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早期共產黨人的報國夢

（《世紀風採》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20世紀新紀元開始，歷史進入了一個風雲激蕩的時代。中國社會經歷著大變革，傳統文化受到嚴重沖擊，革命浪潮勢不可擋。瞿秋白的家鄉江蘇常州，地處江南水鄉。它北靠長江，南瀕太湖，這裡人杰地靈，名人輩出。常州的地域文化、清流稼禾，為瞿秋白的成長提供了良好的人文環境。

學子覓渡

1899年1月29日，瞿秋白出生在常州青果巷八桂堂一個破落的書香門第。因為他頭上有“雙頂”，乳名阿雙，學名霜，號秋白。當時，瞿氏家族日趨衰敗，依靠親戚接濟，才勉強維持生活。

瞿秋白的父親瞿世瑋，自幼性格內向，平時埋頭繪畫或吟誦詩文。1922年起，他在濟南私立山東美術學校任教，生活清貧，直到1932年病逝。瞿秋白一生都深切懷念著父親。

瞿秋白的母親金璇，愛好詩詞歌賦，寫得一手好字。她生育六子二女，瞿秋白為長子。夏夜納涼，母親常常給瞿秋白和鄰居小朋友講《聊齋》《孔雀東南飛》《木蘭辭》，還有太平天國的故事。母親的教育對瞿秋白的成長有著深刻影響。

1905年，6歲的瞿秋白到新式學校冠英小學堂上學。這座學校坐落在廟沿河覓渡橋右邊，后改名為覓渡橋小學。

1910年，瞿秋白升入常州府中學堂學習。由於對黑暗現實不滿，他在一次作文中借題發揮，抨擊時政，書生意氣溢於字裡行間。國文教師原來是個老秀才，思想守舊，在文后批了一大段斥責之詞。瞿秋白看后，又在教師的批語后加上一段辯駁的語句。

在常州府中學堂，瞿秋白和同窗張太雷經常一起讀書議政，指點江山。1911年秋，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推翻滿清政府的消息傳到常州，瞿秋白指著頭上的辮子對張太雷說：“這尾巴似的東西，像什麼！”回家后他就剪下辮子提在手裡，連跑帶跳地對母親喊道：“娘！你看，皇帝倒了，辮子剪了。”第二天，他到校看到張太雷也剪了辮子，兩人不覺會心而笑，喜悅之情，難以自抑。

中學時代的瞿秋白，家境更為窘迫，因付不起房租，一家人隻好搬入覓渡橋畔的瞿氏宗祠居住，這是很不體面卻又十分無奈的事。1912年10月10日，正當人們張燈結彩，慶祝“國慶”的時候，13歲的中學生瞿秋白做了一個白燈籠，悲憤地用毛筆在上面寫了“國喪”兩個大字，高挂在瞿氏宗祠的側門上，這時孫中山已經退位，袁世凱當了大總統。瞿秋白對妹妹瞿軼群說：“中華民國已經名存實亡了，還有什麼可‘慶’的呢？”

1913年，常州府中學堂更名為江蘇省立第五中學，課外活動十分豐富。14歲的瞿秋白，對繪畫、昆曲、篆刻與詩詞都有著廣泛的興趣。他與同窗學友，相約結成詩社。瞿秋白寫有一首《白菊花》：“今歲花開盛，栽宜白玉盆。隻緣秋色淡，無處覓霜痕。”深得母親贊許。

1915年夏，瞿秋白將要讀完中學的最后一個學期，因家中境況一日不如一日，不得不中途輟學。臨近年關，表姐夫來信，說在無錫江溪橋小學為瞿秋白謀得一個教師職位。雖說小學教師那微薄的薪金，對於負債累累的瞿家，實在是杯水車薪，但瞿秋白的母親仍強顏歡笑，催促他去無錫任教。瞿秋白走后沒有幾天，農歷正月初五的夜晚，他母親在債主的逼迫下，覺得已無路可走，等孩子們入睡后，狠狠心把火柴頭和著燒酒吞下，最后一次給孩子們蓋好被子，就此離開了人間。

