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岩文物彰顯國際統戰情懷

（《紅岩春秋》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為提高中國共產黨的國際地位，尋求廣泛的國際合作和支持，在黨中央的領導下，中共中央南方局深入開展國際統一戰線工作，搭建與國際社會聯系和交往的橋梁，開拓了中國共產黨外事工作新局面。南方局開展統戰工作留下的紅岩文物，見証了那段艱苦卓絕的抗戰歷史，彰顯出別樣的情懷。

毛澤東與美國士兵的合影相冊

1976年7月25日，霍華德·海曼、愛德華·貝爾兩位美國朋友，率領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退役軍人及家屬代表團來到重慶紅岩村參觀。當看到陳列中一幅31年前他們與毛澤東的合影時，高興得叫了起來。參觀結束后，他們將一本珍藏的相冊，送到了工作人員的手中。

相冊首頁附有200余字的英文前言，簡要敘述七位美國軍人二戰期間曾在中國服役的經歷。末頁夾有一張英文報紙，刊載了七位美國退役軍人將於1976年7月19日重訪中國的消息。相冊中最為珍貴的畫面，便是毛澤東於1945年在紅岩村與霍華德·海曼等三位美國士兵的合影。

1944年至1945年，愛德華·貝爾、霍華德·海曼和杰克·埃德爾曼在美國駐華第14航空隊服役，在中國一年零八個月的時間裡，他們目睹了蔣介石政府的腐敗無能，“到處是疾病、乞丐、飢餓，到處是衣衫襤褸的人們，到處是賣淫和死亡的現象。許許多多骨瘦如柴的青年拉黃包車，活到二十五六歲就死去了”。他們漸漸感到，隻有中國共產黨和它領導的解放區才是中國的希望，並渴望去延安，認識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

抗戰勝利前后，三人奉調重慶。此時，逢毛澤東從延安飛抵重慶，與蔣介石進行和平談判。聽聞消息后，他們通過在昆明西南聯大認識的地下黨員李儲文，聯系上在南方局做外事工作的龔澎，不久與百忙中的周恩來見面，說明心願，並特地將從軍營領來的兩條香煙和一張便條留在辦事處，請求轉交毛澤東。一周后，他們接到龔澎的電話：毛澤東請他們去紅岩村共進晚餐。

1945年9月16日下午，三位美國士兵在南方局工作人員的安排下從周公館來到紅岩村。毛澤東身著白布襯衫，外罩灰色中山服，笑容滿面地來到他們面前，一一握手問好。當毛澤東看見他們汗流滿面時，立即將手中的扇子遞過去。看見他們胸前挂有照相機，毛澤東詼諧提醒道，太陽快下山了，如果你們想照相的話，最好趁光線還亮的時候到花園裡去。於是，他們在靠近辦事處大樓左邊的兩棵七八米高的芭蕉樹前，和毛澤東、錢之光、喬冠華、龔澎等留下了一個個珍貴的鏡頭。周恩來秘書童小鵬也舉起了照相機，拍下一張象征中美友誼、有著特殊意義的照片。

隨后，在辦事處底樓會客室，毛澤東同三人親切交談，龔澎在旁翻譯。毛澤東仔細傾聽他們提出的每一個問題，坦率誠摯地向他們闡明中國共產黨在當前一些重大問題上的立場和主張。

晚上，毛澤東、周恩來在辦事處二樓請三位美國士兵共進晚餐。毛澤東、周恩來先后舉杯，歡迎美國朋友的光臨，感謝美國人民對中國的援助。大家互相斟酒敬菜，融洽交談，親如一家。

席間，三位美國士兵將積存的115美元贈給毛澤東，表達美國人民對八路軍和新四軍堅持抗戰的支持。臨別時，毛澤東贈給他們一套十二幅版畫作為留念。

從紅岩村回到駐地，三人心情久久不能平靜。海曼后來回憶，毛澤東“是一位熱情、恬靜、關心人的人，他能很容易地立即使你不感到拘束。他與他自己手下人員的相互關系也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裡。毛同工作人員、領導人、廚師和招待員的相互關系是一種友愛和熱情的關系。我沒有發現絲毫自負、講究禮儀、神氣十足或其他任何做作行為的跡象”。

貝爾也在日記中生動地記錄了這個難忘的日子，稱毛澤東“非常謙虛，講起話來聲音柔和，從不提高音調，從不激動，是真正的人民領袖。在這樣的人面前，我們不由得有卑微之感”。他描述周恩來“是個五英尺四寸的壯漢子，我喜歡他那有力的握手。他真誠，英文講得相當好，穿著舉止都很有風度”，“他們都如此真誠、幽默，而且是那樣地由衷啊！”貝爾寫道：“在這一天，語言不可能成為我們的障礙，我們通過譯員談了二次世界大戰的意義，世界和平的重要性與中美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

