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明：血洒雨花台的隴上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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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園裡，長眠著一位甘肅靖遠籍烈士。他叫秦明，曾任中共靖遠縣委書記，陝甘寧邊區行政學院、延安大學教員，中共環縣縣委常委、統戰部長等職。他32年的短暫人生，留下了一串閃光的印記，特別是他在獄中堅貞不屈，斗爭到底，英勇獻身的事跡，更讓人無限崇敬，深切緬懷。

確立救國救民初心

秦明，原名喬映淮，字清川，曾用名高明、李國華，1916年2月出生於甘肅省靖遠縣喬家庄一個富裕的農民家庭。他的家鄉是甘肅受革命影響較早的地區。1932年，共產黨員謝子長等就在這一帶發動了著名的“靖遠兵暴”。紅旗喚起了民眾，秦明也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

1933年春，17歲的秦明考入省立蘭州一中。在3年的中學生活中，他開始接觸進步書刊，結識了一批對國民黨黑暗統治不滿的進步青年，他們相互傳播進步思想，共同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

1936年春，秦明初中畢業后，前往南京求學。當時，日本帝國主義已經侵佔了我國東三省，又將其魔爪伸向華北，而南京國民政府卻一直採取妥協綏靖政策。偌大一個中國，已經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繼北京學生“一二·九”愛國運動以后，全國各地愛國運動蓬勃發展，秦明在南京也投入到這一偉大革命洪流中，經受了鍛煉。后由於經濟拮據，他中斷了在南京的學習，於1936年7月返回靖遠，在北灣小學當教員。

經過愛國運動洗禮的秦明，為了改變家鄉沉悶的政治氛圍，傳播革命思想和發展文化教育事業，利用業余時間和好友萬良才、劉宗道等人一起創辦了靖遠“同進消費合作社”，發行進步書刊。這一時期，秦明閱讀了不少革命書籍，獲得了大量的新知識，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1937年初，他辭去教員工作，再次來到蘭州，在甘肅學院高中部就讀。

七七事變后，在中國共產黨的號召下，全國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蘭州的各種抗日救亡團體也先后大量涌現出來。秦明參加了由中共地下黨領導的進步青年組織——甘肅青年抗戰團，積極參與組織抗日救亡活動。他們成立“秘密讀書會”，一起交流探討人生價值，走上街頭向民眾宣傳抗日救國主張，組織民眾開展抵制日貨活動。他還化名木林森，經常給在靖遠的同學、好友寄《新華日報》等進步書刊，鼓勵他們投身抗日救亡運動。

此時，在黨的影響下，秦明的好友萬良才和王彥升等人在蘭州創辦“同仁消費合作社”，發行《讀書月報》《星期生活》和部分延安出版的進步書刊，傳播革命思想，主張合作救國。秦明積極支持“同仁消費合作社”的工作，他節衣縮食，籌措資金入股，並為發行進步書刊到處奔走。“同仁消費合作社”比靖遠的“同進消費合作社”業務范圍更大，存有大量的革命書籍。秦明在這裡讀到了更多的馬列主義著作，對革命有了相當的認識，並進一步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

在抗日救亡活動中，秦明受到黨的教育和幫助，深刻認識到隻有馬列主義才能救中國，中國的希望在於共產黨。於是他積極向黨靠攏，遇有問題，經常到八路軍駐甘辦事處登門求教。黨組織對他也十分關懷，耐心給予教育和幫助，並通過斗爭對他進行鍛煉和考驗。在血與火的洗禮中，秦明的思想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他的革命意志、思想境界得到鍛煉和提高，把中華民族的解放和共產主義事業作為自己的終身奮斗目標，積極要求到延安參加革命。1937年11月，經萬良才、萬通軒介紹，秦明在蘭州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不久，受黨的委派打入國民黨在蘭之西北訓練團。在此期間，他依然積極宣傳抗日救國道理，鼓動進步青年赴延安投身革命。

機智開展地下工作

1938年10月，經八路軍駐甘辦事處的介紹，秦明和他的新婚妻子黨培英一起到達西安。在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接轉關系后，組織上分配他們去中共中央青委領導的“中國青年干部訓練班”（通稱“安吳青訓班”）學習革命理論。他們背著行李步行來到陝西省涇陽縣安吳堡，在訓練班學習了兩個多月。期間，秦明除正常學習外，還閱讀了《唯物史觀》《中國革命運動史》《列寧主義》等大量書刊，對馬列主義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思想上起了巨大的變化，更加堅信隻有共產黨才能夠解放中國人民，才能勝利地建設新中國。后因工作需要，黨培英被分配到邊區“民眾劇團”工作。秦明則被派回甘肅，從事地下工作。

