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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著談,何如起來行!

——周恩來的旅歐革命路

李蓉

2019年03月07日08:40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世紀風採》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周恩來,身后沒有個人財產,沒有墓地,沒有子女。他鞠躬盡瘁,將一生奉獻給了人類美好的共產主義事業。周恩來的初心是什麼?使命是什麼?他的共產主義信仰是何時確立的?如何確立的?何以成為他一生奮斗的動力?這是一個值得探討、很有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的問題。

  在比較和選擇中確立共產主義信仰

  學生時代的周恩來是一位活躍的青年才俊。他1913年春進入天津南開學校學習,曾任學校演講會副會長、敬業樂群會會長等職。1917年6月從天津南開中學畢業,9月赴日本留學。1919年4月從日本回國后,參加五四運動,領導天津學生運動,並參加組織進步團體覺悟社,是五四愛國運動的骨干。1920年11月,周恩來前往法國勤工儉學,至1924年9月回到國內。正是在這期間,周恩來參加共產黨早期組織,牢固地樹立了共產主義信仰,完成了他人生思想上的一次升華與飛躍。

  根據中共中央1985年批准的《中共中央組織部關於重新確定周恩來同志入黨時間的報告》確認,周恩來參加共產主義小組的時間,即為入黨時間。而周恩來參加共產主義小組的時間是1921年春。當時他經張申府、劉清揚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8個發起組之一的巴黎共產主義小組。這裡所說的共產主義小組,即中國共產黨的早期地方組織。應該說,張申府、劉清揚介紹周恩來加入共產黨,是周恩來有入黨的要求和願望,而且表現出色。

  但是,周恩來卻在致國內覺悟社成員諶小岑、李毅韜的信中坦誠相告,他自己的共產主義信仰確立的時間是加入黨組織之后。他在1922年3月的信中,敘述了自己一年來“居法積感”和確定共產主義信仰的經過,說:“我從前所謂‘談主義,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歐洲后對於一切主義開始推求比較時的心理,而現在我已得有堅決的信心了。我認清C.ism(共產主義)確實比你們晚,一來因為天性富於調和性,二我求真的心又極盛,所以直遲到去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標。”也就是說,1921年春加入了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周恩來,是到1921年秋天才定妥了自己的人生目標。

  由此可見,周恩來確立共產主義信仰的過程就是一個經歷了思想風暴,多方比較的結果。他承認自己對共產主義的認識要比一些覺悟社的成員要晚。其原因一是自己的富於調和性的天性,不會簡單地選擇一種極有戰斗性的主義。二是追求真理的心情極為強烈、熾烈、熱烈,因此非常慎重,決不輕易談什麼主義。直到旅歐后,採取各種方式廣讀博覽,涉獵各種學說思潮,以審慎求真的態度,“對於一切主義開始推求比較”以后,才做了決定,下了決心。

  周恩來探討救國之道,最初比較了俄、英兩種改革社會的途徑。他在1921年1月給表兄陳式周的信中指出:“英之成功,在能以保守而整其步法,不改常態,而求漸進的改革﹔俄之成功,在能以暴動施其‘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而收一洗舊弊之效。若在吾國,則積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強鄰環處,動輒受制,暴動尤貽其口實,則又以穩進之說為有力矣。執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無成見,但以為與其各走極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導國人。”這時的周恩來認為自己對俄國方式和英國方式都沒有成見,但了解到俄式以暴動為特色,而英國的方式更穩些。兩相比較,周恩來有了一定的傾向性,這就是:中國的積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但他也有顧慮和擔心。所以,此時周恩來還沒有選定他的救國方案。

  1921年10月,周恩來自英國返回法國后,對當時社會上流行的各種思潮、主義,如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基爾特主義、社會主義等,同覺悟社社員多次通信探討,進行了反復的推求比較。周恩來認識到:無政府主義的“自由作用太無限制”,處在舊社會勢力盤踞的社會裡,“容易流為空談”﹔法國的工團主義,在現今的歐美“不免等於夢囈”,法國總工會“大多數派大半已傾向於第三國際與國際赤色工聯了”﹔英國的基爾特主義“近已見衰”,並且“在英國始終也沒大興盛過”﹔而社會主義已成為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這樣,周恩來最終確定了自己的共產主義信仰。

