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報告引發的“打虎”運動

1951年底，黨中央在全國發起了以“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為主的“三反”運動。隨著運動的深入開展，“打虎”成為這場運動的聚焦點。為什麼在新中國剛成立、各項事業熱火朝天推進之時，要開展“打虎”運動？

東北局的一份報告

1951年8月31日，東北局召開的一次黨員干部大會提出，自東北轉入經濟建設工作為中心后，一些黨員干部經不住資產階級的誘惑，產生了嚴重的貪污蛻化。不僅如此，在東北一級機關中也產生了嚴重的官僚主義，他們對於盜竊國家財富、侵吞公產的行為熟視無睹。大會建議在東北一級機關開展群眾性的民主運動，重點揭發、打擊貪污蛻化以及官僚主義現象。隨后，東北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反對貪污蛻化、反對官僚主義運動。近三個月中，共揭發3629人有貪污行為，僅東北貿易部檢舉揭發的金額就高達5億元人民幣（舊幣，下同）。由此，貪污現象得到有效遏制，機關開支也隨之大大緊縮。11月1日，東北局將開展這項運動的情況向黨中央作了匯報，並第一次將增產節約和反貪污斗爭聯系起來。毛澤東閱后敏銳地覺察到，政府部門各級干部貪污腐化問題不僅在東北，而且在全國范圍內都是一個相當嚴重和迫切的任務。

當時，抗美援朝戰爭已呈現長期化的態勢。為支持抗美援朝戰爭，1951年國家的全年預算比1950年預算增加了60%，其中總預算的32%直接用於朝鮮戰場。而未來的一年，國家計劃進行多個重點項目的建設，這都需要巨額的資金投入。新中國面臨著一個非常尖銳的矛盾：支出大幅度增加，但財政收入十分有限。要解決這個矛盾，唯一的辦法隻能是增產節約。10月23日，在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開幕式上，毛澤東提出要開展增加生產、厲行節約的運動。他強調，為了支持抗美援朝戰爭，為了支持中國人民志願軍，我們必須增加生產，厲行節約，這是中國人民當前的中心任務。隨后，增加生產、厲行節約運動在全國轟轟烈烈開展起來。

毛澤東下定“打虎”決心

東北局報告上來之后，中央又陸續接到其他各地反映黨員干部貪污受賄腐化墮落的報告。北京市的報告反映，其機關和企業部門中發現有貪污分子600多人，貪污金額共達15億元。西南區的報告反映，1950年上半年該區就發生貪污、瀆職案件2000多件，折合人民幣110余億元，糧食200多噸。尤其是天津地委前任書記劉青山和時任書記兼專員張子善的貪污問題令人觸目驚心，這兩人膽大妄為，暗通曲款，動用各種糧食折款30.4億元，同時還克扣工程款獲利22億余元，冒充修建名義騙取銀行貸款40億元私用。這些情況報到中央后，毛澤東和黨中央深感事態的嚴重，更加堅定了“打虎”的決心。

1951年12月，中央出台了《關於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明確提出全體黨員和干部，凡是利用職權進行貪污、浪費，都屬於嚴重的犯罪行為。在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下，黨政軍三個系統，自上而下在各級分別成立增產節約檢查委員會，由主要領導同志專司負責，徹底揭露打擊各種貪污行為，對大貪污犯予以重點懲處，對中小貪污犯主要是教育改造。這樣，新中國第一場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斗爭，在全國范圍內大張旗鼓地、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

“打老虎”必 須“窮追務獲”

自1952年1月中旬后，“打虎”成為“三反”運動的高潮和焦點。當時規定，貪污1000萬元以上的是中小“老虎”，貪污1億元以上的是“大老虎”。在這一階段，毛澤東為推動全黨全國全軍強力“打虎”，批轉了大量的報告，寫了很多的指示、批語和書信。他強調：“無論黨政軍民哪一系統，哪一機關，隻要大批地管錢管物的，就一定有大批的貪污犯”，要求把注意力集中到搜尋大老虎上，窮追務獲﹔對還沒有做出“打虎”預算的，要抓緊預算報告中央﹔要總結“打虎”經驗，組織專門“打虎”力量，向“大小老虎”突擊，對“打虎”運動進行了強有力的指導。

在毛澤東和黨中央的有力推動下，全國的“打虎”運動走向高潮。河北省在保定召開對劉青山、張子善的公判大會，在全國引起極大震動。北京市召集各單位領導開會，責成上報“打虎”的具體數目，要求主要領導親自上陣“打虎”，務期必成。隨后“許多原以為沒有或很少老虎的，查出了許多老虎”。華北軍區通過組織“打虎基干隊”，專案專人，包打包查，把“打虎”專業化，在5天內查出“大小老虎”288隻，其中“大老虎”12隻，貪污款額總計65億元。廣東則是先找“老虎窩”，然后大膽懷疑，作出假設，進行搜集材料，最后對材料分析，找出矛盾。小會擠，大會壓，個人談。每一個“老虎”都開一個“戶頭”，登記材料。這樣，不管“老虎”如何老奸巨猾，都可以攻破。當時，在廣東廣為流傳著一首順口溜：“貪污分子你睜開眼，兩條道路由你挑。一條活路，一條絕路﹔一條光明，一條黑暗。想想吧，看你走向哪一條？徹底坦白，從寬處理，拒絕坦白要嚴辦。”

“打虎”運動是新中國成立后為保持黨政機關的廉潔、反對貪污腐敗的初戰，對黨執政條件下保持自身廉潔的一次有益探索。通過“打虎”運動，懲戒和肅清了黨內的一批貪污腐敗分子，震懾了全體黨員尤其是高級領導干部自進城后日趨嚴重的拜金主義思想和權力尋租現象，有力抵制了舊社會惡習和資產階級的腐蝕。正如鄧小平所說，不進行“三反”運動不行，但早進行條件不成熟，再遲一點更不行，那一時期是條件最成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