懷著一份眷念之情，幾十年后，貝爾與老朋友故地重游，了卻了多年的夙願。貝爾還將記有接受毛澤東會見的日記捐贈給了紅岩革命紀念館。

周恩來致柯棣華家屬的慰問信

1943年3月22日，《新華日報》發表了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周恩來致柯棣華大夫家屬的慰問信。信中寫道：

親愛的朋友：

我謹代表第十八集團軍和中國共產黨，為柯棣華大夫的逝世，向你們致最深摯的悲悼。柯大夫曾予華北敵后五台區最需幫助的軍民以無可比擬的貢獻。

柯棣華大夫系於一九三八年受印度國民大會之命，參加其所派遣的印度醫療隊，去到延安，於一九三九年進入華北游擊區。他在華北曾經過許多地方，最后定居於五台區，成為故白求恩大夫事業的承繼者，擔任國際和平醫院院長，直到逝世。他的中國同志都愛他，尊敬他。為了在抗日游擊根據地中之最高貴的任務，為了給傷病戰士以兄弟般的友愛，他曾救活了許多抵抗日寇侵入自己祖國的戰士的生命，還幫助了許多人免於殘廢。我們受惠於他的極多，使我們永不能忘。

柯大夫曾是中印兩大民族友愛的象征，是印度人民積極參加反對日本黷武主義和世界法西斯主義的共同戰斗的模范。他的名字將永存於他所服務終生的兩大民族之間。

我們在全體愛自由的人類的共同損失中，分擔你們的悲痛。謹致熱烈的敬禮！

信中，被周恩來譽為“中印兩大民族友愛的象征，是印度人民積極參加反對日本黷武主義和世界法西斯主義的共同戰斗的模范”的柯棣華大夫，在抗戰烽火中的重慶留下了一段特別的記憶。

全面抗戰爆發后，柯棣華毅然參加印度援華醫療隊，於1938年9月來到中國。9月25日，醫療隊到達武漢。9月30日，駐武漢的八路軍辦事處代表董必武、葉劍英為醫療隊舉行了歡迎宴會。

這次宴會不過是家常便飯，但主人的情操和風度卻給醫療隊留下很深的印象。宴會上，大家一次又一次為印度獨立祝酒，一起用中文、法文、俄文唱歌，離席時，隊員們都為這次會見所感動。第二天中午，醫療隊來到八路軍辦事處和工作人員共進午餐，每人隻花了八分錢菜金。看到八路軍辦事處的領導和戰士同樣是這個標准，柯棣華感嘆不已。

10月7日和10日，剛從延安回到武漢的周恩來兩次會見醫療隊，像拉家常一樣談起了中國和印度，談起了喜馬拉雅山的峽谷及其高度。隊長愛德華表達了要到八路軍工作的願望，周恩來親切地說：“謝謝你們！八路軍新四軍確實很困難，很需要你們的幫助。我們歡迎你們去八路軍新四軍工作。但考慮到統一戰線政策，我們研究，你們是不是先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一段時間？”

他們聽從了周恩來的建議。這支援華醫療隊被中國紅十字會委任為第15救護隊，輾轉奔走於武漢、宜昌、重慶等地，也目睹了國統區水深火熱的現狀，更加深了對延安的向往。

12月8日，印度援華醫療隊再也按捺不住，在八路軍駐渝辦事處向董必武提出到延安的想法。可是，他們去延安的要求遭到國民黨當局的多方阻撓。

最早露面勸說的是國民黨政府考試院院長戴季陶。他儼然一副佛學家的模樣，“開導”來自佛教發源地的印度人，極力勸說醫療隊留在重慶才是佛家的“真諦”。他誣蔑說：“共產黨不知倫理，不要綱常。正人君子應潔身自好，決不可與之共事。”戴季陶碰壁后，行政院院長孔祥熙又出面勸說：“聽說你們幾位想去延安？”“延安除荒山野嶺什麼也沒有，除了山就是雪，擔心你們這些從溫暖地帶來的人忍受不了哇。”“重慶雖然霧大一點，可是山川秀麗，風景宜人，無論從軍事上、政治上、經濟上都要比延安好得多，否則政府就不會將重慶作為陪都了。”“前線危險，無法保障安全，一旦不幸，無法向印度人民交待。”

柯棣華說：“我們不是來參觀訪問的，印度人民派我們來，是支援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既是戰爭就難免有犧牲，這一點，我國人民是會理解的。”

