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面八方”政策形成的台前幕后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共同綱領》，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是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這裡所講的，就是著名的“四面八方”政策。它是毛澤東統觀全局的戰略思考和劉少奇細致入微的城市調研之間擦出的思想火花，是黨向全國人民交上的一份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的經濟政策“答卷”。
　　解放戰爭后期，石家庄、天津、北平等華北大城市先后解放、接管，接連暴露出一些始料不及的問題：民族工商業家不了解黨的工商業政策，普遍有生產恐慌，工人片面理解黨的政策，加之干部缺乏城市工作經驗，經濟下滑嚴重。這些情況引起毛澤東和黨中央高度警惕。1949年3月，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從我們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著這個城市的生產事業的恢復和發展。務須避免盲目地亂抓亂碰，把中心任務忘記了，以至於佔領一個城市好幾個月，生產建設的工作還沒有上軌道，甚至許多工業陷於停頓狀態，引起工人失業，工人生活降低，不滿意共產黨。這種狀態是完全不能容許的。”
　　3月下旬，黨中央遷入北平香山，雙清別墅成為毛澤東的新住所和黨中央籌建新中國的決策中樞。4月，人民解放軍逼近南京，正待乘勝一路南下，總結出台一套切實可行的城市政策，為穩妥接管南方大城市提供經驗，更加迫在眉睫。中央書記處每天晚上都集中開會，交流情況，討論問題。4月3日的會議上，毛澤東決定讓劉少奇赴天津調研。臨行前不忘將一份反映平津工業生產問題的報告批轉劉少奇，劉少奇對解決天津問題有了底數。
　　天津當時是華北最大的工商城市，成為接管后中國共產黨管理和改造工商業城市的“試驗場”。4月10日晚，劉少奇到達天津。第二天一大早，他急切地趕到幾家工廠考察，聽取天津市領導工作匯報。連續召開工人、民族工商業家等各界人士座談會，聽取外事外貿工作匯報，更加印証了報告中的事實：不少民族工商業家思想上顧慮深重，感到發展生產沒有出路﹔工人有不切實際的要求﹔戰爭造成的城鄉聯系中斷、內外貿易阻滯問題亟待恢復。當天晚上，他熬夜寫下《天津工作問題》調查提綱，鮮明地指出：“必須正確建立與改善以下各方面的關系：公私關系、勞資關系、城鄉關系、內外關系。”
　　這裡有個小插曲。劉少奇到天津臨行前，曾專門到華北局機關向華北局負責人薄一波打招呼。到天津后，他嚴格按照組織程序，一般情況由天津市委向華北局報告，重要問題通過薄一波向中央和毛澤東報告，毛澤東、黨中央指示也由華北局轉達。4月中旬，當薄一波將劉少奇講“四面八方”關系情況轉報毛澤東時，毛澤東當即給予肯定，認為講得很好，並在此基礎上將其完整概括為“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十六個字。
　　4月15日，毛澤東、朱德在香山親切接見了來北平參加華北局會議的太行區黨委書記陶魯笳一行三人。出乎意料的是，毛澤東沒有講政治、軍事形勢，而是興致勃勃地暢談經濟問題：“我們的經濟政策可以概括為一句話，叫做‘四面八方’。什麼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勞資、城鄉、內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兩方，所以合起來就是‘四面八方’。”“我們的經濟政策就是要處理好‘四面八方’的關系，實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接著，毛澤東就其中的四個面、每個面的“兩方”，分門別類作了詳細說明。他說：“四面八方”缺一面，缺一方，就是路線錯誤、原則的錯誤，世界上除了“四面八方”之外再沒有什麼“五面十方”。照顧到“四面八方”，這就叫全面領導。
　　此時，仍在天津調研的劉少奇，獲悉毛澤東的“十六字”指示，立刻心領神會，照此闡述和宣傳。他按照毛澤東關於“四面八方”的表述口徑，兩次與李燭塵、宋斐卿等華北知名工商界人士座談，解除他們的思想顧慮，使他們在態度上完成了根本性的轉變。
　　5月1日，北平迎來解放后的第一個“五一”節，數十萬職工舉行慶祝游行活動，載歌載舞，歡度節日。市委書記彭真來到工人中間，號召全體職工以實際行動慶祝節日，堅決擁護毛澤東所指示“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政策。上海是當時中國第一大城市，工商業集中，外部聯系廣泛，接管工作政治影響大。解放前夕民族工商業家有的瀕臨破產，有的外逃，有的觀望。5月27日解放后，市長陳毅按照“四面八方”政策，與工商界交朋友，扶持私營企業發展，讓民族工商業家看到了出路和希望，一些出走香港、歐美的萌生回國之念，陸續回到上海。
　　《共同綱領》頒布后，全國各大報刊紛紛開辟專欄詳加解讀，黨的“四面八方”政策更加深入人心。1949年10月廣州解放，市長葉劍英迅疾實施“四面八方”政策，穩定了城市生產。“四面八方”政策與1950年黨的七屆三中全會提出“不要四面出擊”方針一道，給民族工商業家吃了“定心丸”，提高了工人、農民的生產熱情，對於解放初期盡快恢復經濟、發展生產，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