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龍路：那些年毛澤東在上海的生活圈

1.老漁陽裡2號陳獨秀寓所

2.大同幼稚園舊址

3.環龍路44號國民黨上海執行部舊址

4.楊開慧與毛岸英、毛岸青（懷抱者）在上海時的合影

在上海鬧市中心，有一條千余米長的馬路叫南昌路。它東起重慶路，西至襄陽路，北面距繁花似錦的淮海路不遠，南面是雍容高雅的復興路。

這裡是舊上海法租界的核心區域。上海開埠以后，二十世紀初葉，這裡還是一條毫不起眼的小河叫馬義浜（俗稱螞蟻浜）。1912年租界當局將馬義浜填河修路，恰好在上一年，有一位名叫環龍的法國飛行員帶了兩架小型飛機到上海表演，5月6日不幸因機械故障在跑馬廳墜機身亡。租界當局為了紀念他，便將這條剛剛修好的馬路，當中嵌著一條小路（現名雁蕩路）朝西取名環龍路，小路向南的極小一段叫陶爾菲斯路。但是誰也沒有想到，環龍路及延伸段陶爾菲斯路，卻是和毛澤東特別有緣的一條馬路。

環龍路2號老漁陽裡陳獨秀寓所（今南昌路100弄2號）

——毛澤東在這裡知道了“世界上有馬克思主義”

環龍路2號老漁陽裡（今南昌路100弄老漁陽裡），雖然前面有個“老”字，其實這條弄堂並不老，至1920年建成不過7年時間。為了和從霞飛路（今淮海中路）開建過來與它相通的新漁陽裡有所區別，於是它就變老了。老漁陽裡排列著二三十幢一客堂一天井、私密性很好的兩層樓石庫門公寓，民國初葉不少國民黨的大佬都居住在這裡。老漁陽裡2號是安徽督軍柏文蔚的公寓，1920年初他把寓所讓給了他的安徽老鄉陳獨秀居住，陳獨秀將他的《新青年》雜志編輯部也搬到了這裡。此刻他正和北京的李大釗緊密聯系，籌備建立一個新的政黨。在他的身邊圍聚著一批當時中國最優秀的知識分子——李達、李漢俊、陳望道、羅亦農、俞秀鬆、施存統等。1920年5月，毛澤東也風塵仆仆來到了這裡。

1919年末毛澤東在湖南領導了“驅張運動”，經過堅忍不拔的努力與社會各界的支持大獲成功。於是他率領“湖南驅張請願團”先是前往北京，拜訪了李大釗、胡適等，1920年5月5日抵達上海，住在了哈同路民厚裡29號（現安義路63號）。這是一幢兩層樓磚木結構的房子。5月9日他和隨同來滬的15歲小青年張文亮一起到黃浦江畔送別了又一批赴法留學的新民學會會員，在以后將近兩個月的時間裡，他多次趕到二三公裡以外的環龍路2號老漁陽裡陳獨秀的寓所，拜會陳獨秀。

當時毛澤東對比他大十多歲的陳獨秀是懷著十分崇敬的心情的。據蔡和森記載，毛澤東的《體育之研究》在《新青年》上刊登以后，他和蔡和森有過一次長談。他說：“沖決一切現象之網羅，發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書，以真理為歸，真理所在，毫不旁顧。前之譚嗣同，今之陳獨秀。其人若魄力雄大，誠非今日俗學所可比擬。”

在環龍路老漁陽裡這所不起眼的石庫門公寓裡，毛澤東很多次與陳獨秀促膝長談。后來毛澤東曾對斯諾回憶過這些談話：在上海“我和陳獨秀討論過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陳獨秀談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影響我也許比任何人要大”。“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在1945年的延安，毛澤東說，是陳獨秀最早告訴他“世界上有馬克思主義”（見毛澤東《七大的工作方針》一文）。

環龍路44號 國民黨上海執行部（今南昌路180號）

——毛澤東在此主持工作，他和楊開慧居住在甲秀裡，這是他一生中“最安穩、最富家庭生活氣息”的日子

1924年前后，是毛澤東早期革命生涯中極為重要的日子。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國共產黨在廣州恤孤院后街31號召開了第三次代表大會。在隨后舉行的中共三大一次會議上選舉出了中央局5位成員：陳獨秀、毛澤東、羅章龍、蔡和森、譚平山。后因工作需要，又增補王荷波。毛澤東第一次進入中央局並擔任中央局秘書，協助陳獨秀處理中央日常工作。1924年1月20日，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及黨的三大決議：中共黨員可以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並在國民黨內擔任工作。於是在國民黨一大選出的中央執委中，李大釗等當選為中央執委，林伯渠、毛澤東、瞿秋白等多人當選為候補執委。中共三大以后，黨中央機關又搬回到上海。1924年2月中旬，毛澤東再次來到上海。

