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伯承軍事生涯中的兵法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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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伯承是中外著名的軍事家，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勛之一。在長期的革命戰爭年代，他以淵博的學識和卓越的才能，組織指揮了許多重大戰役，不僅戰功卓著，而且有突出的軍事才能和用兵之道。朱德總司令曾評價說：“他在軍事理論上造詣很深，創造很多。”陳毅元帥贊揚他“論兵新孫吳”，是當代杰出的兵法家。曾與他並肩作戰的鄧小平說劉伯承用兵“在國內外屈指可數”。

被譽為“川中名將”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四川和全國許多地方很快樹起了起義和獨立的旗幟。劉伯承為此感到歡欣鼓舞。他特別驚異於革命武力的神奇作用，決心到萬縣投身學生軍，走一條富國強兵的道路。

年底，他參加了學生軍，1912年春以文武各課兼優的成績考入重慶軍政府將校學堂。在將校學堂裡，他勤奮苦練，一絲不苟。為了加深理解動作要領，他經常利用課余時間單獨加練，軍事理論上注重掌握一般的概則和戰術條目，認真鑽研中國古代兵法家孫武、吳起、司馬穰苴和劉伯溫等人的著作。將校學堂十個月的生活，奠定了劉伯承軍事生涯的基礎，初步養成了他嚴謹、縝密、勇猛、沉毅、果敢的性格和良好的軍事素質。

年底，劉伯承提前在將校學堂畢業，被分配到川軍熊克武第五師任司務長，不久改任排長。1913年7月，第五師響應孫中山發動的“第二次革命”，在四川境內與北洋軍進行戰爭。劉伯承隨部隊到綦江作戰。戰斗打響后，他奮勇當先沖向敵陣，到了敵人跟前才發覺自己的一排人多數沒跟上來，隻好退下來。生平第一仗就沒有打好，給劉伯承留下深刻的印象，事過多年他還記憶猶新地說：“當時，我是有勇無謀，隻管一個人沖在前面，沒組織好一排人。”

8月，部隊轉攻瀘州附近的寒場坡。他吸取了上次戰斗的教訓。事先對全排士兵作了動員和組織，攻擊中又抓住了敵人的薄弱環節，因而一舉突入敵人陣地。劉伯承的勇敢和主動精神，受到上司的贊賞，不久被升為連長。

這位始入社會、初歷戰陣的青年軍人，絲毫不因暫時的挫折和成功而氣餒或驕傲，而是表現出願為共和大業戰斗到底的昂揚氣概。

從1920年7月起，劉伯承擔任熊克武第二混戰旅第一團團長，到1923年9月因大腿負重傷暫時離隊止。三年間，劉伯承每逢作戰便被旅長張沖委為第一路指揮官，率領主力作戰。這期間，全國政局動蕩不定，四川的政治風雲也反復多變，軍事斗爭大多演變為軍閥混戰。劉伯承主觀上認為自己是站在孫中山的旗幟下為正義而戰，為救國救民而戰，此時的他還不能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來評判戰爭的是非。多年來，在硝煙戰塵中出生入死，加上自己勤於鑽研，他的軍事指揮才能得到相當大的提高，雙方的指揮官都視他為軍事奇才。

1923年四川討賊戰爭中，劉伯承指揮第二混戰旅縱橫馳騁，先用長途奔襲手段解決叛軍一個旅，再在成都東南的龍泉驛堅守四晝夜，抗擊了數倍於己的敵軍猛攻，保住成都城不落敵手。劉伯承“川中名將”的聲名從此大噪。

領導參謀團成為南昌起義中堅力量

1927年7月27日，南昌起義前敵委員會書記周恩來在江西大旅社召開前敵委員會會議，劉伯承參加了這次會議。周恩來概述了起義的目的和方針，強調了要周密准備，出敵不意，一舉告成。會上，周恩來提議設立參謀團，參謀團以劉伯承為參謀長，獲得與會者一致贊成。會議決定了起義機構的組成之后，即由參謀長劉伯承介紹敵情。

經過幾天的了解和研究，劉伯承對南昌周圍以及環繞江西全省的敵情，已經摸得很透。他根據武漢政府與南京政府陳兵相對的形勢，一一說明了屬於武漢政府系統的朱培德、程潛、張發奎、唐生智等各路軍閥在江西境內的布防態勢和企圖，又說明了屬於南京政府系統的李濟深、陳濟棠、薛岳等軍閥可能進犯江西的兵力和部署。他強調指出：“從武漢政府和南京政府環贛兵力來看，我們是處在十萬大軍的包圍中。但目前寧漢對立，相互陳兵戒備，一時不可能聯合起來對付我們，我們要鑽這個空子，在敵人來不及增援的情況下，發動南昌暴動，速戰速決，奪取起義的勝利，然后會師東江。”