  在對各種社會思潮、主義比較的過程中,《共產黨宣言》等經典著作的學習對周恩來確立共產主義信仰關系極為密切。1921年10月以后,他充分利用列寧領導的共產國際於1919年宣告成立后,歐洲各國共產主義運動高漲,馬克思主義書籍和報刊十分流行的條件,結合對英、法等國社會實況和工人運動的考察,先后研讀了英文版的《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法蘭西內戰》《國家與革命》等大量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並訂閱或購買了法國共產黨機關報《人道報》、英國共產黨機關報《共產黨人》以及《共產黨人評論》《勞動月刊》等。這些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學習對於年青的周恩來至關重要。他通過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深入學習,領會到社會主義已成為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而社會主義繼續發展,便是人類最美好的共產主義。早就確定了要救國救民於水火,為中華民族崛起而讀書的周恩來,最終確定了共產主義信仰。1921年10月13日,周恩來為中法政府策劃將李立三、蔡和森、陳毅等104名代表強行遣送回國一事,撰寫長篇通訊向國內詳細報道中法政府當局對勤工儉學生的迫害,文章中引用了《共產黨宣言》的最后一句:“馬克思同恩格斯合聲嚷道:‘世界的工人們,聯合起來啊!’他們如今也覺悟了,‘全體勤工儉學的同志們,趕快團結起來啊!’”

  1922年3月,覺悟社社員黃愛(正品)在長沙領導工人罷工時被湖南軍閥趙恆惕殺害,周恩來悲憤地寫下《生別死離》詩一首,他寫道:“壯烈的死,苟且的生。貪生怕死,何如重死輕生!”“沒有耕耘,哪來收獲?沒播革命的種子,卻盼共產花開!夢想赤色的旗兒飛揚,卻不用血來染他,天下哪有這類便宜事?坐著談,何如起來行!”“舉起那黑鐵的鋤兒,開辟那未耕耘的土地﹔種子散在人間,血兒滴在地上。”周恩來還寫道:“我對他唯一的紀念,便是上邊表示我的心志的那首詩,和最近對於C.P.堅定的傾向。” “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並已很堅決地要為他宣傳奔走。”烈士的鮮血更深刻地教育和打動了周恩來。他真正選擇了共產主義這個奉獻社會、奉獻人民的世界觀和人生觀。

  在駁斥謬誤、宣傳馬克思主義中堅定共產主義信仰

  確立共產主義信仰后,周恩來開始努力宣傳真理,駁斥謬誤,正確回答和闡述人們關心的問題,並在這個過程中越發堅定了共產主義的信仰。1922年8月16日,周恩來撰寫《共產主義與中國》一文。文章批判國家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等思潮,闡述隻有共產主義才能救中國的真理。文章指出:“資本主義的禍根,在私有制,故共產主義者的主張乃為共產制。私有制不除,一切改革都歸無效。”他認為共產主義“在今日全世界上已成為無產階級全體的救時良方”,“尤其是在中國,實負有變更經濟制度的偉大使命”,“一旦革命告成,政權落到勞動階級的手裡,那時候乃得言共產主義發達實業的方法”。因此目前中國“除去努力預備革命,實行共產革命外,實無法可解”。1922年12月15日,周恩來發表《評胡適的“努力”》一文,其中批駁胡適宣揚的“好人政府”主張。周恩來認為:“在世界帝國資本主義和軍閥的支配之下”的中國,不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統治,而想“建立‘好人政府’,實現其政治主張,這不是做夢麼?”在當時留法勤儉學的青年中,就有不同的追求和看法。如陳延年、陳喬年開始就對無政府主義比較推崇。以后經過學習和思考,最后也確立了共產主義信仰並為之獻身。

