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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雨綢繆:七屆二中全會決策中的警省意識

毛勝

2019年02月26日08:04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

原標題:未雨綢繆:七屆二中全會決策中的警省意識

  1949年3月26日出版的《群眾日報》刊登七屆二中全會閉幕的消息。(資料圖片)

  當歷史的腳步走到1949年春天,中國革命的勝利已是觸手可及。在這個重大轉折關頭,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開七屆二中全會,科學分析當時的國內外形勢,制定了奪取全國勝利和勝利后的各項方針政策。全會著重討論了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的問題,就防范化解城市管理和經濟建設中的重大風險、應對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攻擊,以及肅清國民黨殘余力量、同帝國主義進行斗爭等提出了明確要求,為我們黨走好革命新征程指明了前進方向。

  “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

  越是取得勝利的時候,越要增強憂患意識,防范重大風險。

  “備豫不虞,為國常道。”毛澤東有感於黨的苦難輝煌史,常說“在最壞的可能性上建立我們的政策”,尤其是不能被勝利沖昏了頭腦,要准備最壞的設想,爭取最好的前途。早在抗日戰爭勝利前夕召開的七大上,他就以超前的思維,提醒中國共產黨人要“准備吃虧”,一口氣列出17條困難。他還發表了題為《愚公移山》的閉幕詞,號召全黨同志“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憂患意識,讓全黨對國內國際形勢有了清醒認識,對國民黨即將發起的內戰有了充分思想准備。

  僅僅過了不到4年,國民黨政府的反動統治就要垮台,新民主主義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同4年前一樣,毛澤東以深沉的憂患意識,就防范化解軍事、政治、經濟、外部環境、黨的建設等領域重大風險作出分析,為中國共產黨人居安思危、未雨綢繆重新上了深刻一課。他指出,奪取革命勝利“已經是不要很久的時間和不要花費很大的氣力了”,但要鞏固這個勝利“則是需要很久的時間和要花費很大的氣力的事情”。

  首先,必須防范國民黨殘余力量的負隅頑抗,把解放戰爭進行到底。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以后,國民黨軍隊的主力已被消滅,但剩余勢力還分布在從新疆到台灣的廣大地區。盡管部分國民黨軍隊有和平方式解決的可能,但軍事斗爭是必須注意和必須准備的。毛澤東要求,人民解放軍的全體指戰員,“絕對不可以稍微鬆懈自己的戰斗意志,任何鬆懈戰斗意志的思想和輕敵的思想,都是錯誤的”。更何況,恢復和發展生產事業,還要求我們有步驟地展開清剿土匪和反對惡霸等斗爭。

  其次,必須防范不拿槍的敵人,打好沒有硝煙的戰爭。毛澤東明確指出:“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后,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地要和我們作拼死的斗爭,我們決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全黨同志必須學會在城市中向帝國主義者、國民黨、資產階級作政治斗爭、經濟斗爭和文化斗爭,並向帝國主義者作外交斗爭。他鄭重地指出:“如果我們不去注意這些問題,不去學會同這些人作這些斗爭,並在斗爭中取得勝利,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我們就會站不住腳,我們就會失敗。”

  此外,必須防范可能會出現的重大風險,“圖之於未萌,慮之於未有”。毛澤東強調了黨的自身建設問題,指出革命勝利后,“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都可能生長起來。必須提高警惕,預防“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在資產階級“糖衣炮彈”面前敗下陣來。

  “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

  越是闖關奪隘的階段,越要保持斗爭精神,提高風險化解能力。

  盡管我們黨在軍事上取得巨大勝利,但有不少人對共產黨領導國家建設的能力表示懷疑,甚至說“共產黨在軍事上得了滿分,在政治上是八十分,在經濟上恐怕要得零分”。對此,七屆二中全會根據工作條件和工作對象的深刻變化,指出了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國家轉變為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方向。為了建設一個新世界,就要保持斗爭精神,學會建設本領。

  第一,提高軍事斗爭和政治斗爭的本領。七屆二中全會確定了促進革命迅速取得全國勝利的各項方針,明確了解決國民黨殘余軍隊的三種方式:用戰斗去消滅敵軍的“天津方式”,和平改編國民黨軍隊的“北平方式”,暫時原封不動以便日后改編的“綏遠方式”。因此,既要當好“戰斗隊”,不斷提高軍事斗爭能力,又要當好“工作隊”,學會和平斗爭的本領。隨著形勢的變化,還要把人民解放軍看成培養干部的學校,准備把野戰軍全部轉化為工作隊。而且,在軍事斗爭和政治斗爭中,“原則性必須是堅定的”,同時要有“為了實現原則性的一切許可的和必需的靈活性”。與此相仿,必須學會同帝國主義作外交斗爭,要按照平等的原則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系,但必須有步驟地徹底地摧毀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控制權,對敵視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者決不給他們在中國的合法地位。