瞿秋白聞訊從無錫趕回家時，母親已經去世，他悲憤不已，痛心疾首。此后，瞿秋白又赴無錫江溪橋小學教書，一家漂泊離散。江溪橋小學設在僻鄉的一個宗祠裡，設備破敗不堪，學生幾十人，隻有一個教師。他孤寂一人，又有母喪在身，思想上非常苦悶。1916年的暑假，瞿秋白辭去小學教職，回到了常州。

1916年底，17歲的瞿秋白望著覓渡橋下的流水，腦海裡思緒萬千，“覓渡，覓渡，渡向何方？”跨入青年時代的他終於告別家鄉，踏上了新的旅程，去茫茫塵海尋覓人生之路。

1917年9月，瞿秋白考進了不要學費的北京俄文專修館。瞿秋白在校學習十分用功，經常讀書到深夜。他的作文往往被油印傳看，以致名滿全校。

1918年開始，瞿秋白看了許多有關新文化的雜志，新的人生觀開始形成。他學習俄文，研究哲學，對社會與人生問題進行深入思考。

1919年5月4日，北京的青年學生匯集於天安門前，在愛國主義的感召下，奮起進行“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救亡斗爭，這就是震驚全國的五四運動。瞿秋白是俄文專修館的學生代表，與匯文大學、鐵路管理學校的鄭振鐸、耿濟之、瞿菊農等代表一起，積極參加了這場偉大斗爭。

在五四運動中，瞿秋白等人組成的演講“十人團”十分活躍。6月3日上午，瞿秋白正登台演講，大批反動軍警和馬隊突然沖進聽講的人群逮捕演講學生，瞿秋白在進步同學的掩護下機警地甩掉盯梢，安全轉移。

1919年11月1日，瞿秋白與鄭振鐸、瞿菊農、耿濟之等創辦了《新社會》旬刊。他既是編輯，又是主要撰稿人之一。他關注和思考社會問題，在文章中猛烈抨擊封建禮教和傳統觀念，呼吁社會改造。《新社會》成為受歡迎的進步讀物，后被反動當局禁止出版，於1920年5月停辦。

1920年3月，瞿秋白參加李大釗、鄧中夏等在北京創立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學習、研討《共產黨宣言》等著作，開始了解和接受馬克思主義。

1920年9月，瞿秋白為了解蘇俄十月革命后的真實情況，毅然應聘北京《晨報》社赴俄特約記者，義無反顧地前往“餓鄉”。

赤都之旅

1921年1月，瞿秋白不遠萬裡來到赤都莫斯科，10天后就參加了全俄華工大會。到會的近200名華工代表，聽說中國來了新聞記者，異常高興。瞿秋白發表即興講話，贏得了華工代表的贊許和掌聲。

在莫斯科，瞿秋白獲准採訪蘇俄的大文學史家、教育人民委員盧那察爾斯基，他學說淵博、侃侃而談，令瞿秋白十分欽佩。盧那察爾斯基說，俄國與東方民族有著共同的命運，為了增近互相的了解，已開設東方大學。

1921年3月8日至16日召開了俄共“十大”，瞿秋白因病沒有參加採訪，但他關注俄共“十大”確定的新經濟政策，認為蘇俄在結束了“戰時共產主義”而轉入“共產主義人間化”以后，會帶來新的生機和活力，“俄國革命是一本很好的參考書啊！”

1921年5月，瞿秋白遇見在莫斯科共產國際工作的張太雷，張太雷贊揚瞿秋白所寫的關於俄共“十大”的系列報道。經張太雷介紹，瞿秋白參加了俄共（布）黨組織。

1921年五一勞動節，瞿秋白與朋友們相聚慶祝。瞿秋白說：“恭喜恭喜！你們正忙做過節的菜，我來幫你們。肉是自由市場買的，多新鮮啊！”朋友說：“昨天買的，現在勞動券作廢了，市場上有了新鮮東西了。”這段對話，反映了貿易自由、城鄉交流給俄國老百姓帶來的實惠。