  1922年8月,為駁斥無政府主義者把共產黨人的信仰比作宗教迷信的言論,周恩來撰寫了《宗教精神與共產主義》一文。他在文章中指出:共產主義信仰與宗教迷信的區別,“在其所信的理論與方法,能否用在‘實際’上來‘試驗’,換過來說,便是能否合乎科學精神”。“教徒對於神父牧師隻有迷信,即心知其非,口亦不敢言。至於共產黨人一方服從領袖的指揮,一方實時時監督其行動!”這篇文章曾發表在法國印行的《新刊評論〈無所謂宗教〉》一書上,后又發表在1922年9月1日出版的《少年》第二號上。從文章可以看到年青的周恩來在理論和方法上的深入思考,體現出一種難能可貴的科學精神。

  周恩來還注意研究共產主義,宣傳馬克思主義。1923年夏,周恩來返回法國,住在巴黎戈德弗魯瓦街17號,專門從事黨、團工作。他經常到勤工儉學生和華工比較集中的巴黎拉丁區和近郊的小咖啡館裡演說,宣傳馬克思主義,揭露國家主義派、無政府主義派的真面目,並與他們展開辯論。此外,還籌備建立共產主義研究會,組織青年閱讀馬克思、列寧著作,在此基礎上發展團員。並通過袁子貞擔任書記的華工總會對旅法華工開展工作。

  共產主義必須通過一定的組織來實現

  周恩來明白,為了實現共產主義,必須建立組織,通過一定的組織來實現。為了推動旅歐共產主義組織的成立,周恩來於1921年底(或1922年初)和趙世炎托人帶信約在蒙達尼的李維漢到巴黎會面,商議成立旅歐青年共產主義組織事。議后決定分頭進行籌備。1922年3月初,周恩來因德國生活費用低廉,由巴黎遷到柏林,和張申府、劉清揚以及原在柏林的共產黨員張伯簡組成旅德中共黨組織,積極開展黨的活動。他經常來往於柏林、巴黎之間,聯絡勤工儉學生和進步華工,舉行報告會,作過多次演講,宣傳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推動旅歐共產主義組織的籌備工作。

  1922年6月,旅歐共產主義青年組織成立大會在巴黎西郊布倫森林中的小空場召開。旅居法國、德國、比利時的中國青年23人出席。在趙世炎主持下,會議通過周恩來起草的組織章程,確定組織名稱為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選出中央執行委員會,趙世炎為書記,周恩來負責宣傳,李維漢負責組織。會議還決定出版機關刊物《少年》。8月1日,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機關刊物《少年》創刊。周恩來在8月16日的《少年》發表《共產主義與中國》一文。

  在把歐洲一批有志的中國青年團結起來、成立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組織的基礎上,周恩來又努力爭取加入國內的全國統一組織——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2年10月,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在巴黎召開會議,舉行總投票,決議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會后,周恩來即和趙世炎一起,以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的名義寫信給國內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要求“附屬於國內青年團為其旅歐之部”,並委派李維漢為代表攜信回國,與團中央接洽。1923年1月得到陳獨秀回信,建議改名“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之部”,並將領導機關中央執行委員會改為執行委員會。

2月17日至20日,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召開臨時代表大會,決定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為其“旅歐之部”,在歐名稱定為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大會通過周恩來起草的《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章程》,改選了領導機構,周恩來任書記。會后收到國內團中央1月29日函,批准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而后,周恩來於3月13日起草了報告,向國內團中央詳細報告二月大會的經過。報告說:本團之責任及今后應有之活動,“大體規定為共產主義的教育工作”,換言之即是列寧所說的“學共產主義”。“我們現在已正式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旅歐戰員了,我們已立在共產主義的統一旗幟之下,我們是何其榮幸!你們希望我們‘為本團勇敢忠實的戰士’,我們謹代表旅歐全體團員回說:‘我們願努力毋違!’”這對增強中國青年的團結,在共產主義的旗幟下更好地培養、教育革命青年,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1923年3月18日,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派趙世炎、王若飛、陳延年、陳喬年、熊雄等12人,第一批赴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周恩來陪送他們到柏林,並設法為他們辦理去蘇聯的入境手續。經過學習和培養,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成為優秀的共產主義戰士。