1939年3月，秦明受組織派遣回到故鄉靖遠，擔任中共靖遠縣城關支部書記、靖遠縣委秘書。他以西關小學教員的公開身份為掩護，在靖遠縣城各學校積極傳播進步思想，宣傳抗日救國。他把課堂作為宣傳我黨抗日救亡政治主張的陣地，講述抗日救國的道理，選用進步文章當教材，對學生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由於他能和學生打成一片，所以他的寢室裡經常聚集著進步學生，聽他介紹艾思奇寫的“大眾哲學”和生活書店出版的一些進步書籍，講述陝甘寧邊區的形勢。他對學生說：“……這個社會是黑暗不平等的，富人不勞而食，窮人終年勞動，結果仍是飢寒交迫。做官的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搜刮民財……但這一切都會過去的，都會消失。因為在中國有了根本不同於國民黨的共產黨。黨要使人民翻身做主，有吃有穿，最后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他的教育啟發下，一些進步學生參加了革命工作，有些人還入了黨。靖遠縣各校抗日救亡運動的蓬勃發展，引起了國民黨頑固派的恐慌，他們叫嚷靖遠學生“赤化了”。為此，靖遠學生到蘭州報考學校都要受到嚴格的審查。

這一時期，秦明還通過同學李淮，在靖遠簡易師范學校組織學生辦壁報，寫抗日標語，演唱進步劇目，培養黨員發展對象。1939年5月，秦明組織靖遠師范骨干分子成立了黨小組。是年秋，改組為黨支部。在秦明的直接領導下，靖遠師范黨支部利用學生軍訓開展斗爭，成立糾察隊、宣傳隊，張貼標語、散發傳單，建立學生讀書會，組織學生秘密閱讀《新華日報》等抗日宣傳資料，教唱《義勇軍進行曲》《大刀曲》等抗日歌曲，組織學生罷課，迫使地方當局公開表態支持抗日救亡活動。

根據甘肅工委的指示，秦明還積極著手在農村發展黨員，建立黨組織。他在三合鄉先后介紹魏仰峰、劉俊正、魏著文等人入黨，組建了三合支部，並在上癿灶、下癿灶、海廣灘等鄉村建立了民眾夜校，教唱革命歌曲，宣講黨的抗日主張。

1939年秋，秦明擔任了中共靖遠縣委委員，鑒於他熟悉本地情況，有較強的工作能力，甘肅工委駐靖遠特派員、縣委書記鄭重遠把縣委的許多重要工作交給他去完成。秦明利用他三哥在縣城裡開的小雜貨鋪，建立了縣委的秘密機關，制定了嚴密的聯絡暗號和接頭辦法，並派地下黨的同志化裝成賣貨郎，肩挑貨擔往返於5個基層支部之間，傳達上級指示，了解基層情況，把5個支部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增強了黨組織的戰斗力。

為了沖破國民黨頑固派對黨的限制、封鎖，及時把黨中央的指示傳到甘肅內地，溝通甘肅工委與中央的聯系，以及中央與第三國際的聯系，中共中央指示甘肅工委開辟蘭州到延安和蘭州到新疆兩條地下交通線。1939年初冬，秦明受命開辟蘭州——靖遠——海固——慶陽——延安地下交通線，並建立靖遠中轉站。秦明經過認真、慎重而細致的考慮，提出由長工出身的共產黨員何清涌擔任靖遠到慶陽的交通員，由他自己負責蘭州到靖遠的中轉。他的意見得到了甘肅工委的批准，經過一番切實准備，這條地下交通線很快就開始了工作。黨中央和甘肅工委的機密文件、指示、信件、消息經由這條地下交通線，秘密順暢地傳遞往返。秦明主持的靖遠地下交通站是這一秘密交通線的中間樞紐，把千裡隴原與黨中央所在地延安緊密地連接在一起。