接著，他進一步分析了南昌市內外的敵我態勢：“在南昌市內和近郊，總計我黨可以掌握的兵力約20500人，敵人隻有5個主力團等1萬余人，我們佔優勢，包圍著敵人。在吉安、臨川、九江等地，又有優勢的敵軍包圍著我們，有的24小時可以趕到南昌，有的兩天內可以趕到。因此，要在一個夜晚全部解決戰斗，如果讓敵人增援部隊到達，戰局就復雜了，下一步行動就增加了困難。”

在極短的時間內就把敵情摸得這樣清楚，與會者都十分佩服劉伯承這位川中名將的軍事才能。

8月1日凌晨2時，由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人領導的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南昌起義爆發了。賀龍、劉伯承率領二十軍攻打位於鼓樓附近的朱培德的第五方面軍總指揮部及其下轄的第七十九、第八十團。由於起義軍各部英勇奮戰，很快打垮了敵人的抵抗，清晨3時，起義軍完全控制了南昌。

8月1日上午9時，在原省政府西花廳召開了中國國民黨各省黨部及特別市黨部、海外黨部代表聯席會議，會上選舉產生了革命委員會，下設秘書廳、參謀團等機構。可以說，當時的軍事活動參謀團實際上成了起義軍的領導中樞。

參謀團按原定計劃部署南進。8月1日下午7時，在總指揮部召開參謀團會議，研究南進的路線，由劉伯承主持會議。南進的目的是到廣東東江地區，利用那裡的群眾革命基礎，並依靠海口取得國際援助，組織力量重新北伐。由南昌到東江有兩條路線，一條是大路，經吉安、贛州、韶關、廣州進入惠州地區﹔一條是小路，經臨川、會昌、尋鄔進入嘉應州地區。會上發生了走大路和走小路兩種主張的爭執。劉伯承分析了走大路前有4萬敵軍阻截，后有1萬余敵軍追擊，以寡敵眾，難操勝券。走小路則沿線僅有3000敵軍，受地形制約敵人無法快速調集兵力，遂得出走小路的結論，經會議一致通過。

起義軍於8月3日至6日撤離南昌，向南進軍。第十一軍、第二十軍兩路並進，佔壬田，下瑞金，勢不可擋。敵軍錢大鈞屯兵會昌阻擊。劉伯承建議第二十軍沿瑞金至會昌的大道，從東北面發起進攻，以吸引敵人的注意力，第十一軍經西江市、洛口，從西北面發起攻擊，以防錢大鈞由會昌退回於都溜走。起義軍按劉伯承的建議行動，於8月30日向會昌發起攻擊，葉挺指揮第十一軍兩個師擔任主攻。攻擊一度受挫，劉伯承陪同葉挺到陣地前沿視察，及時調整部署，終於將會昌攻克。這一仗消滅敵軍6000余人，錢大鈞帶領殘部狼狽逃竄。

蔣介石哀嘆這是“最大的恥辱”

1928年下半年，劉伯承被調到蘇聯當時最高軍事學府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在這裡，他認真學習軍事戰略戰術，曾在中東路戰爭前負責工人游擊隊的訓練任務，他出色的組織能力和軍事才能得到學院領導的稱贊。

1930年底回國后，劉伯承輾轉到上海，后又到瑞金，兼任瑞金衛戍司令，負責主管紅軍部隊、瑞金學校和縣地方武裝。1931年10月，調任紅軍總參謀長，到前方協助總司令朱德、總政治委員周恩來指揮作戰。

1932年底，第四次反“圍剿”開始。蔣介石調集來“圍剿”中央根據地的總兵力有50萬，分左、中、右三路，以中路軍總指揮陳誠所轄11個師為主力。陳誠不顧左、右兩路軍觀望不前，自率中路軍長驅直進。中央紅軍總兵力約4萬人集結待機。

反“圍剿”戰役一開始，中共蘇區中央局便制定了《作戰新計劃》，不從戰場實際出發，硬要紅軍攻佔南豐。紅軍按計劃強攻南豐失利，朱德、周恩來與劉伯承經過反復研究，斷然放棄強攻南豐的計劃，改為以小部隊佯攻，主力撤走，尋機伏擊援敵。劉伯承領導總參謀部緊緊掌握敵軍的行蹤，及時向朱德、周恩來報告情況和提出建議，爾后根據朱德、周恩來的決心制定作戰方案，最緊張時曾一日三易方案。

