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英烈牆”上的江津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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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復旦大學校史館內的“復旦英烈牆”上，一個內嵌紅五星的花圈圖案下，有這樣一排文字——

鄒澤沛（1916-1941），四川江津人，中國共產黨黨員。1933年9月入復旦大學教育系學習，1936年4月在上海公共租界內被捕，1941年7月在獄中病故。

關於這位革命者的事跡，卻鮮少有人知道。

叛逆的少年

1913年，鄒澤沛出生在四川省江津縣（今重慶市江津區）龍門場沱灣街144號（“復旦英烈牆”上其出生時間有誤——作者注）。父親鄒德銘和母親王氏在當地經營一家專營烤酒和榨油的商號——“興義社”，維持全家生活。三年后，母親生下弟弟鄒澤錫。這時，商號生意開始暗淡，父親又生了重病。

商號生意雖然不景氣，但鄒家仍希望有人通過讀書出人頭地。鄒澤沛7歲時，父親將他送到一德鎮高等小學讀書。由於讀書認真，深受老師和同學喜歡。

1927年秋，鄒澤沛考入江津中學。入學時，學校正鬧學生運動。鄒澤沛積極參加集會和游行，並帶頭高喊“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等口號。他還與黃宇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曾任電力工業部副部長——作者注）等同學一起傳閱進步書籍。

快要畢業那年，發生了“籃球事件”，將鄒澤沛推到風口浪尖。這年上期，鄒澤沛給龍門小學校長黎昌輝寫信，說他將帶回八九個同學，欲與小學老師開展籃球比賽。黎昌輝欣然答應並表示歡迎。

一天，鄒澤沛帶著同學回到龍門場，卻見校門緊閉，不見人影。一問才知，校長黎昌輝聽說他在江津中學是“領頭鬧事”的“涉紅”分子，於是拒絕球賽並關閉校門。鄒澤沛不堪受辱，領頭砸了校門和窗戶，並寫下“打倒言行不一的校長黎昌輝”等標語滿街散發。

之后，學校將鄒澤沛告到縣政府，江津中學責令他回龍門場當面向黎昌輝道歉。但在道歉過程中，黎昌輝傲慢無比，惡語譏諷，又造成糾紛。在江津中學無法立足的他，隻好返回龍門場，在場上招了十多個學生，辦起了私立小學。

考入復旦大學

“興義社”商號的生意愈加難做，鄒澤沛父親臥病在床，商號的事全由二弟鄒澤錫摸索著打點。父親多次將鄒澤沛叫到床前，告誡他不要惹是生非，好好學做生意。但他哪裡聽得進，對家人說隻想到成都讀書，父親堅決不允。無奈之下，他隻好求助二弟暗中支持。臨走時，他送給二弟一本書，封面上寫有一句贈言：要得人類解放，貧雇家當家作主。

鄒澤沛首先來到成都高等師范學堂學習，不久離開成都到了北平。之后，他來到上海，考入復旦大學教育系。

鄒澤沛入學不久就參加了黨組織領導的“教聯”，接著入了團。“教聯”屬於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領導，在黨內受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領導，成員有黨員，也有傾向共產黨的積極分子。當時，“教聯”的主要任務是：發展革命勢力，在教育界開展革命活動，同時對革命教育進行研究，對反動教育展開批判。

鄒澤沛一邊學習，一邊積極參加學潮，策動學生運動。他常到街上宣傳演講，由於聲音洪亮，吐詞清楚，口若懸河，常常吸引一大群市民傾聽並贏得掌聲。

“要讓同濟大學燃起革命之火，而且越加旺盛，這就要發揮團組織的作用……”已入黨的鄒澤沛接到上級指示，要他到同濟大學組建團組織。他立即來到同濟大學，代表組織與同濟大學的李欣、陳平及唐英之三位團員接上了關系。不久，同濟大學團支部成立，鄒澤沛對團支部工作進行部署。

這一年，鄒澤沛給家裡寄回一封信和照片。信中話不多，隻說他在復旦大學讀書。照片中，他身穿白色學生裝，手扶自行車，腳穿皮鞋，很洋氣。其實，早有消息傳回老家，說他在上海不僅沒讀書，而且參加了“亂黨”組織。父親鄒德銘痛心疾首，病情加重。

走上職業革命生涯

由於工作努力，鄒澤沛被調往江蘇省團委工作，並任上海滬西區團委書記。當時上海無市一級組織，各區工作由江蘇省委直接領導。不久，他又被任命為滬西區委組織部長。由於出色的演講口才和宣傳鼓動能力，1936年1月，他被任命為共青團江蘇省委宣傳部長。

鄒澤沛非常關心上海各個大學團組織的工作，常去參加支部生活，並幫助制定發展組織計劃。他帶去《團員常識》《群眾的團》《反對左傾關門主義》等學習材料讓大家學習，對團員政治思想水平和斗爭能力的提高起到了很大作用。當時，同濟大學團組織負責人李欣想去紅軍大學求學，他認為在白區總是作隱蔽斗爭，不能大顯身手。鄒澤沛了解李欣的想法后，找他促膝談心：白區工作屢遭破壞，你若走了，誰來堅持白區工作？再說，你在斗爭中學習，可以積累豐富的斗爭經驗……在鄒澤沛的勸說下，李欣打消了去紅軍大學的念頭，繼續留在白區從事革命活動。