1939年底，鄭重遠受甘肅工委指派要去延安向中央請示匯報工作，需要離開靖遠一個時期。他提出由秦明代理中共靖遠縣委書記，負責縣委的全面工作。秦明謙虛而又誠懇地說：“像這樣重的擔子我還沒有挑過，現在是工作的需要，自然是義不容辭的事，一定努力做好。”

1940年春節，秦明決定利用農村過年演戲、耍社火的機會宣傳抗日。他和魏仰峰等同志共同組織了“醒民劇團”，由經他介紹入黨的李淮任團長，演出“流亡三部曲”“放下你的鞭子”等劇目，在群眾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蒙冤”歲月堅守信仰

1939年底到1940年春，國民黨頑固派消極抗日，積極反共，不斷制造事端，發動了抗日戰爭時期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大批共產黨員和抗日志士被逮捕殺害，政治形勢十分險惡。1940年6月，甘肅工委被國民黨破壞，工委書記李鐵輪、副書記羅雲鵬等負責同志被捕。還有一些地下黨員的身份也有所暴露，隨時都有被捕的可能。為了保存黨的有生力量，黨中央迅速採取應急措施，急電八路軍駐甘辦事處：凡是可能暴露的同志一律撤往延安。鄭重遠從八路軍駐甘辦事處處長伍修權處接到中央指示后立即通知秦明等人迅速轉移。

接到消息的秦明連夜起程，為了應付敵人途中的盤查，他和一位同志喬裝成教師和工友，帶上事前准備好的空白路條和兩個三青團証，以到西安採購體育器材的名義，巧妙地應付了敵人設在沿途的哨卡，一路上風餐露宿，日夜兼程，經會寧、張家川、寶雞到達西安。他們在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接轉關系后，經馬欄到達延安。在延安大學學習了一年多后，秦明於1942年4月被調到邊區行政學院當語文教員。

1943年，延安開始審干運動，由康生負責領導。7月15日，康生作《搶救失足者》的報告，強調“清除內奸，這是我們目前急不可緩的任務”，“還有一些失足的人至今沒有向黨坦白”，“他們要在這緊迫的時間中挽救自己，而共產黨員們也要在這短促的時間內搶救他們”。報告后，康生掀起“搶救失足者運動”，大搞逼、供、信。他首先對當時在中央社會部工作的原甘肅地下黨員張克勤刑訊逼供，給他戴上“特務”帽子，制造了“張克勤事件”，並借此誣陷甘肅地下黨是所謂“紅旗黨”。

接著又把在延安和陝甘寧邊區工作的甘肅籍同志秦明等30多人逮捕關押到邊區保安處接受審查。秦明堅信黨中央，據理力爭，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雖然身處逆境，受到不公正的對待，但始終不承認強加在自己身上的所謂“特務罪行”，更拒絕提供偽証誣陷同志，充分表現出了一個共產黨員的高風亮節和堅定的無產階級黨性原則。

黨中央和毛澤東及時注意到了審干運動中存在的過左傾向。7月30日，毛澤東指示停止“搶救失足者運動”。8月15日，中共中央通過《關於審查干部的決定》，提出審查干部的九條方針。10月9日，毛澤東指出“一個不殺，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務斗爭中必須堅持的政策。1944年春，中共中央開始對受冤屈的同志進行逐個甄別平反，賠禮道歉。抗戰勝利前夕，秦明恢復了人身自由，被分配到延安大學繼續任教。

秦明在所謂的“紅旗黨”大冤案中，從未有過悲觀失望，更沒有怨恨過黨，也絲毫沒有動搖過為共產主義事業奉獻終生的堅定信念，真正經受住了歷史的考驗。秦明在重新工作后，說：“我要以自己的實際行動証明，我是真正的共產黨員。”他又堅定地走向了革命戰場，為解放戰爭的勝利作出了新的貢獻。

在隴原上打游擊

1945年抗戰勝利后，在延安的甘肅地下黨同志陸續被派回甘肅開展工作，著手恢復地方黨組織。1946年4月初，秦明被派到設在甘肅慶陽的中共甘肅工委工作。同年6月工委又派秦明前往靖遠尋找與上級黨失去聯系的地下黨組織。

