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蘇區的防空應對

（《世紀風採》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蘇區時期，國民黨軍欺負中共創建的工農紅軍“無遠火器又無飛機高武器”，放肆出動外購而來的飛機，不僅對反“圍剿”的紅軍進行偵察、轟炸，而且對中央蘇區各地狂轟濫炸、施放毒氣。為保護蘇區軍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以及有利於紅軍的軍事行動，中央蘇區黨和蘇維埃政府對防空防毒工作高度重視、積極應對，克服武器裝備落后的諸多困難，取得了不俗的成效。

設施建設

中央蘇區防空應對的基礎是設施建設，包括防空機構、組織的成立，制度、紀律的制訂，以及防空掩蔽部的構筑等軟、硬件建設。

防空機構主要有：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總參謀部（總司令部）下轄第一（作戰）科。1931年11月25日中革軍委成立后設置，科長先后為左權（兼）、劉鐵超、許卓（兼）、邊章五。1933年5月8日，中革軍委從前方移駐瑞金烏石垅后，科級機關改稱局級機關。第一（作戰）局局長先后為張雲逸（兼）、許卓，副局長（主持工作）為左權。后於第一（作戰）局內專設防空科，科長王智濤。

中革軍委防空處。1933年10月27日，依據中革軍委《關於防空組織法》成立，暫由處長（上級指揮員）、文書員、飛機場主任3人組織之，職責包括：消極的防空（另有指示）、積極的防空（防空排任之）、防空人員的訓練（特科學校防空連）和航行工具（飛行場）。

勞動與戰爭委員會。1932年7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布第6號命令，於人民委員會下設立勞動與戰爭委員會，計劃並指揮關於革命戰爭的一切軍事上、經濟上、財政上、勞動上的動員事宜。周恩來、項英、朱德、鄧發、鄧子恢等5人為該委員會委員，以周恩來為主席。

瑞金衛戍司令部。1932年6月26日，中央人民委員會發布第16號命令，決定設立瑞金衛戍司令部。命令稱：“現因軍委出發前方，對於瑞金之警衛和統一軍事上之指揮起見，決定設立瑞金衛戍司令部”，“凡留在瑞金之紅軍部隊、紅校、瑞金縣地方武裝以及警戒事宜，均統屬於衛戍司令部節制”。委任劉伯承、劉聯標分別為衛戍司令、副司令。

紅軍特科學校。1933年10月，由原紅校特科營擴編成立，校址在瑞金武陽鎮。胡國杰、武亭先后任校長，政委袁血卒。下設機槍營、工兵營、炮兵營，負責防空人員訓練的防空連為機槍營所轄，因為紅軍對空射擊隻有機槍可用。

中革軍委化學研究室。主要負責防治毒瓦斯等化學武器危害的研究。

防空組織主要有：

市、鄉蘇維埃防空防毒委員會。在市蘇維埃和鄉蘇維埃之下，組織防空防毒委員會，委員5人至7人，其任務為指導居民群眾防御敵人飛機轟擊的各種必要事項，如設立號炮所，構筑飛機洞，准備防毒用具等。

戰略要點及重要城市防空排。主要擔任對空的觀察、通信聯絡等勤務。設排長、副排長，下轄機關槍班第一、二、三班，每班班長1人，射手1人，副射手1人，戰士2人，共5人。對空勤務班、管理班，每班班長1人，觀察員4人（內有專任識別信號者2人，發警報者1人，司號員1人），共5人。班長兼文書員1人，炊事員2人，共3人。全排員額32人，配備重機關槍3挺。各防空排在組織上、紀律上，隸屬於所在地衛戍的警備司令員，如該地無軍隊，則隸屬於當地政治保衛局局長。

紅軍方面軍、軍、師之防空排。於方面軍、軍、師之警衛連內組織一個防空排。防空排組織法依前項規定，但每機槍班增加紅軍戰士4人，每管理班增加運輸員1人、炊事員1人。

瑞金城防空委員會。1933年7月，由駐瑞金的紅軍學校政治部和訓育部發起，召集瑞金城各機關代表討論防空事宜，為嚴密防備與對抗敵人飛機的轟炸而成立。該委員會對瑞金城的防空警報、信號、傳遞，聞警后的動作、防毒、救火、肅反、簡易防空防毒等，均有很好的組織與計劃。

防空制度、紀律：主要為規定對空觀察哨、防空警報信號、對空射擊、掩蔽與偽裝、防空夜襲等事項而制定。主要文件有中革軍委訓令第五號《嚴密防空防毒，粉碎敵人五次“圍剿”》（1933年8月）、中革軍委《關於嚴防敵人夜襲的指示》（1933年11月13日）、中革軍委訓令《各兵團對空襲防御應注意之方法》（1933年12月20日）等。