  推動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在歐洲初步形成

  在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制定了黨的民主革命綱領,提出反帝反封建是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的基本任務,黨的最終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並通過了《關於民主的聯合戰線的決議案》等文件。為了推動民主的聯合戰線的建立,中共中央於1922年8月在杭州西湖舉行會議,討論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問題。馬林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建議中國共產黨黨員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實現國共合作。會議決定在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的條件下,由共產黨少數負責人先加入國民黨,同時勸說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同年9月,黨中央曾通告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要求青年團一致採行這一政策。

  1923年3月10日,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舉行會議,研究其成員加入國民黨問題。6月16日,時任旅歐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執行委員會書記的周恩來和尹寬、林蔚等一起到裡昂,與奉孫中山之命到法國籌組國民黨支部的王京岐(后任國民黨駐歐支部執行部長)商談合作問題。雙方達成協議: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員80余人全部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周恩來也在6月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旅歐組織。在這個意義上,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在歐洲初步形成。這時,中共三大還未結束。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廣州召開的中共三大,決定同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合作,建立各民主階級的統一戰線,推動孫中山改組國民黨。還決定共產黨員、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同時保持共產黨在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許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都是在中共三大結束之后。同年8月,青年團在南京召開二大,接受中共三大所確定的同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的方針,努力協助中國共產黨在全國擴大國民黨組織。而旅歐青年團員在之前就已經全部加入國民黨了。可見周恩來及其領導的旅歐青年團在國共合作問題上是走在全國前面的。

  周恩來在加入中國國民黨旅歐組織不久,便被孫中山和國民黨總部委任為國民黨巴黎通訊處(后稱巴黎分部)籌備員。同年8月,周恩來致信即將回國述職的王京岐,談旅歐國共兩黨合作,開展革命活動問題。周恩來認為:“依我們的團體意識,我們願在此時期盡力促成民主革命的一切工作,這是無可置疑的事。”周恩來還提出當時兩黨合作的三項建議:(一)宣傳民主革命在現時中國的必要和其運動方略﹔(二)為國民黨吸收些留歐華人中具革命精神的分子﹔(三)努力為國民黨做些組織訓練工作。本著上述三種原則,可隨時勢變遷而計劃當前所要做的工作。從上述建議可見周恩來獨到的見解。

  同年秋,周恩來被任命為國民黨駐歐支部特派員。11月25日,周恩來出席在裡昂召開的國民黨駐歐支部成立大會。在演說中,他著重批評了國民黨內的腐敗現象,說:“挂名黨籍不負責任者,此類人實居吾黨最大多數”,“是真令人痛心疾首而不得不認為本黨內部伏莽之患。”在會上,周恩來當選為國民黨駐歐支部執行部總務科主任,李富春為宣傳科主任。在王京岐回國期間,由周恩來代理執行部長,主持國民黨駐歐支部的工作。

  1924年1月17日,周恩來出席國民黨巴黎通訊處的成立大會,並以通訊處籌備員身份報告籌備經過。通訊處臨時主任李富春報告巴黎黨務的發展情況。會議選舉聶榮臻為通訊處處長。次日,周恩來致函國民黨中央總務部部長,報告通訊處籌備和成立情況。1月20日至30日,孫中山在廣州主持召開有中國共產黨人參加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標志著國共合作正式形成。周恩來領導的旅歐黨、團組織積極協助籌組國民黨旅法組織,開展統一戰線工作,成效是顯著的。

