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姐”的成長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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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難經歷練就“學霸”

江竹筠人生最初的打開方式，是寒門子弟外加“學霸”。

江竹筠原名江竹君，1920年8月20日出生在四川富順縣一普通農家。其父江上林長期在城市漂泊，一年兩載才回家一趟。出身城市平民、不會種地的母親隻身帶著她和弟弟，在農村勉強度日。

江竹筠八歲那年夏季，四川發生了一場大旱。眼看三人走投無路，陷入絕境之際，在重慶的三舅李義銘來信，讓她們到重慶共克旱災。

出身貧寒的李義銘，靠受教會資助考上華西大學，畢業后從醫，以此起家。當時已是重慶精益中學校長、紅十字醫院院長、蜀通輪船公司董事，還有獨自開辦的義林醫院，是重慶頗有分量的人物。

到重慶的決定顯然對江竹筠的人生大有好處，因為她有了讀書的機會。十歲時，她的母親想方設法省下錢，把她和弟弟送到了重慶道門口一所教會小學。

江竹筠對第一次上學刻骨銘心，她多年后總是對人說，她和弟弟跨入校門時，回頭一望，母親正在后面笑著抹淚。然而，這次令母親流淚的上學生涯隻持續了一個學期。父親供職的蜀通輪船公司破產，他竟撇下妻子兒女三人，回老家去了。為減輕家庭負擔，江竹筠輟學進襪廠當童工。小人兒還沒有機器高，隻好站在特制的高腳凳上操作。

好在這樣的日子不算太長。在三舅的幫助下，12歲時她重新走進小學校園。但父親的無能與不負責任，母親的剛強與辛苦，以及逃過荒、當過童工的苦難經歷，都給江竹筠年幼的心靈劃下了深刻的痕跡，養成了她踏實、獨立、倔強、敏感的性格。她決心努力讀書，早日工作養活母親。

從12歲到21歲的九年裡，她先后到重慶私立孤兒院小學、重慶南岸中學、中國公學附中讀書，最后考入黃炎培開辦的重慶中華職業學校，直至1941年夏天畢業。這幾年的學校生活，她過得有聲有色。小學一年級一學期連跳三級，直接進入四年級，成績仍是全年級第一。在南岸中學學習期間，她每學期都拿獎學金。李義銘以她為榮，把她獲得的、代表學校最高獎勵的盾牌置於書房，哪怕她身陷囹圄，時人談之色變，依然不換。

1944年9月，江竹筠工作三年后考入四川大學。這次入學並非有意為之。這時她已是黨員，也有了社會職業，本來沒有再學習的計劃，僅僅因為這年5月，黨組織安排她撤到成都隱蔽，她難以找到適當的職業，才在6月初決心報考四川大學。短短兩個多月，江竹筠復習、補習高中的全部功課，竟然順利在9月考入川大，許多人對此覺得匪夷所思。

事實上，作為天資不太聰穎的“學霸”，江竹筠亮眼的成績背后，是近乎苛刻的自律和比常人更加努力的勤奮。平時她不言不語，文靜到幾乎沒有存在感，但是若有學習上的問題沒有弄明白，她就會問個不停，完全沒有那個年代女學生慣常的羞澀和好面子。小學同學卜毅對此印象深刻。

一次，卜毅被問煩了，說她：“你有完沒完？”她反倒理直氣壯地搬出在孤兒院小學裡學到的粗淺教義，滔滔不絕地說：“同學之間應該仁慈博愛互相幫助，你這樣不耐煩，是不是忘了做同學的根本？”她一反常態的潑辣模樣實在嗆人，讓同學們目瞪口呆，由是獲贈“地胡椒”（巴渝一帶一種很辣的辣椒）的綽號。

從活躍分子發展成黨員

正如所有的英雄都有其成長的軌跡，江姐不是一開始就是“姐”的。

抗戰爆發的時候，江竹筠正在上中學。“要做斗士，不做裝飾！”是那個年代知識女性中流行的一句話，江竹筠非常喜歡，奉為圭臬。在“華北之大，已經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的大環境和身邊黨員老師們的啟發下，江竹筠骨子裡屬於“地胡椒”的辣性被徹底激發。她和同學們一起，成群結隊地走出教室，涌向田間、街頭，組成歌詠隊、演講隊、壁報隊、募捐隊，義無反顧地投身到時代的洪流之中。

她很快成為抗日救亡運動中的活躍分子，受到學校黨組織的注意。其時，重慶已經不同於幾年前一個黨員皆無的荒蕪狀況。早在1938年3月，中共中央就做出關於大量發展黨員的決定，要求各地黨組織把“大量地、十百倍地發展黨員”當作“迫切與嚴重的任務”，川東地下黨因此迎來了大發展。各大學、中學是發展黨員的重點地方。於是，在中國公學附中讀高中的江竹筠成為大發展中的一名黨員。

江竹筠的同學兼好友戴克宇是學校黨支部委員，她介紹江竹筠入黨，支部書記李培根則是江竹筠入黨的批准人和宣誓見証人。多年后這對夫妻還能夠清晰回憶起江竹筠入黨宣誓的情景：那是1939年的一個夏日，學校附近幽靜的竹林裡，她庄重地舉起右手，小聲宣誓：“我自願加入中國共產黨，堅決執行黨的決議，遵守黨的紀律，不怕困難，不怕犧牲，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生！”