1933年2月28日，終於贏得了良機，在黃陂、霍源地區殲敵五十二師全部和五十九師大部。接著，利用陳誠急於報復的心理，又於3月21日在草台崗、東陂地區殲敵王牌部隊十一師全部和九師、五十九師各一部。紅軍兩戰兩大勝，徹底粉碎了國民黨軍的第四次“圍剿”，聲威大振。敵人驚慌失措，沮喪至極。陳誠急得吐血，蔣介石哀嘆這是他“最大的恥辱”，“有生以來唯一之隱痛”。

獨創“重疊待伏”戰法

1937年7月，抗戰爆發后，劉伯承任一二九師師長。9月30日，他親率七六九團作為先遣隊出師抗日。

渡過黃河后，劉伯承和部隊在侯馬乘火車。一路上，他查閱了有關兵要地志，研究經各種途徑收集來的情報資料，分析晉北前線的戰局發展。行前，八路軍交給一二九師的任務是向原平縣東北山地挺進，側擊日軍后方，配合國民黨軍組織忻口防御戰役。

根據這個任務，劉伯承設想了初戰的打法。火車由太原開往五台縣東冶鎮的途中，他向七六九團團長陳錫聯講述了忻口戰役的態勢，指出完成側擊任務的關鍵是要大膽機斷，扮敵側背。他告訴陳錫聯說：“我在東冶附近下車，要到五台山總部去開會。第一仗一定要打好，出師抗日的初戰勝利特別重要，不但影響到我們的士氣，也影響到共產黨、八路軍的威望，不要辜負全國人民對我們的期望。你們團單獨行動，既要大膽，又要謹慎﹔抓住戰機，機斷專行。”

七六九團按照劉伯承的指示，迅速遷回到忻口外圍北路日軍的右側背，10月19日在代縣陽明堡奇襲日軍的飛機場，毀傷敵機20余架，斃傷敵百余名，取得了一二九師出師以來的第一個大勝利，給了忻口戰役以一定的支援。劉伯承后來在一次總結中稱贊這次戰斗的特點是“偵察清楚，部署周到，動作突然干脆”。

陽明堡戰斗后，劉伯承又親自指揮了七亙村戰斗，創造了“重疊的待伏”這種奇妙的戰法，並命名為“重疊待伏”法。在同一地方打伏擊乃兵家大忌，但劉伯承創造了三天之內，在同一地點、同一山溝連續兩次設伏殲滅日軍的經典戰例。

當時，當忻口日軍遭到國民黨軍與八路軍的前后夾擊，攻勢受挫時，石家庄日軍沿正太路進攻娘子關，直趨太原，兵力部署上則採取正面猛攻，側翼迂回。防守娘子關的國民黨軍隊告急，八路軍總部命令剛剛到達平定一線的一二九師主力馳援。劉伯承率三八六旅趕赴娘子關前線。

10月21日，劉伯承到達柏井國民黨軍第三軍指揮所，軍長曾萬鐘介紹了防御部署和前線戰況。劉伯承當即指出：右翼警戒線必須火速派兵，嚴防日軍偷襲。曾萬鐘並不以為然。劉伯承遂率三八六旅趕往右翼警戒線上的要點七亙村。

果然不出所料，日軍正從這裡派兵透入。26日，劉伯承指揮三八六旅一部設伏七亙村，打擊了日軍的軸重部隊，殲其300余人，繳獲騾馬300余匹和大批軍用物資。

前方需要彈藥和糧食急如星火，日軍必然盡快再向平定運輸軍需品。劉伯承判斷日軍急於向娘子關防御陣地的側翼增兵，心理又很驕橫，不會因遭到小的打擊而停止從七亙村通過。同時，預料日軍會以為八路軍不會在同一地點再次設伏，便一面制造假象，佯裝撤離遠去﹔一面果斷地在隔了一天后，於同一地點部署和指揮了第二次七亙村伏擊戰。

28日上午，日軍又從測魚鎮出動，這次警戒更加森嚴，以100余騎兵和300余步兵掩護輜重西進。11時許，早已隱蔽於此的八路軍等日軍輜重進入了伏擊圈后，各種武器一齊開火。日軍被擊斃百余人，八路軍又繳獲一大批軍需品和騾馬。八路軍僅傷亡10余人。