當時毛澤東除了擔任中共中央局秘書外，同時擔任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執委、組織部秘書、文書科主任等職。這一次他居住在慕爾鳴路（今茂名路）甲秀裡7號（現威海路583弄雲蘭坊7號），距環龍路44號國民黨上海執行部不過1公裡。這一年端午節前后，楊開慧和她的母親帶著兩歲多的毛岸英，以及出生不久的毛岸青也來到這裡，一直住到1924年底。1937年初，毛澤東在延安與斯諾夫人海倫·斯諾的談話中稱：這段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安定、最富有家庭生活氣息的日子”。這段話刻在了甲秀裡毛澤東舊居。

上海是國民黨的一個重要據點。這裡當時雖然由江浙軍閥統治著，但依托著租界，江南財閥、國民黨的金主幾乎都居住在上海。原先擔任國民黨上海執行部負責人的葉楚傖是一位反共悍將，上海的共產黨人與國民黨右派屢屢發生沖突，連老同盟會員邵力子等也在國民黨上海執行部被右派分子打傷。在此情況下，毛澤東與惲代英、鄧中夏，以及毛澤東與陳獨秀等幾次聯名上書孫中山先生，要求嚴懲葉楚傖（見吳海勇著《毛澤東在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歷史再考察》）。孫中山決定撤掉葉楚傖，於是葉楚傖主動辭職，由毛澤東以國民黨中央候補執委、組織部秘書的名義主持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工作。當時毛澤東的主要工作是協調國共兩黨的行動，爭取國民黨左派的支持，堅定反擊國民黨右派的攻擊。同時根據孫中山先生的指示與國民黨一大的決議，對在上海的國民黨員進行重新登記。可是孫中山的這一決定不僅在廣州遭到不少人的反對，在上海更是阻力重重。羅章龍曾在回憶錄《椿園載記》中生動記錄了這麼一件事：一天，一個人沖到執行部樓上，碰巧胡漢民、汪精衛兩人都在，紛紛上前向此人打招呼。但此人講：我從同盟會開始，革命幾十年還要填表？可不可以免填？原來此人便是國民黨元老謝持。雖然汪胡兩人連連解釋此事是由先生（指孫中山）決定的，但謝持連拍桌子，勃然大怒，拂袖而去。“潤之說，派人送張表上門去，要秘書好好解釋一下，對所填內容可以放寬。后來謝持還是填了表。”謝持一填表，國民黨員重新登記工作在上海的開展順利了許多。

1924年3月，國民黨決定在廣州建立黃埔軍校，組建一支全新的革命軍隊，並決定由上海市執行部負責上海地區、長江流域和北方各省投考黃埔軍校學生在上海復考事宜。毛澤東親自挑選並介紹蔣先雲、伍文生、張際春等一批共產黨員到黃埔軍校學習。以后這些人都成了我們黨軍事力量的骨干。

從工作處環龍路44號到甲秀裡這1公裡多的路程，毛澤東每天往返，工作是辛勞的，但家庭生活卻十分快樂。楊開慧帶著兩個孩子相夫教子，毛澤東還時不時地委托她到工人夜校去講課，教授工人文化知識，有時他甚至抱著大兒子毛岸英在課堂裡聽夫人上課。一直到1924年末他因身體原因辭去了在上海執行部的工作，帶著妻兒一塊兒回到了湖南。

陶爾菲斯路341號大同幼稚園（今南昌路48號）

——毛澤東的3個兒子生活在這裡，他們和叔叔毛澤民在此永別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對共產黨人舉起了屠刀。7月15日寧漢合流，汪精衛也背叛了革命。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漢召開緊急會議，毛澤東提出：干革命一定要有槍杆子，我准備到農村山林去做“山大王”。8月底，他匆匆趕到長沙東鄉板倉，與楊開慧以及毛岸英、毛岸青和1927年4月4日才出生的毛岸龍道別，到鄉下領導秋收起義。