防空掩蔽部：中革軍委訓令第五號規定各部隊、各機關和居民，須有計劃地構筑防空掩蔽部（俗稱飛機洞）和分配並指定進入的道路。稍后，又在《關於粉碎敵人五次“圍剿”決議的緊急命令》中，指示赤少隊應在各居住地領導居民挖備飛機洞、電光式散兵溝。在有條件的地方，居民也應挖地洞防空。瑞金是敵機轟炸的重要目的地，因而當年挖的飛機洞數量多、規模大。其中“二蘇大”會址北側的防空洞可容納千余人，完好保存至今。

在中央和地方各級蘇維埃政府領導、組織下，由中革軍委主導的中央蘇區防空設施建設，克服了軍民缺少文化科學知識，物質條件不盡如人意等困難，在防止和減輕敵機空襲造成的損失方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宣傳教育

如同各項工作開展之初即行宣傳教育，並貫穿始終一樣，中央蘇區的防空工作也是從宣傳教育干部和群眾入手。1930年12月上旬，國民黨軍拉開第一次“圍剿”中央蘇區的第二期行動帷幕，張輝瓚即以中將司令官銜率第十八師前往永豐督戰，搶修飛機場。成千上萬的民工天天被國民黨軍監督驅使。紅軍領導機關偵知這一消息，即提醒部隊行軍中要注意避免飛機擾亂。為此，規定大行李在途中暫停時要停在一邊，且須找隱蔽地方集合一塊，並派出警戒，無命令不准跑。

第四次反“圍剿”期間，敵軍使用飛機對中央蘇區偵察、轟炸的頻次、架次大為增加。紅軍總部為此發出《總部對敵人四次“圍剿”的緊急訓令》，要求全軍將士最大努力地提高軍事技術與戰術的注意與學習，包括對於防空防毒，都必須依照原則來加緊訓練。

1933年春，國民黨眼看對中央蘇區的第四次“圍剿”又將慘敗，無可奈何之下竟用最殘酷的屠殺手段來泄憤！這便是派飛機到南豐廣昌一帶偵察、擲彈，到樂安附近丟毒瓦斯炸彈。幸我英勇紅軍早有准備，無人受傷。但是畢竟情況危急，不可僥幸，勞動與戰爭委員會於當年3月31日，發出通知，要求各政府和武裝部隊，首先召集軍人大會、隊員大會、群眾大會，報告國民黨軍閥已用毒瓦斯來屠殺，並說明毒瓦斯的形態，及其危害的程度，和防御的方法。同時要告訴大家，“我們是有法子能戰勝”敵人這種手段的。然后各部隊，各村庄，開始演習。第四次“圍剿”中央蘇區慘敗后，國民黨通過跟帝國主義國家訂約借債，購買了大批軍械和飛機，增調和訓練大量兵力，准備對中央蘇區進行更大規模的第五次“圍剿”。盡管事實証明在鄂豫皖方面敵人所採取的飛機轟炸、瓦斯毒殺等手段效力極小，但為了保証蘇區群眾和紅軍部隊更少地遭受敵人的殘殺，有必要在這一‘圍剿’未開始以前，對於防空、防毒有嚴密的設置和防范，中央決定要通過預先宣傳來揭發敵人殘酷的罪惡和已行的、將行的欺騙宣傳。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后，中革軍委又發出緊急通知，要求紅軍和地方軍事機關在廣大群眾中宣傳和教育防空、防毒的簡單辦法。中央蘇區出版的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及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機關報《紅星報》等報刊，在揭露敵人借債購買飛機並對蘇區狂轟濫炸，造成蘇區人民生命財產損失﹔蘇區人民不懼敵機空襲，加緊防空防毒設施建設及演習﹔捐錢捐物出勞力，修飛機場購飛機，以抗擊敵人以及普及防空防毒知識等方方面面，作了大量報道和評述，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國民黨為消滅蘇區和紅軍，不惜大借內外債以購置飛機等武器裝備。《紅色中華》第119期（1933 年10月15日）頭版頭條，揭露了陷入財政困境的國民黨政府，最近一個月向英借款折合國幣2萬萬元，向美借麥棉（折合）國幣2萬萬元，今后發行關稅庫券1萬萬元，甚至還准備向某國借債2萬萬元。其用途就是為了大規模地對蘇區進行第五次“圍剿”。該報第144期（1934年1月16日）即報道了國民黨飛機近兩個月對黎川、宜黃、於都蘇區進行轟炸，炸死炸傷群眾數十人，炸毀群眾房屋、物件不計其數的罪行。敵機對赤都瑞金的轟炸，更是始於“一蘇大”開幕之時，不僅炸了縣城房屋，更把在鄰縣長汀城布置的假蘇大會場炸得稀巴爛。1934年“八一”節期間轟炸達到高峰。這一天，瑞金城正在舉行慶祝紅軍成立紀念日活動，敵軍飛機突然飛來上空“大擲炸彈”，聲震數裡。由於瑞金群眾都懂得一些防空常識，見敵機一到，便冷靜迅速地走入飛機洞或房屋中隱蔽，所以沒有受到很大損失。 8月3日、4日上午，敵機5架又先后來瑞金紅軍家屬代表會會場上空擲彈19枚，死傷代表和群眾30余人。