國民黨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衛立煌贊嘆不已，稱此戰為“戰史上的奇跡”，譽劉伯承為“當之無愧的名將”。后來，不少國家將這一戰法寫進了軍事教科書。

提出“攻弱則強者亦弱，攻強則弱者亦強”著名戰術原則

1945年9月7日，劉伯承和鄧小平發出了上黨戰役第一號作戰命令，隨即率指揮部開赴前線。

這次戰役，劉伯承和鄧小平率3.1萬兵力對閻錫山軍3.8萬人，取得殲敵3.5萬人的重大勝利。這是人民軍隊在解放戰爭時期的第一個大勝仗。它有力地配合了毛澤東在重慶的談判斗爭﹔使晉冀魯豫軍區野戰軍背后有了靠山，為很快轉入平漢路作戰創造了條件。

10月中旬，國民黨軍孫連仲部三個軍由新鄉沿平漢線北上，打算打通平漢鐵路，以利往平津和東北運兵打內戰。為了打破國民黨軍的這個企圖，劉伯承和鄧小平奉命到邯鄲地區組織平漢戰役。劉伯承、鄧小平運籌帷幄，制定和下達了新的戰術指示，提出了“攻弱則強者亦弱，攻強則弱者亦強”的著名戰術原則。劉伯承在布置作戰任務時，進一步要求部隊：“對強大的敵人，要像貓逮老鼠那樣，先把它盤軟，再把它吃掉。”

這一戰略決策，取得了滏陽河河套預設殲滅戰、隴海反擊戰役和定陶戰役的徹底勝利，給國民黨軍以極大震動。

接著，劉伯承、鄧小平率領大軍繼續在冀魯豫戰場縱橫馳騁，與兵力佔優勢的國民黨軍斗志斗法，運用靈活多變的戰術，連續舉行了鄄南、滑縣、巨（野）金（鄉）魚（台）等戰役。

鄄南戰役，劉伯承殺了敵人一個回馬槍。那是10月中旬，為打破敵人密集推進的態勢，創造戰機，劉伯承率野戰軍主力回師黃河南岸休整，敵人長驅直追。劉伯承發現進至鄄城以南的敵劉廣信旅處於孤立的地位，遂以小部隊迷惑抑留強敵，主力則以急行軍直扑鄄南，一舉殲滅了8000多名敵人，繳獲美式榴彈炮等火炮130余門。劉伯承用這些炮組建了野戰軍的第一支炮兵部隊。

滑縣戰役，劉伯承成功地運用了“猛虎掏心”戰術。11月4日，野戰軍在蹼陽縣白衣閣召開了團以上干部會議。劉伯承在會上總結了4個月作戰的經驗，指出要進一步運用運動戰方針來殲滅敵人有生力量。滑縣戰役於11月18日發起，攻擊目標是駐守在滑縣一帶的敵孫震集團。劉伯承指揮部隊避開敵人的前鋒據點，突然透入其縱深八十余裡，先攻殲了3個旅部，然后攻殲其下屬部隊。由於先打敵指揮中樞，造成敵整個部隊的混亂，經4天戰斗，共殲敵1.2萬余人，取得了戰役的勝利。

巨、金、魚戰役，劉伯承採用了“攻其所必救，殲其救者﹔攻其所必退，殲其退者”的戰術。戰役開始，晉冀魯豫野戰軍圍攻金鄉等城，吸引了敵方先覺、張嵐峰、劉汝珍等由魚台、定陶、菏澤來援。劉伯承逐次轉用兵力，各個擊破。戰役自12月30日始，至1947年1月16日止，共殲敵2.6萬余人。

這次戰役的勝利，摧毀了國民黨軍聯系東西戰場的樞紐，為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打下了基礎。

採用“三個回合”取得戰略突擊勝利

1947年6月，劉伯承、鄧小平根據中共中央、毛澤東的指示率部千裡躍進大別山。

大別山是國民黨軍戰略上最敏感而又最薄弱的地區。晉冀魯豫野戰軍佔了大別山，就可以東懾南京，西逼武漢，南扼長江，瞰制中原。蔣介石極為恐慌，嚴令23個旅跟過淮河，尾隨晉冀魯豫野戰軍進行追擊，妄圖乘晉冀魯豫野戰軍立足未穩，奪下這塊戰略要地。

大別山的斗爭是艱巨的。毛澤東曾就晉冀魯豫野戰軍在大別山的前途作了三個估計：一是付了代價站不住腳，二是付了代價站不穩腳，三是付了代價站穩了腳，並指示部隊要從最困難方面著想，爭取最好的前途。