從慶陽到靖遠沿途幾百裡路，敵人哨卡林立，且靖遠的黨組織自1942年后與上級失掉聯系已久，情況不明，秦明又是靖遠出了名的共產黨員，認識他的人很多，回靖遠聯系地下黨是一項十分危險的任務。但秦明不畏艱險，克服重重險阻，隻身來到靖遠，找到黨員何清涌、魏仰峰等同志，了解了黨組織的情況，向他們傳達工委的指示，介紹革命的大好形勢，布置任務，規定今后的聯絡暗號，出色地完成了組織上交給的任務，連家也沒回就返回了慶陽。

1946年10月，秦明被甘肅工委派往環縣，任縣委常委、統戰部長。當時的統戰部實際上是黨的白區工作部，負責環縣周圍敵佔區的地下工作。他經常深入敵佔區宣傳、組織群眾，建立“兩面政權”。深入敵佔區工作，隨時都有犧牲的可能。但為了革命的勝利，秦明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在給妻子的信中寫道：“戰爭不可避免，環境變了，思想也要跟上。什麼情況都可能發生，要有最壞的思想准備。”

1947年3月，國民黨反動派在向解放區全面進攻失敗之后，又向陝甘寧邊區發動了重點進攻。與此同時，國民黨軍隊侵入隴東地區。一時間，“黑雲”壓頂。在敵我兵力十分懸殊的情況下，黨中央決定在運動中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粉粹敵人的重點進攻。我軍主動放棄了一些地方，不久環縣縣城被敵人佔領。

為了保存革命力量，環縣縣委決定各級黨政機關暫時分散轉移，在敵后堅持游擊戰爭。縣委派秦明到豆城子，將毛井、虎澗、車道3個區的30多名游擊隊員統編為一支武工隊，由秦明任政委，雷雨田任隊長，就地堅持斗爭。他們經常在敵人眼皮底下活動，在敵軍空隙裡穿插周旋，幾乎每天都要轉移駐地，有時就住在山洞裡，經常吃不飽飯，吃不上鹽。環境雖然艱苦，但他們每次都很出色地完成了任務。

不久，秦明調到環縣游擊隊工作。4月的一天，游擊隊在一個叫殷家掌的村子裡宿營，秦明伏在油燈下寫總結材料，很晚才休息。黎明時分，敵八十一師騎兵支隊突然將村子包圍起來。聽到槍聲，秦明從炕上一躍而起，和游擊隊長秦應江一起率領游擊隊員與敵人展開了激烈的戰斗。由於敵我力量懸殊，秦應江等幾個同志先后犧牲。秦明決定兵分兩路，由他帶領幾個同志擔任阻擊任務，掩護其他同志突圍。經過激戰，大部分同志突圍出去了，他自己卻陷入敵軍重重包圍之中。在戰斗中，眼睛深度近視的秦明因眼鏡摔壞看不清路，失足跌下山谷，腿部受傷，不幸被敵軍俘虜。

不屈不撓的獄中斗爭

在被押往環縣縣城的路上，秦明大義凜然，對敵人罵不絕口。到了縣城河對坡，敵八十一師的一個旅長聽說抓獲了一個共產黨的大人物，喜出望外，自以為找到了突破共產黨游擊隊的鑰匙，連夜親自審問，想從他嘴裡掏出共產黨的秘密。敵旅長一開場就是一個下馬威，要秦明承認國民黨比共產黨好，秦明義正辭嚴地回答：“國民黨禍國殃民，不齒人類，日暮途窮﹔共產黨為國為民，深得人心，前途光明。”敵旅長惱羞成怒，為了顯示自己的威風，命令秦明把隻剩一條腿的眼鏡摘掉，秦明硬是不摘，並且大義凜然地說：“要吃開口，要殺開刀，少說廢話。見你們這些家伙，還要摘眼鏡。辦不到！”在審訊中，秦明還怒斥了敵人對我黨的誣蔑，把敵旅長駁得啞口無言。

秦明雖因被捕而失去了自由，但他並沒有停止斗爭。他利用一切機會向敵軍士兵宣傳解放戰爭的形勢，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罪行，指出蔣家王朝即將滅亡的命運。敵人唯恐軍心動搖，慌忙把秦明轉押到中寧、平涼等地監獄。

秦明在平涼被關押在敵八十一師特務營時，曾有一位在國民黨部隊任職的同鄉打通關節來獄中探望他，見他刑傷累累，躺在潮濕的地上，深表同情，准備聯絡幾個朋友把他劫出監獄。秦明分析了形勢，認為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便勸阻了他。這位同鄉又勸秦明辦個假手續，先獲得自由，然后再設法回根據地。而秦明堅定地說：“不行！共產黨員寧願犧牲，也不能變節。”秦明對黨對革命的無限忠誠，深深池感動了這位同鄉。