對於敵機轟炸造成生命財產損失的罪行，蘇區軍民並沒有害怕、恐懼，而是以更高昂的革命激情與行動來回應。《紅色中華》第81期（1933年5月20日）報道，瑞金雲集區第四鄉全鄉群眾，自國民黨軍閥飛機到該鄉轟炸，打傷群眾、打死豬牛、炸毀房屋、並散發反動傳單后，群情激昂，表示：“國民黨軍閥真惡毒，我們要誓死打倒他！”鄉蘇政府因勢利導，組織群眾通過了回擊敵人的決議，決心要更加努力地擴大紅軍、優待紅軍家屬、救濟被難同志等。瑞金紅軍家屬代表大會的代表，不畏敵機轟炸，堅持繼續開會到閉幕的事跡，也被《紅色中華》及時報道出來。

為了擴大宣傳效果，當時的一些歌謠裡也編入了關於防空的內容，如《射擊軍紀歌》寫道：“飛機奇襲聽令射擊，如無命令不得放槍。”

預防為主

中央蘇區和紅軍既無飛機又無高射炮，防空防毒就隻有預為防備、防范，以盡可能減少遭到敵機空襲造成的人、財、物損失。其預防辦法，除設施和宣教層面的一些措施外，在技術層面也有許多措施。主要包括：

報警。由對空觀察哨負責，發現敵機飛來，即以約定警報信號通知駐地。警報信號因地制宜，或用號炮或打鑼、吹竹筒，以及旗號、燒煙火等等。再由傳達哨打鑼，一站一站迅速傳遍駐地。

隱蔽和偽裝。各部隊、各機關和居民聽到防空警報后，須有計劃、有秩序地進入防空掩蔽部隱蔽。掩蔽部覆土厚度須6尺以上，有2個以上的出口，有排水設置。掩蓋要有通氣孔，並須有木炭層以防毒氣侵入。出入口設門及厚門簾（內放石灰以吸水）。附近沒有掩蔽部的，要躲避到樹林裡或伏在空地上﹔人多要分散隱蔽，不能亂跑。地面部隊要注意偽裝，行軍當中須將騾馬停止下來予以掩蔽。以此避免被敵機發現目標。

防毒。先要學會識別毒氣，毒氣炸彈炸裂時聲音較小，放出的煙呈綠黃色，且有臭味，煙不向上飛揚而停滯於地面。每人做一個簡易防毒具（炭包），做法是用長5寸左右、寬4寸左右的粗布做成一個布包，裡面裝滿木炭屑達寸許，四角縫上布帶。用時把布包掩住口鼻，帶子捆在腦后即可。把手巾、衣帽等物用水或尿打濕掩住口鼻，也可避毒。屋內和飛機洞內要多備石灰及木炭，以吸收毒氣。

消毒。毒氣炸彈炸裂的地方或毒氣經過的地方，要多洒石灰或尿來消毒。用火烘，可使較稀薄的毒氣飛散，但消毒人員須帶上炭包防中毒。受毒氣污染的水和食物不要再吃，衣物要用漂白粉洗過才可用。