一次，鄒澤沛通知李欣前來領取宣傳革命的印刷品。這是一項極為保密的工作，鄒澤沛囑咐李欣先去大新公司買日用品，然后用日用品的包裝盒裝宣傳品。李欣按此方法將宣傳品進行了包裝，在返回途中，遭到敵人搜查。敵人掀開背包看了看，沒發現可疑的地方，就放行了。由於鄒澤沛的細心安排，李欣圓滿地完成了任務。

監獄中的斗爭

1936年4月1日深夜，共青團江蘇省委遭到破壞，鄒澤沛不幸在公共租界被捕。與鄒澤沛住在一起的共青團江蘇省委代理書記許亞同時被捕。

兩人被收押在新閘捕房。因當局不了解他們的真實身份，為了搶功，沒有將他們引渡給國民黨警察署，而是直接由捕房向公共租界的法院起訴。審訊中，許亞、鄒澤沛鎮靜自若，對答如流。由於鄒澤沛言辭縝密，邏輯性強，捕房前后四次提訊，都未找到破綻。最后，捕房隻能根據抄獲的一些証據，宣判他們是共產黨重要分子，以“危害民國罪”判處八年徒刑。宣判后，鄒澤沛等人被監禁於上海提籃橋監獄。

上海提籃橋監獄又稱西牢，是當時遠東最大的監獄。這裡的政治犯不多，都集中關押在一棟房子裡。西牢當局對政治犯採取了嚴密的隔離措施，牢房前是一條走廊，走廊的東西兩頭安裝了堅實的鐵門。鐵門平時緊閉，牢房每間僅3平方米，每人一個號子。

在獄中，鄒澤沛化名李文新。他認為，應該把監獄中的政治犯組織起來同敵人作斗爭，並加強他們的教育和理論學習，提高思想覺悟，以便更好地從事革命工作。這一設想得到大家贊成。他們利用早晚放風的機會，秘密地交流意見，經過協商，最終在政治犯中成立了“同難社”，訂立了章程，確定了活動內容，並選出許亞、鄒澤沛等為領導人。二人還創辦《同難生活》雜志，以此為陣地，開展斗爭。

這些政治犯中，有七人曾在共青團江蘇省委工作。於是，許亞、鄒澤沛又暗中籌建團支部，他倆被選為支部負責人。支部建立后，團結了西牢政治犯，加強了大家的聯系，推動了同監獄當局的斗爭。同時還進行了階級教育、氣節教育和政治理論學習，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

獄方害怕政治犯進行政治活動，他們規定除了《聖經》等宗教書籍可供閱讀外，其他內容的書不准閱讀，更不准犯人親屬送入。於是，“同難社”向獄方提出要求，准許親屬擴大送書范圍，准許用被捕時身上的存款買書等。經許亞、鄒澤沛等多次斗爭，獄方終於同意了他們的“讀書要求”。

政治犯的家屬起初以送《三國演義》《水滸》等書作試探，然后有計劃地送入哲學、經濟學等書籍。恩格斯、列寧的著作，新經濟學大綱，唯物辯証法教程等十多種書籍，陸續被送進西牢，甚至還夾帶了《論持久戰》單行本。這些書在政治犯中秘密傳閱，有的難友風趣地把監獄稱為“香港大學”。

鄒澤沛能言善辯，口鋒凌厲，無論是對政治犯的教育還是面對監獄當局的斗爭，他都出色地完成任務。在每次放風中，他總會找人談話、辯論，在未說服對方之前，不肯罷休。他的講話通俗易懂，大家很喜歡聽他講理論，因此稱他為“理論家”。在他的幫助下，獄中許多同志經受了鍛煉，接受了馬列主義教育。

其間，鄒澤沛給黃宇齊寫了一封信，信中說他在上海的生意蝕了本，很困難，希望能寄錢給他，這實際是在暗示對方他已被捕。1939年初冬，鄒澤錫收到一封來自上海提籃橋監獄的信。信中稱鄒澤錫為“表弟”，寫信人自稱“表兄李文新”，講述了他正在監獄，希望盡可能寄錢給他等內容。鄒澤錫一眼認出這是大哥鄒澤沛的筆跡，從而証實了黃宇齊早前暗中傳來的信息屬實。鄒家人忍著悲傷，寄錢到監獄。53歲的父親得到這個消息，更是捶胸頓足，三天后溘然長逝。

鄒澤沛並不知道父親離世，他在獄中仍堅持斗爭。他的身體本就瘦弱，加上營養不良，忘我工作，特別是獄方的折磨，使他罹患了肺病。敵人發現他是“頭目”后，對他的折磨和拷問更加狠毒。

鄒澤沛的病情日益嚴重，他向獄方提出購藥的請求，獄方根本不予批准。他整天咳嗽不止，有時竟咳出血塊。1941年7月的一天深夜，年僅28歲的鄒澤沛在獄中病逝。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時任湖北省委統戰部長的黃宇齊在多種場合講述鄒澤沛在獄中斗爭的英勇事跡。1959年9月2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頒發了由毛澤東簽署的“字第01306號”《革命犧牲工作人員家屬光榮紀念証》。不久，江津縣和龍門鄉兩級黨政負責人將“紀念証”送到了龍門場沱灣街144號鄒家。

來源：《紅岩春秋》201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