秦明被捕后，中共甘肅工委多方設法營救，曾請示西北野戰軍，用被我軍俘虜的一個敵團長交換，還指示平涼的地下黨組織不惜重金設法營救秦明脫險，但終因敵人看守十分嚴密，加之馬鴻逵突然將秦明提走，營救未能成功。

1947年6月，秦明被敵人押到蘭州，先后在“西北軍政長官公署愛國青年訓導大隊”（簡稱青訓隊）所屬的暢家巷附七號、五泉山東龍口四川會館兩個中隊關押。所謂“青訓隊”實際上是一所專門迫害共產黨人和革命者的集中營。由於刑傷未愈，加之長途跋涉，秦明到蘭州后，身體非常虛弱。僅有的一副破眼鏡也被看守沒收了，生活、行動極為不便。秦明的眼前雖是茫茫一片，但心裡卻是無限光明，充滿著革命必勝的信心。敵人的威脅恫嚇、疲勞審訊都沒能使他屈服，“政治感化”對他更是無濟乎事。敵人還利用同學關系，讓叛徒魏振桐對他誘降。秦明當面斥責了這個出賣組織、充當特務的叛徒。魏振桐欺騙他說：“你愛人和孩子也被抓來了，如果你能辦個手續，馬上可以與家人團聚。”秦明怒視叛徒，斬釘截鐵地說：“我相信，你們抓不到他們，就是抓到了，我也不見。”這個厚顏無恥的叛徒碰了一鼻子灰，悻悻然狼狽離去。

秦明的斗爭精神和高尚氣節，深深感動了獄中難友，贏得了大家的信任和尊敬。他和關押在這裡的我軍某部團政委高波經過秘密串聯，建立了獄中地下黨支部，高波任書記，他任副書記，形成了一個對敵斗爭的領導核心。他們將獄中的30多名黨員組成4個黨小組，帶領全體難友和敵人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他們廣泛團結難友，拒絕發表“反共宣言”，不寫“自首書”，宣傳我黨我軍優待俘虜的政策、揭露敵人的野蠻殘暴，監視、抨擊敵特和叛徒的言行，反對打罵、爭取人權、要求改善生活。

敵人繼續採用各種酷刑折磨秦明，又不時以高官厚祿軟化誘降，這都未能動搖他的革命意志。他敢於同敵人講道理，常弄得敵人理屈詞窮、狼狽不堪。敵人講“三民主義”，他用事實予以駁斥，罵道：“你們挂的羊頭，賣的狗肉。”敵人要他唱國民黨歌，他不屑一顧。他性格開朗，活潑好動，時常帶領難友唱歌、跳舞、扭秧歌，始終表現了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敵人對他恨之入骨，決心對這些所謂的“頑固分子”採取更嚴厲的手段。

1948年4月的一天，敵人將高波、秦明等4人押到五泉山四川會館樓下的一間大屋子裡，逼迫他們寫“自首書”，當即遭到了嚴詞拒絕。敵人於是大打出手，使用酷刑3個多小時，並用細麻繩拴在他們的脖子上，揚言要勒死他們，然而回答敵人的仍是一片痛罵聲。第二天，敵大隊長余榮宣給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寫報告，說秦明等“頑固分子”無法改造，搞反宣傳、搞破壞，要求嚴加處置。但鑒於秦明表現出的思想文化水平和雄辯的才能，敵人始終搞不清他的真實身份，仍寄希望他是共產黨的高級干部，不甘就此罷手，故未加輕易處置。不久即由西北長官公署呈報南京國防部政工局批准，准備將他和高波等四人押送南京繼續“管訓”。

生命的最后光輝

1948年5月2日，青訓隊院內突然涌進一群荷槍實彈的憲兵，氣氛頓時緊張起來。敵中隊長於濤狂叫：“秦明，你出來。”對此，秦明早有思想准備，泰然自若，將自己的衣服和日用品分送給難友，從容地跨出牢門。