救護。救護者先做好防中毒准備，然后將中毒者抬至沒有毒氣的地方，換下他的衣服，用水替他洗頭和手，設法使他嘔吐，再給以濃茶喝。附近有醫院和救護隊時，應及時送醫。

救火。敵機投彈處可能引發火災，所以每家或每幾家須設大水桶（缸），經常貯滿水，並准備小水桶以備臨時打水救火。

演習。了解了上述各項防空防毒措施后，應舉行駐地軍民一體防空防毒演習，以資熟練。1933年7月23日，瑞金就舉行了全城防空總演習。

紅軍的防空防毒，比地方多了對空射擊和防夜襲等內容。對空射擊更多關注的是火力點的配置，射擊時機的選擇，瞄准方法的取舍，停止射擊的限制等。雖然如此，因為紅軍武器太差，訓練又不足，鞭長莫及，結果常常隻能“望機興嘆”。如1931年9月15日下午，勝利結束第三次反“圍剿”方石嶺、張家背戰役后，紅三軍軍長黃公略正率部東移，卻碰上3架敵機飛來轟炸。黃公略為指揮后續部隊隱蔽，奮不顧身沖出藏身的土屋，一面命令戰士們臥倒，一面指揮機槍對空射擊。可是機槍手無法捕捉到目標，任黃軍長怎樣指揮都沒用。最終黃公略被敵機雨點般掃射擊中，英勇犧牲。

有鑒於紅軍對空射擊效果差，1934年4月13日，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政委聶榮臻曾聯名向中革軍委領導人朱德、周恩來、王稼祥提出關於打敵飛機的建議。指出：對付敵人的飛機，除積極注意偽裝法，還必須組織對空射擊以擊落敵機。至少亦可能使敵機不能在低空向我偵炸。一軍團的高射排雖成立時間不短，但起到的作用卻不大，主要是訓練得不好。為此他們建議將紅校訓練高射的同志，安排到廣昌建寧以南適當地點，對各兵團之高射排集中訓練20天至1個月，專教機槍的兵器與射擊，不必學步兵動作。

對於部隊防夜襲，則更是要嚴密警戒，不論行軍還是宿營，都不可疏忽。主要措施包括加強煙火管控、禁止喧嘩，不讓目標輕易暴露。

中央蘇區的防空應對，除了預為防備、防范，即所謂消極防御外，也曾設想購置飛機、修建機場、建立空軍，以取得制空權，實現空中對抗式的積極防御。這個設想還曾部分付諸實施，得到蘇區軍民的熱烈響應與支持。

1932年9月26日，時任中央局書記的周恩來，寫信給蘇區中央局轉中共中央，指出：全國軍閥都在競購飛機，蔣介石且在南京建炮兵學校，制毒氣炮。因此，“請中央多派得力人去進行破壞工作，並電催留蘇聯之中韓學航空同志，立即來蘇准備奪取敵人飛機駕駛”。這是中央蘇區高層領導首次向中共中央提出蘇區要有自己的飛行員和飛機，以制衡敵人的空中優勢。

周恩來的這個提議，是有所依據的。同年4月，紅軍攻打漳州就繳獲了兩架敵機（后在興國又繳獲了一架敵機），這兩架飛機都准備飛去瑞金。為此，臨時中央政府曾通告瑞金縣，發動群眾修筑飛機場。瑞金工農群眾熱烈響應、積極行動，從5月15日起，每天常有兩三千人以上參加修機場的勞動。瑞金縣第四次工農兵蘇維埃代表大會為獎勵大家的熱忱，特贈給先進區3面紅旗。只是不知什麼原因，機場修好了，飛機最終卻沒來。

中央蘇區還嘗試過募集資金購置飛機。如1932年8月15日，少共蘇區中央局、少先隊中央總隊部和中央蘇區反帝總同盟青年部，聯名為募捐購買“少共國際號”飛機，發出《告蘇區勞苦工農群眾書》。文中寫道：帝國主義國民黨不斷地派大批飛機轟炸蘇區、進攻紅軍，我們要以紅色飛機去轟炸敵人，去回答帝國主義國民黨的進攻，去消滅白色飛機。上海工人正在募捐購買“上海工人號”飛機送給紅軍，山東工人正在募捐購買“山東工人號”飛機送給紅軍。我們蘇區工農更應該比上海、山東工人熱心，來募捐買飛機送給紅軍。為此，我們共同發起募捐購買“少共國際號”飛機，熱望同志們踴躍捐款，積少成多，以便很快有很多紅色飛機。這個倡議發出后，中央蘇區各地積極響應，開展了募捐，只是最終不了了之。

其實，中央蘇區旨在擁有紅色飛機以抗擊敵機的種種努力未能成功，其原因不難想見，諸如戰局不穩、財力不足、購機無門、人才匱乏等，都嚴重阻礙、制約著此事的發展。但是無論如何，當年中央蘇區上上下下、軍民一體為防備、防范來自國民黨軍的空中偵察、轟炸、放毒，所作的種種努力，終歸值得稱贊，其精神值得弘揚。

來源：《世紀風採》201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