1921年，蘇俄政府號召捐獻金物，瞿秋白將一塊祖傳金殼懷表捐獻出來，蘇俄政府回贈他一塊鋼制懷表。1931年4月，瞿秋白將懷表送給了戰友沈澤民（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之后，懷表又被轉贈給紅二軍軍長徐海東。瞿秋白犧牲后，徐海東把懷表交給了彭德懷。彭大將軍帶著這塊懷表轉戰南北，直到1946年，又把它鄭重地交給了瞿秋白的妻子楊之華。

1921年6月，瞿秋白以記者身份參加共產國際“三大”，在會場走廊上與列寧相遇，並作了簡短的交談，這是瞿秋白最難忘的一次會見。他在報道中這樣描繪列寧演講時的情景：“電氣照相燈開時，列寧偉大的頭影被投射在共產國際‘各地無產階級聯合起來’‘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等標語題詞上，……列寧的演說，往往為雷鳴般的鼓掌聲所吞沒。”

1921年9月，瞿秋白被委派到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工作，擔任中國班的助教兼翻譯，學員中有劉少奇、任弼時、肖勁光等。東方大學中國班為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培著養了不少優秀干部和人才，這其中也有瞿秋白的心血。

酷愛文學的瞿秋白，到莫斯科不久就與托爾斯泰的親屬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瞿秋白為答謝托爾斯泰的孫女蘇菲亞，特地寫了一首五言詩：“皓月落滄海，碎影搖萬裡。生理亦如斯，浩波欲無際。”

瞿秋白受蘇俄掃盲工作的啟示，1921年開始研究漢字拉丁化，寫出了《中國拉丁化字母》。1926年，中國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會以這一研究成果為基礎，制定中國新文字方案。瞿秋白是中國文字改革的先驅。

1922年1月29日，是瞿秋白的23歲生日。這一天瞿秋白帶病參加在莫斯科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和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2月2日，他同全體代表抵達彼得堡，一直堅持到會議結束，因吐血而昏迷在旅館裡。待他醒來，已被送進療養院。

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中國共產黨派出以陳獨秀為團長的代表團，瞿秋白擔任翻譯。大會期間，瞿秋白一直隨同陳獨秀，為他翻譯會議上的講話和文件。列寧出席了這次大會，並發表講話。

共產國際“四大”結束后，陳獨秀鑒於國內革命斗爭的需要，請瞿秋白回國工作。1922年12月21日，瞿秋白隨陳獨秀啟程回國。此刻，涌動於瞿秋白胸中的是一個共產黨員急切報效祖國的滿腔熱忱。

秋之白華

1923年1月，瞿秋白歸國后住在北京堂兄瞿純白的家裡。

春夏之交，瞿秋白著手翻譯《國際歌》。瞿秋白既懂俄語，又識五線譜，他把譯詞與樂譜反復進行試配，終於使《國際歌》在中國廣大勞動者中傳唱開來。

1923年6月中旬，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大會決定實現“國共合作”，為建立革命統一戰線做准備。瞿秋白負責起草黨的綱領草案並就此向大會作報告等，提出要反對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必須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

1923年夏，中共中央決定將《新青年》改為季刊，由瞿秋白任主編。6月15日，創刊號發表了瞿秋白撰寫的《新青年之新宣言》，首次提出了革命領導權的問題，指出：“即使資產階級革命，非勞動階級為之指導，不能成就。無產階級在社會關系之中，自然處於革命領袖的地位。”