5月3日到南京后，秦明、高波等即被押往鎮江金山寺“國防部訓導所”，編入第一中隊。按照訓導所的規定，新來的犯人必須寫自傳，被管訓的人每天都要寫日記、“反省書”，所有這些都被秦明拒絕了。中隊長要找他談話，他嗤之以鼻，不予理睬。

訓導所內經常搞一些座談會、辯論會。在一次和敵人辯論“誰是內戰的發動者”和“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哪個適合中國國情”時，秦明帶頭發言，用大量的事實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內戰的種種罪行，闡述了共產主義在中國一定勝利的必然性，把國民黨反動派的幾個“說客”駁得啞口無言。對於投降變節分子，秦明也是毫不留情。訓導所有幾個自甘墮落，貪生怕死，向敵人屈膝投降的變節分子，他們穿著國民黨給的軍官制服招搖過市，洋洋自得。秦明和高波一見他們便是一頓斥責。他們還針鋒相對地和國民黨訓導所當局辦的牆報、黑板報、《訓導月刊》等反動宣傳進行了斗爭，在牆頭、門板上書寫革命口號，張貼傳單，宣傳我黨的主張，歡呼解放軍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難友們的斗志。

秦明等同志在訓導所向敵人進行不屈不撓的斗爭，使得敵人極為惱怒。敵訓導所上校訓導主任張啟魁親自出馬，找秦明和高波談話。張啟魁極盡其威脅、恐嚇、利誘之能事，妄圖迫使秦明、高波叛黨，當即遭到駁斥。張啟魁黔驢技窮，隻好向訓導所長歐陽美報告說：“高波、秦明等人亂放炮，搗亂秩序，影響極壞，應嚴加管教。”隨后，敵訓導所將秦明等20余人集中到第三中隊，即所謂“頑固中隊”，由武裝人員看守，嚴禁外出。張啟魁對這些“頑固分予”親自訓話，個別勸誘，說什麼“走自新之路，可以量才錄用”。繼而又威脅說：“如不守法，將送國防部嚴辦。”秦明面對敵人的色厲內荏，無畏地堅持斗爭。他堅定地對難友們說：“我們這個隊是清一色的共產黨員。我們要設法跑出去，能出去一個，就給革命增添一份力量。”

監牢的鐵窗，隻能鎖住秦明的身軀，但鎖不住他向往黨，向往革命勝利的一顆紅心。他巧妙地躲過敵人的檢查，在給家人的信中寫道：“把希望……寄托在勝利的明天。”在隨時准備為革命英勇獻身的同時，他還和高波商量尋找機會，組織獄友越獄。他加緊鍛煉身體，恢復體力，盼望有一天能重新為黨工作。

1948年8月，南京召開體育運動會，訓導所從關押人員中選拔一些運動員參賽，秦明也在被選之列，由於突然患病未能參加。但他利用這一機會，組織李魁子、王會文、張漢輝等同志越獄。越獄過程中，他發動被關押難友一齊吶喊掩護，使敵人顧此失彼，李魁子等人成功從長江逃離虎口。在敵人慌忙追捕過程中，秦明、高波又趁敵人慌亂，鼓動其他難友越獄，結果又成功使一些同志逃出了敵人的魔掌。為此，秦明被加上了“越獄暴動”的罪名，與高波等人被列為重點對象，嚴密看管。不久，訓導所以“長期感化無效，越獄暴動分子”為由將秦明等斗爭最堅決的同志送往南京國防部保密局看守所。

在保密局獄中的秦明對革命勝利充滿了信心。在給岳母的信中，他這樣說：“愁不能解決一切，愁對於人是沒有一點用處的……我請您老人家減少愁思，聽其自然，讓和平早日到來……至於我自己的一切都不由我來決定，我也採取聽其自然的態度。死、活都不去計較他，隻等著和平的明天。”1948年8月18日，在給叔父的信中，他讓家裡把他的一點家產變賣，作為補助戶族清貧子弟求學費用或捐贈本村學校使用。家信裡看似平淡的話語，實際上正表明了秦明不顧惜個人生死，忠於黨，堅信革命必勝的崇高信念。

1948年10月，蔣介石政權在軍事、政治和經濟上都瀕臨崩潰，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開始實行大規模鎮壓和屠殺。秦明被敵人以組織獄中暴動為由秘密殺害於南京雨花台，年僅32歲。在敵人的屠刀面前，秦明用鮮血和忠誠譜寫了自己光輝的一生。

來源：《世紀風採》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