1939年1月22日，印度援華醫療隊終於踏上了奔向延安的道路。為了醫療隊的安全，八路軍辦事處請來在中國工作多年，恰好要到榆林視察“中國工業合作組織”的路易·艾黎，讓他陪同醫療隊到延安。

事實上，就在出發前夕，柯棣華收到了哥哥寄來的家書，告訴他父親去世了。柯棣華悲痛欲絕，但心裡已打定主意。他給親人寫了一封長信，解釋了不能回去照料家務的原因：“這個城市（重慶）昨天遭受轟炸，死亡50余人。我目睹男人、女人以及無辜嬰兒的尸體從瓦礫堆中被拉出來。他們有何過錯竟要遭到慘死呢？”他表示：“在我未履行我向國大黨提出的至少要在中國工作一年的諾言之前，我不能回國。”

2月22日，柯棣華等五位印度醫生抵達延安。此后，柯棣華在抗戰前線一次又一次的戰斗中，搶救和治療了無數的傷病員，並於1942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2月，積勞成疾的柯棣華不幸去世。延安各界召開了追悼大會，毛澤東敬贈挽詞“全軍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遠在重慶的周恩來代表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向柯棣華的母親及兄弟姐妹寫信，表達最誠摯的哀悼。

董必武籌劃出版英文版《中國解放區實錄》

1945年4月，中共中央南方局領導人董必武作為中國代表團中共代表，赴美國舊金山出席聯合國制憲會議。這是中國共產黨首次登上重大國際政治舞台，成為中共開展獨立外交的重要開端。

在美期間，除了參加會議外，董必武廣泛接觸各方友好人士和海外華僑，積極宣傳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政策主張。其間，董必武沖破國民黨的新聞封鎖，與秘書章漢夫、徐永瑛在美國籌劃出版了英文版《中國解放區實錄》，發行5000冊，向出席舊金山會議的各國代表、海外華僑、外國記者及美國人士，全面介紹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解放區軍民抗擊日寇的成績，以及中國共產黨的抗日綱領和政治、經濟、教育、文化建設等方面的偉大成就。

董必武在《中國解放區實錄》導言中介紹：

中國抗日戰爭到第七年（一九四四）為止，外間知道中國解放區的情況仍然是很少的。這部分中國土地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收復的。

去年，一直對這些地區進行封鎖的國民黨政府准許了一批新聞記者訪問陝甘寧邊區首府——延安。許多新聞記者作出認真地努力，把這地區的真相披露出來，這才使人們對中國共產黨在邊區和敵后解放區的政策和措施，有了更多的知識和了解。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戰績亦為人們所共知。

董必武列舉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取得的一系列成績，並認為取得這些成績的關鍵是因為：

他們每一個軍人都知道，他們是為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而戰的﹔

他們有旺盛的士氣，他們每一個人在任何困難環境下都是抗戰到底的﹔

他們的隊伍是團結統一的，同人民是緊密團結的，同友軍也是團結的﹔

他們有把敵偽軍官兵爭取過來的正確方針政策﹔

他們歡迎、優待和教育所有那些投降過來的人，從來不傷害或殺死任何俘虜﹔

他們善於運用戰略策略，發動人民戰爭，並能在極困難條件下運用各種不同的戰略和策略﹔

他們能進行良好的政治活動，以團結自己的隊伍，取得人民和友軍的合作和支持，並削弱敵軍官兵的士氣﹔

他們利用打仗及訓練以后的空閑時間從事生產勞動，以求達到自給自足，克服經濟困難、改善生活狀況並減少人民負擔。

在戰爭中，他們得到自衛隊、民兵、游擊隊這些人民群眾的軍事組織的援助。這些是志願的組織，實際上當地的人民群眾，從小孩到老人以及婦女都參加這些戰斗單位，同時又堅持著生產。

然而最重要的是陝甘寧邊區政府和各解放區的政府，都是真正民主的。共產黨曾經並繼續盡力同一切抗日的黨派、階級和個人合作。邊區和解放區每一個人都享有充分的民主權利。每一個人都通過民主方式組織在各種團體中，為抗戰作出貢獻。每一個人都從事某種生產工作，以達到自給自足。

人民生產勞動的巨大規模和熱情，是令人驚訝的。簡而言之，陝甘寧邊區和一切解放區民主選舉的政府，正在盡一切努力領導和協助人民，在“一切為了前線！一切為了打敗日本侵略者和解放中國人民！”的總口號下，用自己的力量克服一切困難和解決一切問題。

最后，董必武大聲疾呼：

同盟國的人民給予中國的物質和道義支援，是始終為中國人民所感激的。因此，他們懇切地希望他們的朋友和同盟者，對於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以這麼少的武力抗擊我們的共同敵人，又作出這麼大貢獻的中國民主解放區和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的真相，有一個正確的了解。