1930年10月，湖南軍閥何健抓住了楊開慧，將她以及毛岸英與保姆陳玉英關在長沙獄中，11月14日將楊開慧槍殺在長沙瀏陽門外識字嶺。

雖然毛岸英被鄉紳們保釋出獄，與兩個弟弟一塊兒回到了板倉外婆家裡，但他們生活困難，還時常受到何健“斬草除根”的威脅。毛澤東獲悉楊開慧犧牲，十分難過。他趁三弟毛澤覃到上海向黨中央匯報工作的機會，找到二弟毛澤民，讓他設法將三個孩子帶到上海。因為當時共產國際已答應接受一批中國革命烈士的遺孤，以及黨的領袖的子女赴莫斯科學習生活。毛澤民寫信給板倉楊開慧的母親以及其他親屬，還化名寄去了一點錢，讓他們盡快把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龍送到上海。

1931年春節剛過，楊老太太等帶著3個孩子來到上海，當天晚上就由毛澤民與夫人錢希鈞安排住進了旅館，他們經周恩來同意，決定把3個孩子送到共產黨辦的大同幼稚園。（參見錢希鈞回憶錄）

國民黨發動“四一二”政變以后，殺害了幾十位最優秀的共產黨領袖。烈士遺孤流落街頭，生活十分困難，有的孩子就此失蹤了。1929年周恩來指示“共濟會”的王弼，找一個可靠人士，辦一個幼稚園，專門收養烈士遺孤以及在前方作戰的領袖子女。王弼找到在中央特科工作的陳賡商量，他們不約而同想到了在上海聖彼得堂擔任牧師的董健吾。

董健吾是一位十分傳奇的人物。他因護送美國作家斯諾赴陝北而聞名於世。董健吾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但他又是一位虔誠的牧師。他與宋子文是同學，在國民黨上層有許多朋友。聽到組織上的決定，他一口答應，賣掉了祖上留給他在青浦的50畝田，租下了教友肖志吉在戈登路（今江寧路）441號的兩幢石庫門房子，在1930年3月辦起了“大同幼稚園”。作為掩護，園名是由國民黨元老於右任先生題寫的。過了不到一年，他又覺得戈登路的房子離英捕房太近，不夠安全，更重要的是把孩子整天關在石庫門裡，沒有活動場所，對健康不利。於是他就將幼兒園搬到了陶爾菲斯路341號（今南昌路48號）一幢坐南朝北的兩層樓房，這裡與環龍路正處在同一直線的位置，中間隔著一條通往公園的小路，環境幽靜，離法國公園（今復興公園）僅幾十米遠。天氣晴朗時，孩子們每天都可到公園裡去游玩。

當時在大同幼稚園工作的都是中共黨員或領導人的親屬，主要有李求實的妻子秦怡君（化名陳鳳仙），李立三的前妻李文英等。收養的孩子中有彭湃的兒子彭小湃、惲代英的兒子惲仲希、蔡和森的兒子蔡轉、李立三的女兒李力，以及楊殷的兒子、王弼的女兒等近20人。1931年3月，毛澤東的3個兒子毛岸英（8歲）、毛岸青（7歲）、毛岸龍（4歲）被送到幼稚園后，幼稚園的5位保育員和19個孩子還在法國公園拍過一張集體照。

1931年端午節，毛澤民與夫人錢希鈞要離開上海赴瑞金，臨行前，夫婦倆專門到法國公園看望在公園裡游玩的3個侄兒，詳細詢問了他們的生活情況。毛岸英還特意寫了一封短信，托叔叔帶給自己的父親。誰也不曾想到，就在毛澤民探望自己的侄兒后十多天，毛岸龍突然發燒腹瀉，陳鳳仙急忙抱著孩子趕到距離幼稚園不遠的廣慈醫院（今瑞金醫院）就診，醫生診斷為患了緊口痢，此病十分凶險。雖經搶救，但他還是在半夜裡病亡了。廣慈醫院是所有名的教會醫院，每一個就診病人都有詳細的檔案並要保存若干年。新中國成立后有關方面專門派人到院查過檔案，確鑿無誤。黨史研究員李靜峰1982年還專門就此事寫過文章，發表在該年的《黨史研究》第4期上。

由於顧順章的叛變，大同幼稚園的生存環境越來越凶險，被迫在1933年春解散。孩子們分別被親友或地下黨有關人士收養。毛岸英、毛岸青直接搬到了董健吾的家裡。1936年6、7月間，經董健吾穿針引線，由張學良資助並委派自己的部下李杜將軍，帶著毛岸英、毛岸青等坐輪船離開上海到法國，由當時在共產國際擔任中共代表的康生接到莫斯科。

環龍路，與毛澤東結緣頗深的一條馬路，神秘而又幽雅。幾乎每一幢小樓都隱藏著一個上海故事，等待著我們繼續去探尋、去講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