  周恩來還駁斥各種攻擊污蔑國共合作的言論。1924年6月1日,周恩來撰寫文章,駁斥國家主義派對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種種污蔑。他指出:“不錯,我們共產主義者是主張‘階級革命’的,是認定國民革命后還有無產階級向有產階級的‘階級革命’的事實存在。但我們現在做的國民革命卻是三民主義革命,是無產階級和有產階級合作以推倒當權的封建階級的‘階級革命’,這何從而說到‘國民革命’是‘階級妥協’?且非如此,共產主義革命不能發生,‘打破私有制度’、‘無產階級專政’自也不能發生。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

  認識到實現理想離不開共產黨的領導

  1922年12月1日,周恩來發表《無產階級革命的俄羅斯》一文。他分析論述十月革命的使命、革命的原因和成功之道、十月革命與馬克思學說,指出:“這是因為有了多數派——共產黨——在其中做了忠實的指導,唯一的指導。”十月革命的歷史意義在於“為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奠定了革命始基”,實現全世界的革命,“俄羅斯現在已是這樣地一個領路者了”。周恩來在了解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情況和俄國革命的經驗后,已經認識到了共產黨組織的力量和領導革命的必要。所以他十分注意黨的組織建設和黨員的發展。

  1922年10月下旬,周恩來還在柏林接待了曾為中國舊軍隊的高官但卻一心尋求救國真理、到處尋找共產黨組織的朱德。周恩來傾聽朱德陳述自己的身世和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的願望后,同意他的申請,並答應幫助辦理有關手續,說明在入黨申請書寄往中國而尚未批准之前,暫作候補黨員。同年11月,周恩來和張申府介紹朱德以及一同赴歐的孫炳文加入中國共產黨。朱德終於實現了他加入中國共產黨的願望,並為之奮斗了一生。孫炳文也在1927年為中國革命流盡了最后一滴血。時年24歲的周恩來吸收在上海想參加共產黨而碰壁的時年已37歲的朱德入黨,使朱德得以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事業作出巨大貢獻。周恩來的目的非常明確,就是團結一切革命力量,共同開展國民革命,漸次實現中國共產黨的綱領和任務。

  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的實現離不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武裝力量。這是周恩來在歐洲期間了解十月革命經驗時就已經認識到的道理。他在1922年12月15日所寫的文章中強調了革命軍隊的重要性。他指出:“真正革命非要有極堅強極有組織的革命軍不可。沒有革命軍,軍閥是打不倒的。”在同日所寫的《俄國革命是失敗了麼?》一文中指出:“一國一種的民主革命,如法國革命、美國獨立都是經過極長期的血戰爭斗才得使共和奠定,更何況無產階級的共產革命。”這也是周恩來回國不久即和楊匏安等參加鎮壓商團叛亂的臨時軍事指揮部工作,以后又擔任黃埔軍校教官、政治部主任、軍事部部長,組建鐵甲車隊等和軍事有關工作的重要思想基礎。

  1924年7月下旬,周恩來和劉伯庄、周子君、羅振聲等從法國啟程,由海路回國。臨行前,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執行委員會對周恩來作了以下評語:為人“誠懇溫和,活動能力富足,說話動聽,作文敏捷,對主義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無產階級化”。“本區成立的發啟人,他是其中的一個。曾任本區三屆執行委員,熱心耐苦,成績卓著”。這是對於周恩來的一個非常中肯的評價,特別是強調他“對主義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無產階級化”這一點,這和周恩來所認定的“覺悟成的無產階級革命分子,必然地要信仰共產主義”的心願是完全吻合的。這也足以說明周恩來在旅歐期間確立共產主義信仰已經被同志們所公認。周恩來從1924年9月回到國內,10月即擔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兼區委宣傳部部長,隨即又擔負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等重任,更說明了他的政治水平和才干得到認可。

  周恩來確立的共產主義信仰,不光經過幾年時間的學習、思考和選擇,而且和實踐、行動緊密結合。崇高的信仰成為他一生奮斗的動力,使得他的人生燦爛輝煌﹔同時也成了他能夠為中國人民的幸福、人類進步事業做出杰出貢獻的重要原因。

      來源:《世紀風採》2019年第2期

(責編:曹淼、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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