1923年建立的上海大學，是國共合辦的新型大學，於右任當校長，瞿秋白任社會學系主任，鄧中夏任總務長。此時，瞿秋白住在上海閘北，除負責黨的宣傳與理論工作之外，還參與整頓上海大學的校務。他在給胡適的信中說，希望把上海大學辦成“南方新文化運動的中心”。

1923年夏天，瞿秋白到南京參加青年團“二大”。會間，瞿秋白認識了丁玲和王劍虹。當瞿秋白知道她們讀過托爾斯泰、普希金、高爾基的作品后十分高興，談興更濃。后來，由於瞿秋白的引導，丁玲和王劍虹進了上海大學讀書。

在上海大學，瞿秋白常與王劍虹和丁玲聊天，有時還到附近的公園散步。愛的種子漸漸在瞿秋白與王劍虹的心中萌芽。1924年1月，瞿秋白與王劍虹喜結良緣。婚后，瞿秋白即去廣州參加國民黨的“一大”，隻好以書信和詩表達自己的思念之情。他在一首詩中寫道：“萬郊怒綠斗寒潮，檢點新泥筑舊巢。我是江南第一燕，為銜春色上雲梢。”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孫中山的主持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毛澤東、瞿秋白等以共產黨人的身份與蘇聯顧問鮑羅廷出席了會議。大會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瞿秋白被選為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會后，瞿秋白作為共產黨的代表暫留廣州。

1924年7月，王劍虹的肺病加重。瞿秋白從廣州趕回上海，在妻子的臥榻前，一邊工作，一邊照顧。妻子的病情一天天惡化，瞿秋白給丁玲寫信說：“我好像預感到什麼不幸。”不久，王劍虹離世，瞿秋白極為悲痛，但為了革命事業，不得不擦干眼淚，又回到廣州。

1924年10月10日，上海一些單位召開國慶紀念大會。這時正值江蘇軍閥齊燮元與浙江軍閥盧永祥火並，進步學生在會上發表演講，反對軍閥和帝國主義。學生黃仁被暴徒從高台上推下，終因傷勢過重而氣絕。10月27日，在上海大學舉行黃仁烈士追悼大會，瞿秋白等人慷慨陳詞，群情極為激憤。

1924年的一天，上海大學青年團支部通知楊之華到蘇聯顧問鮑羅廷那裡匯報上海婦女運動的情況。楊之華有點惴惴不安，但在那裡意外地遇見了給他們當翻譯的瞿秋白，緊張的心情漸漸平靜下來，完成了團組織交代的任務。

不久，楊之華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介紹人正是瞿秋白。楊之華說：“他的熱情，不是浮在表面，而是蘊藏在內心，隻有當人們和他在一起工作時，才能深切感覺到這種熱情的力量。”

瞿秋白與楊之華在工作中產生了情感。當時楊之華與沈劍龍的婚姻關系雖已破裂，但尚未解除。瞿秋白與楊之華到沈劍龍家裡，坦誠地談了一整夜，終於互相釋疑消嫌。1924年11月27日至29日，《民國日報》連續三天登出三則啟事：一是楊之華、沈劍龍正式脫離戀愛的關系﹔二是瞿秋白、楊之華正式結合戀愛的關系﹔三是沈劍龍與瞿秋白正式結為朋友的關系。一時傳為佳話。

楊之華擔任了上海女界國民會議促成會委員，積極從事婦女運動方面的工作。此時，瞿秋白已引起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注意，楊之華為他及時提供信息進行掩護。

1924年冬，瞿秋白因遭通緝而轉入地下活動。楊之華穿著女工的衣服和布鞋，經常深入夜校和工廠進行宣傳活動。瞿秋白和楊之華忘我地為黨工作，受到了上級黨組織的贊揚，同志們都喜歡把這對革命夫婦的名字連在一起，叫“秋之白華”。

