組成。銀橫條連著14個銀鏈圈，用於將銀牌挂在上衣紐扣洞處﹔銀牌是橢圓形的，規格為45×30mm﹔銀牌正面最上方是一個五角星，星內有鐮刀和鐵錘組成的中國共產黨黨徽圖案，五角星周圍是光芒四射的線條﹔銀牌正中間有線條花紋，將銀牌分為上下兩部分，線條花紋上方是“特種射手”四個字，下方是“紅軍三十六師”6個字﹔銀牌最下方則是一個大大的“獎”字。銀牌背面還有一個印章（看不清楚內容）、一個“10”字。整枚銀章重約7克。

據史料記載，中國工農紅軍第36師是紅一方面軍的主力師，起源於閩西（福建省西部的簡稱）。1929年7月，閩西黨的一大提出了自上而下建立蘇維埃政權並建立紅軍的任務。1930年3月18日，在龍岩召開了閩西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成立閩西蘇維埃政府。隨后，閩西蘇維埃政府決定以平和的朱積壘團、龍岩獨立1團、上杭獨立2團、上杭獨立6團、永定獨立3團、連城獨立5團為基礎成立紅軍第9軍。4月，紅軍第9軍接受中央紅軍番號改稱紅軍第12軍。1930年10月紅軍攻佔吉安后，紅軍第12軍擴編為34、35、36師。其中36師師長正是張宗遜。在堅苦卓絕的土地革命戰爭時期，36師嚴格按照方面軍正規化要求，從嚴治軍，規定條令，設立獎章和獎懲制度，從一個地方游擊縱隊逐漸成長為紅一方面軍的主力師。

紅36師特種射手獎章是授予在戰場上精確射擊、英勇善戰、戰功顯赫的戰士們的。這是在當時那個非常特殊、非常艱苦的環境下，紅軍為節省每一個銅板、每一粒子彈而採取的行之有效的獎勵措施。這些獎勵措施的實行，大大鼓勵了紅軍戰士在戰斗中精確射擊、努力提高作戰效率、為贏得革命戰爭的勝利而奮斗。這枚獎章是閩西紅軍遺留的重要革命歷史文物，當時的發行數量本就不多，存世的則更是稀少。筆者曾經查閱了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館藏証章書目，並沒有發現這種獎章。福建博物院編印的《紅色遺珍》（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9月），收錄了館藏的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金屬証章15枚，也沒有這種特種射手獎章——其珍稀程度可想而知。

獎章的做工並不精細，精細的是它所體現的以張宗遜將軍為代表的廣大紅軍指戰員在艱苦卓絕的條件中，積極發揮主觀能動性為治軍用兵創造條件的巧思妙想﹔獎章的外表並不美麗，美麗的是曾經佩戴過它的紅軍戰士們為推翻舊世界建立新中國拋頭顱洒熱血的拳拳志士心！

當我手捧著這枚銀質獎章時，不禁思緒萬千：這不是一枚普通的獎章，而是一座豐碑，傾注了先輩們堅忍不拔的革命精神！在獎章閃閃的銀光中，我仿佛看到了昔日紅軍指戰員英勇殺敵的壯觀場面，看到了張宗遜將軍足智多謀的聰慧光芒。願這枚珍稀的小小銀章所代表的革命精神能繼續激勵今日的青年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斗！

（作者系中國收藏家協會紅色收藏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紅色收藏》雜志執行主編）

來源：《福建黨史月刊》201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