  第二,提高城市管理和經濟建設的本領。在全國勝利的局面下,七屆二中全會著力破解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后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強調全黨同志要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中心任務是恢復發展生產,包括國營企業的生產、私營企業的生產、手工業生產。要用全力學習工業生產的技術和管理方法,學習和生產有密切聯系的商業工作、銀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努力使工人和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否則,“黨和人民就不能維持政權,就會站不住腳,就會要失敗”。中國共產黨詳細分析了當時中國的經濟成分,以及黨所必須採取的正確政策,包括:沒收官僚資本為國家所有,使無產階級掌握國家的經濟命脈,使這種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對於佔現代工業第二位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要利用它的積極性,以利於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同時要限制它的消極方面,將其納入國家經濟政策和經濟計劃的軌道﹔對於農業和手工業經濟,必須謹慎地、逐步地而又是積極地引導他們通過合作社的形式,向著集體化和現代化的方向發展。

  第三,提高群眾工作和統戰工作的本領。“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這是毛澤東的一個著名論斷。他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指出,領導城市斗爭同樣要分清敵我,必須批判糊涂思想,比如:“有些糊涂的同志認為不是依靠工人階級,而是依靠貧民群眾。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認為是依靠資產階級。在發展工業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認為主要地不是幫助國營企業的發展,而是幫助私營企業的發展﹔或者反過來,認為隻要注意國營企業就夠了,私營企業是無足輕重的了。”因此,既要提高群眾工作的本領,緊緊團結全體工人階級、全體農民階級和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也要提高統戰工作的本領,團結盡可能多的能夠同我們黨合作的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以及他們的知識分子和政治派別。毛澤東明確指出:“我黨同黨外民主人士長期合作的政策,必須在全黨思想上和工作上確定下來。我們必須把黨外大多數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樣。”“必須反對右的遷就主義和‘左’的關門主義或敷衍主義兩種傾向。”

  “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越是形勢變化的關頭,越要勇於自我革命,經得起風險考驗。

  打鐵的人更需是鐵打的人。我們黨勇於直面各種風險挑戰,更勇於直面自身存在的問題,不斷以自我革命精神鍛造和錘煉自己,確保黨永葆生機活力。七屆二中全會根據國內外環境發生的深刻變化,就加強黨的建設、改進黨的領導提出明確要求,為戰勝風險挑戰提供了根本保証。

  一是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革命勝利后,作為各地區各領域最高領導機關的黨委會,能否掌握和運用科學的工作方法,是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的關鍵。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作總結時,從十二個方面梳理了黨委會的工作方法,歸結起來主要講了三個方面:要堅持民主集中制,處理好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的關系,充分發揚民主,善於團結同志,加強集體領導﹔要學會統籌兼顧,能夠抓緊中心工作,又能夠圍繞中心工作同時開展其他工作﹔要抓好落實,開好會議,牢牢記住抓而不緊,等於不抓。這十二條方法,是對黨的工作方法和領導藝術的系統總結,為黨的領導機關和黨員干部在新形勢下戰勝新挑戰、完成新任務提供了重要法寶。

  二是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越是重大歷史關頭,越要重視和抓緊學習,提高認識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這是我們黨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的一條成功經驗。在抗日戰爭的關鍵時刻,毛澤東強調:“在擔負主要領導責任的觀點上說,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就會大大地提高我們黨的戰斗力量,並加速我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工作。”在七屆二中全會上,他再次指出要加強黨員干部的理論學習,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的統一”,並推薦《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共產黨宣言》等十二本必讀著作,強調:“對宣傳馬克思主義,提高我們的馬克思主義水平,應當有共同的認識,而我們許多高級干部在這個問題上至今還沒有共同的認識。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內,有三萬人讀完這十二本書,有三千人讀通這十二本書,那就很好。”

  三是保持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諄諄告誡全黨同志警惕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並提出“兩個務必”的要求作為應對良方。根據他的建議,全會提出了防止資產階級腐蝕的六條措施:不給黨的領導者祝壽,不送禮,少敬酒,少拍掌,不用黨的領導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業的名字,不要把中國同志和馬、恩、列、斯平列。離開西柏坡前,毛澤東又再三對身邊的同志說:我們進北平,可不是李自成進北平,他們進了北平就變了。我們共產黨人進北平,是要繼續革命,建設社會主義,直到實現共產主義。他形象地將之比喻為“進京趕考”,決不當李自成,考出好成績。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七屆二中全會的召開,從各方面作了充分的准備工作。因此,我們黨“亂雲飛渡仍從容”,取得了一系列新勝利。在軍事斗爭中,解放軍與國民黨殘余部隊打了很多硬仗,接著又進行了抗美援朝和剿匪作戰、鎮壓反革命等艱苦斗爭﹔在經濟斗爭中,通過“銀元之戰”和“米棉之戰”等,穩定了市場秩序,迅速恢復和發展了經濟,贏得了社會各界的贊揚和擁護﹔在黨內反腐敗斗爭中,清除了劉青山、張子善等墮落分子,有力地抵制了資產階級的腐蝕,保証了隊伍的純潔。

  70年風雨磨礪,70年巋然如山。中國共產黨人以“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罷艱險又出發”的頑強意志,在“趕考”路上交出了一份份優異答卷。今天,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同時也更清醒認識到前進道路上的各種風險挑戰。七屆二中全會,為我們始終堅持底線思維、增強憂患意識,時刻准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樹立了光輝旗幟。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行百裡者半九十。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輕輕鬆鬆、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全黨必須准備付出更為艱巨、更為艱苦的努力。”

  (毛勝 作者單位: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

(責編:曹淼、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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