領袖生涯

從1925年中國共產黨的“四大”開始，瞿秋白進入了中共黨的五人組成的中央局，直至1927年八七會議，擔任黨的集體領導核心中央常委會成員，又由於其和共產國際代表的緊密聯系，被視為政治中心和理論中心，最后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被當時的共產國際撤銷黨的政治局領導職務，前后大約五年時間裡，瞿秋白基本上都身處中共黨的領導核心。

1925年5月30日，上海3000多名學生和工人舉行反帝游行示威，遭到英國巡捕開槍鎮壓，打死打傷學生及工人數十人，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當晚，中共中央決定組織由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劉少奇等參加的行動委員會，建立反帝統一戰線。

1925年6月4日，中共中央創辦黨的機關報《熱血日報》，瞿秋白任主編，發刊詞指出：“創造世界文化的是熱的血和冷的鐵，現世界強者佔有冷的鐵，而我們弱者隻有熱的血﹔然而我們心中果然有熱的血，不愁將來沒有冷的鐵，熱的血一旦得著冷的鐵，便是強者之末運。”瞿秋白以“熱”“血”“沸”“騰”等筆名，撰寫了20余篇雜文和詩，刊登於《熱血日報》。

隨著革命的深入開展，革命營壘開始分化。戴季陶在孫中山逝世后，歪曲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思想，取消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反對階級斗爭和國共合作。瞿秋白針對戴季陶主義的反動本質，寫了一系列文章，從政治、思想、組織上予以揭露和批判。

瞿秋白早就認識到中國農民運動的重要性。1927年4月11日，他為出版毛澤東《湖南農民革命》一書撰寫序言。他說：“中國的革命者個個都應當讀一讀毛澤東這本書。”

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上海工人先后舉行三次武裝起義，取得了一定的勝利。瞿秋白清醒地看到：“革命前途光明，但道路不是一帆風順的。”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悍然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捕殺大批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18日，在南京成立了代表地主買辦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政府”。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陳獨秀作《政治與組織的報告》，為右傾錯誤進行辯護。瞿秋白走上講台，針鋒相對地對陳獨秀、彭述之的右傾錯誤提出批評。在這次大會上，瞿秋白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1927年7月26日，中共臨時中央常委在漢口召開會議，瞿秋白、李維漢、張國燾、張太雷等出席，會上做出舉行南昌武裝起義的決定。8月1日，周恩來、朱德、賀龍、葉挺等率北伐軍2萬多人在南昌起義，經過4個小時的激戰，佔領了南昌城。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瞿秋白說，這是“真正的戰斗”。

1927年8月7日，瞿秋自在漢口主持召開中共中央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這次會議清算了陳獨秀的右傾錯誤，確立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在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革命。會議選出以瞿秋白為首的新的中央臨時政治局。

1927年12月11日，張太雷、葉挺和葉劍英等領導發動了廣州起義，佔領了廣州市區，成立了廣州市蘇維埃政府。第一面工農兵蘇維埃政權的旗幟在中國大地上迎風飄揚。由於軍閥與帝國主義軍隊聯合瘋狂反扑，起義軍浴血奮戰，終因寡不敵眾而失敗，張太雷和5000余名戰士、革命群眾英勇犧牲。

1928年5月，瞿秋白離開上海，赴蘇俄籌備召開中共“六大”。他抵達莫斯科后，乘坐馬車到郊區維尼果羅德鎮附近的一座鄉間別墅。這座沙皇時代的地主庄園，又被稱作“銀色別墅”，中共“六大”就在這裡召開。

1928年6月18日下午，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隆重開幕，瞿秋白致開幕詞並作政治報告。他滿懷信心地說：“六大，一定能夠糾正一切錯誤傾向，使黨走到正確路線上來，完成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偉大任務。”

1928年7月19日，瞿秋白出席中共六屆一中全會，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並擔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團團長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協助共產國際指導中國共產黨的工作。