劉伯承和鄧小平決心按照中共中央、毛澤東的指示精神，用大量殲敵和發動群眾的基本方針來打開局面。在軍事上，則根據“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的原則，應敵變化，靈活地實行集結與分遣，趨利避害，機動制敵，開始了戰略展開三個回合的斗爭。

第一個回合是迅速實施戰略展開，初步創立根據地。8月27日，劉伯承、鄧小平作出了戰略展開的部署，命令第三縱隊和第六縱隊向大別山兩翼行動，一個到皖西，一個到鄂東，他們則率第一、二縱隊在大別山北麓牽制敵人，掩護展開。隨后，把全區劃分為豫東南、鄂皖、皖西、鄂東等4個工作區，由各所在縱隊負責開辟，還由各縱隊分遣一個團和抽調一些干部開展地方工作。在9月一個月中，劉伯承和鄧小平在大別山北麓指揮第一、二縱隊連續打了三仗，把敵人的主力都吸引過來，使三縱隊和六縱隊很快在兩翼展開，乘虛廣佔地盤，殲滅分散之敵及地方團隊，摧毀敵人政權，建立人民民主政權，初步開創了根據地。一、二縱隊在擔任掩護中，也抓緊時機在大別山北部展開。經過一個月的斗爭，到9月底，取得了第一個回合的勝利。

第二個回合是積極尋機殲敵，進一步完成戰略展開。10月上旬，集結在大別山北部的敵軍主力，妄圖合擊光山、新縣地區的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劉伯承和鄧小平以一部兵力留下佯作主力吸引和迷惑敵人，親率主力南下，轉向皖西、鄂東。首先在皖西張家店抓住了孤立之敵一個旅，集中兵力予以全殲。進入鄂東的主力，迅速實行分遣，掃蕩沿途分散孤立之敵守備部隊和地方反動武裝，連克長江北岸的團風、浠水、廣濟、英山、武穴等城鎮。第三縱隊於張家店戰斗后，也進至長江北岸的望江地區。至此，晉冀魯豫野戰軍控制了長江北岸達300余裡，威震大江南北。蔣介石唯恐劉鄧部隊渡過長江突入江南縱深，因此除慌令九江守軍趕赴鄂東增援外，急令原在鄂東的一個整編師另一個旅進行追截，阻止劉鄧部隊渡江。劉伯承抓住敵孤軍深入的有利戰機，部署了高山鋪戰役，決心吃掉這股敵人。他對參謀人員形象地說：“蔣介石的五個步兵團，真是送上門的大塊肉。還是我們四川人稱呼的‘臀尖肉’啊！我們是吃定了。”他以十個旅的兵力向心集結，在高山鋪聚殲了這股敵人。這時候，挺進到豫皖蘇地區的華東野戰軍陳（毅）粟（裕）大軍和挺進到豫西的陳賡兵團，也已勝利展開。至此，三軍在中原的“品”字形陣勢已經形成。第二個回合的斗爭又取得了勝利。

第三個回合是把內線作戰和外線作戰相互配合起來，實施戰略再展開，粉碎敵人對大別山的圍攻。從11月下旬起，蔣介石把大別山的兵力增加到33個旅，由國防部部長白崇禧親自指揮，對劉鄧野戰軍進行全面圍攻。劉伯承和鄧小平總攬全局，堅決把敵軍重兵吸引在自己周圍，以利於共同出擊的陳粟大軍和陳賡兵團大量殲敵，以利於全國其他戰場發展進攻。

劉伯承和鄧小平為了粉碎敵重兵圍攻，採取了內線和外線相結合的作戰方針。劉伯承率領第一縱隊轉到淮西區展開，另兩個新調來的第十縱隊、第十二縱隊分別到桐柏、江漢地區展開，進行外線作戰﹔鄧小平指揮第二、三、六等三個縱隊和軍區部隊、人民武裝相配合，堅持內線作戰。劉伯承率野戰軍司令部機關在向淮西轉移的過程中，於12月14日夜在光山縣北向店與敵不期遭遇。他憑著素有的警覺首先發現了敵人，隨即迅速脫離，待敵人發覺為時已晚。

經過三個回合的斗爭，劉伯承、鄧小平率領晉冀魯豫野戰軍在大別山站住了腳，爭取到了毛澤東關於三個前途估計中的最好的前途，把戰線一下從黃河推到了長江，完成了戰略突擊隊的光榮任務。

來源：《世紀風採》201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