《中國解放區實錄》全書分七部分，3萬多字。它的出版發行，在美國引起強烈反響。在美國舊金山，董必武先后走訪了華僑會館、中華學校、東華醫院等地，在華僑憲政黨、致公黨舉辦的演講大會上，他作了《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政策》的長篇演講。他還專程前往紐約，看望美國進步作家史沫特萊、史迪威的女兒、著名小說家賽珍珠以及漢學家費正清等美國朋友。

董必武在美國開展的一系列國際統戰活動，產生了巨大的積極效果，國際友好人士及華僑表示同情和支持中國共產黨。正如美籍華人鄺治中在《紐約唐人街》一書中寫道：“后來在考慮中國在戰后世界中的前途時，華人中間幾乎沒有人認為國民黨的獨裁統治繼續下去會有什麼好處。”

周恩來贈與謝偉思生活照

在戰時重慶，年輕的美國外交官約翰·Ｓ·謝偉思與周恩來和八路軍辦事處工作人員有著長期的接觸和交往。周恩來認為，他具有一般外國人所不具備的非凡見識，他不僅僅限於提問題，而且有自己的見解、分析和判斷，他能夠坦率地說出自己的看法。因此，周恩來樂意就重要的問題同謝偉思進行坦誠、公平的討論，通過他向美國政府傳達中共的方針和政策，並了解美國對中共的看法。

在與周恩來的交往中，謝偉思被這位共產黨人的風採和智慧所吸引。他回憶1941年在重慶和周恩來的初次見面：“凡是親自會見過周恩來的人幾乎都不會忘記他。他身上煥發著一種吸引人的力量。長得英俊固然是一部分原因，但是使人獲得第一個印象的是他的眼睛。在濃密的、向上翹起的黑眉毛下邊，他的眼睛炯炯發光，清澈敏銳，凝視著你。你感覺到他全神貫注於你，他會記住你和你所說的話。這是一種使人一見之下頓感親切的罕有天賦。”隨著交往加深，謝偉思認為，與周恩來進行的談話“一向是很理智的，但卻是非常愉快的。他溫文爾雅、心情愉快，機警而不緊張和急躁，詼諧而沒有譏諷或惡意”。

謝偉思經常往來於周公館和紅岩村，與共產黨人頻繁接觸，據此獲得了中共方面的真實消息，對中國的抗戰現狀有了更全面的認識。1943年謝偉思回國述職，他在一份國共關系備忘錄中提出“中共軍隊的價值不容忽視”，並第一次提議派遣美國官員到延安去，得到了史迪威的支持。一開始，國民黨當局拒絕進入延安的一切請求，直到1944年6月，美國副總統華萊士來華訪問，直接向蔣介石提出派一個美國代表團去延安，蔣介石才被迫同意。

謝偉思是1944年至1945年間赴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組中惟一一名外交官，他成了美國與中共方面的主要聯絡人，並與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多次長談。經過對陝北和其他八路軍根據地半年多的考察，謝偉思發現自己來到一個嶄新的中國——延安的生機勃勃、干勁十足，與重慶當局的灰暗頹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此時，周恩來也在延安，他把美軍觀察組進駐延安看作是“我們外交的開始”，與謝偉思進行了廣泛的交談。謝偉思不斷將自己的所見所聞報告給美國政府，建議與中共建立合作關系，但美國政府不置可否。不久，赫爾利繼任駐華大使，推行單獨支持蔣介石的政策，國共談判面臨破裂，內戰一觸即發。

1945年2月底，在重慶美國大使館內，謝偉思和一群年輕的美國外交官秘密討論，主張向華盛頓寫一份緊急報告，匯報被赫爾利掩蓋的中國真實情況，謝偉思被推為報告的起草者。《報告》 指出，中國的局勢似乎正沿著某種無益於有效地進行抗戰，也無益於中國將來的和平統一的方式演變。報告批評了赫爾利執行隻支持蔣介石的政策使中國局勢更加惡化，若任情況持續下去，“在中國發生混亂將是不可避免的，並且災害性的內部沖突的可能爆發將會加劇”。

在等候報告結果期間，謝偉思於3月9日再次飛抵延安，准備旁聽即將召開的中共七大。3月30 日，謝偉思接到美國急電，要他盡快返回華盛頓。

中共領導人得知謝偉思即將被召回國，在4月1日共同向他告別。臨行時，為了紀念與謝偉思的友誼，周恩來送給謝一張生活照。照片中，周恩來雙手枕頭，目光慈和。這是目前公認的周恩來最有人情味的照片之一，也成為謝偉思一生的珍藏。（作者單位：重慶紅岩革命歷史博物館）

來源：《紅岩春秋》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