隱蔽工作中展露才能

入黨不久，江竹筠很快發現她的工作環境愈發惡劣。

1939年以后，國民黨反共的趨向越來越明顯，開始不斷在國統區鎮壓進步運動，抓捕共產黨人。為此，中共中央和南方局一再要求大后方黨員隱蔽起來，轉入到地下。在突如其來的時局改變中，許多習慣了公開工作方式的黨員茫然無措，舉止失當，而江竹筠卻適應良好。她踏實、穩重，遇事冷靜、沉著，善於聯系群眾，在日常生活中不太引人注目，很快在地下環境中嶄露頭角。1940年秋，她有了生平第一個黨內職務——中華職業學校和附近地下黨組織的負責人。

那時環境惡化，她所在的江北縣黨組織，幾次發生組織被破壞、黨員被捕的事件，連續三任縣委書記被川東特委、重慶市委緊急疏散。但是，她領導的組織不僅沒有暴露，而且有所發展，顯露了她作為優秀地下工作者的素質。

之后，江竹筠先后成為重慶新市區區委委員、中共重慶市委委員助手，負責過重慶育才學校、國立女子師范學院和西南學院等學校黨的工作。其間，她換過多種社會身份，先是在重慶婦女慰勞總會當會計，后又轉移到綦江鐵礦、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合作社、鋼鐵廠遷建委員會等處工作，並於1944年轉移到成都考上四川大學植物病虫害系。

不管社會身份如何改變，她都嚴格按照“三勤”“三化”的要求執行。在學校讀書時，她按照組織要求，沉心靜氣當好學生，同時團結同學，凝聚力量﹔承擔社會職業時，她既要正常上下班，還要頂著日機的轟炸，跟著慌亂的人群跑警報，警惕特務不時的跟蹤，去做組織交辦的任務，就這樣積極艱難地開展工作。

人們常常津津樂道她在校讀書時為澄清皖南事變真相巧撒傳單的故事。那時，新四軍被誣蔑為“叛軍”，所有報紙、媒體都不得發表為之辯白的報道，普通人根本不知事變真相。重慶地下黨員都被動員起來散發《新四軍皖南部隊慘被圍殲真相》等傳單，江竹筠所領導的黨組織也接到這個任務。

那時到處都在抓人捕人，江竹筠不能暴露自己，就和何理立商議深夜將傳單放到教師辦公室和教室。可她們的宿舍在二樓，二十多人睡兩排地鋪，一個挨一個，兩人又睡在中間，半夜起來驚動眾人怎麼辦？恰好當時流行跳交誼舞，兩人便商定睡覺前教大家跳舞。一干女生勁頭十足，最后累得腰酸腿脹，熄燈后很快睡著了。夜半時分，二人輕手輕腳地下樓。教室的門鎖著，她們就用石塊把傳單壓在門口和走道上。第二天早晨，中華職業學校師生們看到傳單，全校嘩然，紛紛同情新四軍，譴責國民黨頑固派妄圖發動內戰的不義之舉。

而江竹筠的秘密活動還在繼續。《挺進報》本是重慶市委的機關報，卻因小說《紅岩》而揚名中國。很長一段時間內，江竹筠就承攬了大部分的分發投遞工作。

在國統區秘密辦報，供稿、刻印、投遞都是大問題，其中最危險的就是投遞。白色恐怖中一份報紙要經過重重關卡，安全送達收件人手中可不容易，每個環節都要確保安全，不能出錯。江竹筠為此智計百出，費盡心血。郵檢嚴格，她就想方設法找來國民黨財政局等國家單位的信封﹔街頭郵箱被盯，她就通過郵局人員內部投寄﹔有的地方不通郵，她就建立秘密轉發站專門分發。在她手中，《挺進報》的發行沒有出過一次差錯。

地下黨員王珍如曾參加過一次投遞工作，她清楚地記得，當時江竹筠和她好像一對出門逛街的好姐妹，提著一個綠色的帆布袋就出發了。第一站是民生路郵局，江竹筠一邊和她說笑，一邊四下望了望，沒等她意識到，江竹筠就已經從帆布袋中取出一疊早裝好的信封扔進了郵筒，然后說笑著離開。上半城的投完了，兩個人又轉向下半城……為了讓敵人摸不到郵路的規律，她們將整個城區的郵筒都投了個遍。

當人們感嘆著她負責《挺進報》發行時的舉重若輕，傳頌她在敵人眼皮下將一份份報紙安全寄出的智勇雙全時，卻不知這一切，都源於長期地下斗爭的錘煉。

江竹筠是那個時代優秀地下工作者的一個縮影。在恐怖高壓之下，他們必須化身為普普通通的職員、教師、學生、工人、農民，甚至挑夫、苦力，在為個人衣食奔波之際，還得時刻把完成革命工作放在第一位﹔他們還要像《沙家浜》中的阿慶嫂一樣，“壘起七星灶，銅壺煮三江。擺開八仙桌，招待十六方”，在廣交朋友中隱蔽自己。讓人難以適應的是，他們不得不常常輾轉各地、變換職業、更新身份，這或是因為組織需要，或是受到敵特懷疑，或是環境所迫﹔更考驗人的是，這樣的生活不是一天，而是一周、一月、一年，周而復始，似乎沒有盡頭。

大浪淘沙始見金，正是經過長期隱蔽生涯的熔煉和摔打，她才成為人們熟知的穩重大方、沉著機智的“江姐”。

來源：《紅岩春秋》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