1930年春，莫斯科中山大學清黨委員會召開秘密會議，認為中國學生中，長期存在著一個托洛茨基的小組織，而中共代表團對此一直採取放任和支持的態度。隨后，由米夫宣布了一個決議，指責瞿秋白堅持分裂活動，並解除了瞿秋白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的職務。1930年8月，瞿秋白、楊之華繞道德國柏林回國。

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指揮下，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開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等人誣陷和打擊瞿秋白，解除了他的中央領導職務，將他排擠出中央領導核心。

文化戰士

此后，瞿秋白就到上海全心投入左翼文化活動，與魯迅並肩戰斗，成為革命文學的奠基人。以后又奉命赴蘇區領導文化教育工作，直至紅軍長征轉移后留守被俘就義。

1931年5月初，瞿秋白夫婦在茅盾家中避難。一天，馮雪峰給茅盾送去剛印出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刊物《前哨》。瞿秋白看到上面刊登著魯迅先生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高興地說：“寫得好，究竟是魯迅。”

1931年11月，“左聯”執委會通過了經瞿秋白修改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的決議。在這之前，根據瞿秋白的建議，“左聯”把《前哨》改為《文學導報》，專門刊登有關文藝理論的文章。同時，創辦文學刊物《北斗》。瞿秋白經常為這兩個刊物撰稿。在瞿秋白和魯迅的指導下，中國左翼文壇呈現蓬勃發展的景象。

1932年夏，上海明星電影公司通過洪深，邀請夏衍、鄭伯奇、錢杏邨擔任編劇。夏衍向瞿秋白請示，瞿秋白說：“我們還沒有力量辦自己的電影公司，而電影又是影響最大的宣傳工具，你們可以試試。”不久成立了最早的黨的電影小組，為發展革命電影事業培養了隊伍。

1932年，瞿秋白編譯了《現實——馬克思主義文藝論文集》一書，這是中國譯介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歷程中的一座豐碑。

1932年夏，瞿秋白由馮雪峰陪同去拜訪魯迅。兩人一見如故，越談越投緣。魯迅說：“我之寫小說，原因之一是由俄國文學家為勞苦大眾呼號戰斗所給予的影響。”瞿秋白則深有同感：“俄國的國情很像中國。俄國進步文學家的筆，總是為被壓迫的勞苦大眾而寫作的。”

為了正確評價魯迅，瞿秋白於1933年4月，親自編輯《魯迅雜感選集》，還抱病為該選集寫出了1.7萬字的長篇序言。瞿秋白是中共黨內科學評價魯迅及其思想的第一人。

1934年，瞿秋白奉命前往蘇區瑞金任中央教育人民委員，兼國立蘇維埃大學校長。在瞿秋白的領導下，蘇區的教育事業取得了很大成績。1934年，蘇區建立小學3000多所，學生約10萬人，識字組2.3萬多個。蘇區多數學齡兒童進入了學校，掃盲活動成績非凡。經瞿秋白建議，中央蘇區還創辦高爾基戲劇學校，由教育人民委員部藝術局長李伯釗擔任校長。學校創業十分艱難，瞿秋白用魯迅的話鼓勵大家：“路，是走出來的！”

紅軍長征離開蘇區后，1935年2月26日，瞿秋白一行留守人員從江西瑞金向福建轉移時，途經福建長汀縣水口鎮小徑村被捕。

瞿秋白被關押在長汀獄中，堅持斗爭，寫了不少詩文。5月17日至22日，瞿秋白在獄中寫了《多余的話》，回顧和總結了自己的一生。他表示：“我的思想已經在青年時期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初步，無從改變。”“一切新的、斗爭的、勇敢的都在前進。那麼好的花朵、果子，那麼清秀的山和水，……永別了，美麗的世界！”

1935年6月2日，蔣介石密令槍殺瞿秋白。6月18日上午10時，瞿秋白被押至長汀中山公園，而后踱步走向刑場。當走到羅漢嶺下一片草坪時，回過頭說：“此地很好。”然后盤膝而坐，從容就義。

來源：《世紀風採》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