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晉笙：“要殺快殺，無話可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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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晉笙，1898年9月17日出生在陝西省長安縣三橋鎮一個貧苦農家。他是早期傳播共產主義思想到陝西，為陝西建團、建黨作過重要貢獻的革命活動家之一。大革命失敗后，他堅持黨的地下工作，曾任中共河南省委秘書長、中共山東省委書記，兩次被捕，堅貞不屈，1931年4月5日，於濟南緯八路慷慨就義，時年33歲。

為推動國民革命運動開展積極宣傳

1920年夏，在上海法國天主教會辦的震旦大學法政科學習的雷晉笙結識了湖南旅滬學生李啟漢。經李啟漢介紹，又到霞飛路新漁陽裡6號陳獨秀創辦的外國語學校，結識了在這裡教俄語的楊明齋和教法語的李漢俊，從而了解了俄國十月革命的情形，更多地閱讀了進步書刊。

在此期間，他還參加了以陳獨秀為首組織的一些活動。在這些宣傳共產主義思想先進人物的指導和熏陶之下，雷晉笙認識到中國要解放，要富強，必須走十月革命的社會主義道路。秋后，經李啟漢和嚴信民介紹，雷晉笙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此后，他積極參加團組織的活動，經常深入到工廠對工人進行宣傳鼓動。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宣告成立之后，雷晉笙由團員轉為中共黨員。從此，他更加積極地從事宣傳活動。學校當局發現了他的進步活動，於次年冬，串通陝西省教育廳停止了他的公費待遇，使他在經濟上陷於困境。雷晉笙為繼續學業、給黨做工作，靠自己創作和翻譯所得的稿費來維持生活。他創作了《商埠》等小說，翻譯了法國莫泊桑等人的《可可特小姐》《書信》《傳令兵》《聖誕前夜》《漂亮朋友》等數十篇作品，得到鄭振鐸和沈雁冰的重視。1979年，沈雁冰在回憶50多年前的往事時，對雷晉笙的印象仍然很深，他說：“晉笙是個有為青年，給黨做了不少工作。他特別喜愛莫泊桑的自然主義的作品，翻譯了不少，譯筆流暢。1921年到1924年之間，我和他不在一個黨的小組，我住閘北，他住法租界，但我們常有交往。他和我的弟弟沈澤民來往甚密。”

1923年7月，雷晉笙與林伯渠等被黨的上海地方委員會編為第三組。他們按照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決議，為推動國民革命運動開展了積極的宣傳活動，發動知識分子和社會上層的進步力量推動國共合作，並通過辦勞工學校等方式開展工人運動。雷晉笙既要做黨的工作，又繼續維持學業。 組織領導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

1924年春末，雷晉笙受黨組織派遣回到西安，宣傳群眾，傳播馬克思主義，籌建黨團組織。他擔任陝西省教育廳主辦的《教育月刊》的編輯，取得月刊主編王授金支持，把刊物變成宣傳新文化和反帝、反封建的陣地，通過它團結知識分子。

為了接近群眾，雷晉笙在敬業中學、省立一中、三中等校兼課，講授國文、中國新文學等課題。他講課內容新穎，深入淺出，對學生有極大的吸引力，許多學生喜歡和他接近。他組織學生讀書會，推薦進步文學作品，並向學生講解十月革命情況，介紹《中國青年》《新青年》等宣傳馬列主義的刊物，鼓舞大家同封建軍閥、豪紳作斗爭。

期間，雷晉笙吸收了張秉仁、康少韓、米暫沉、金鴻圖等10多人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在西安梁家牌樓康少韓的家裡，他舉辦講習會，講解《共產主義ABC》、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性質和任務。7月間，雷晉笙負責團支部工作。

1925年初，雷晉笙等按照黨的指示，組織群眾積極響應聲援孫中山召開國民會議的號召，聯絡西安各界召開代表大會，成立了陝西省國民會議促成會。大會公開號召“打倒帝國主義，根本鏟除軍政權，擁護國民會議”。

陝西督軍兼省長軍閥劉鎮華，極端仇視民族、民主的群眾運動，支持段祺瑞的“善后會議”，同國民會議相對抗。雷晉笙等領導陝西國民會議促成會等進步團體，同劉鎮華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他們舉辦演講會，散發傳單，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大造輿論，揭露了劉鎮華的罪惡陰謀。孫中山於3月12日不幸在北京逝世的噩耗傳到陝西，雷晉笙與呂佑乾、劉含初、王授金等共產黨人發起，以國民促成會的名義，於4月15日在蓮花池召開了有五六萬人參加的追悼大會，號召群眾團結一致，遵照中山先生的遺志，將國民革命進行到底。大會提出“打倒帝國主義”“鏟除軍閥”的口號，把斗爭矛頭指向劉鎮華。陝西的三原、耀縣、渭南等縣相繼響應，把反對軍閥的群眾運動推向新的高潮。劉鎮華后因懾於群眾的威力，借口東征，率兵出了關。

接替劉鎮華統治陝西的軍閥吳新田，壓榨盤剝日甚一日，群眾仍處於水深火熱之中。5月4日，吳新田的第七師所部，與陝西省立一中學生因踢足球發生沖突，軍人沖入學校，開槍打傷學生，因而引起西安各中、小學職工和學生的公憤，紛紛罷課、請願，要求嚴懲凶手，保障人身安全。雷晉笙等共產黨人以陝西省教師聯合會為核心，組織教育界人士，站出來支持青年學生的正義斗爭，掀起了轟轟烈烈的驅吳運動，公開提出必須把帝國主義和反動軍閥在陝西的走狗吳新田趕出陝西。

6月，上海“五卅”慘案的消息傳到陝西，群眾義憤填膺。雷晉笙以省工會籌備會的名義聯合各社、團成立了陝西省各縣團體雪恥會，被選為主要領導人。他把雪恥會發展成為以“驅吳”為主要目標的反帝、反封建軍閥的統一戰線，一方面召開群眾大會，發表宣言和通電，提出“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封建軍閥與中國人民，都是勢不兩立，必須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收回租界，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驅除陝西的軍閥吳新田”，“嚴懲槍殺學生的劊子手”﹔一方面利用《西安晨鐘》《新秦日報》，編印《雪恥特刊》《雪恥》三日刊、《沸血》周刊，大力宣傳，大造輿論，廣泛成立雪恥會的分支組織，使其遍及全省各團體、各縣，並且把黨、團員及學生積極分子組織起來，分13路奔赴陝西各地50多個縣，宣傳帝國主義和軍閥的暴行，發動群眾開展抗捐、抗糧運動。同時，他還親自動員商會和各界人士，募集捐款2800余元，匯寄上海，援助上海工人斗爭。

這次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持續了3個月之久，使吳新田的罪惡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這時，楊虎城的部隊站在群眾邊，與民眾同心協力，終於把吳新田趕出關中。

在“二虎守長安”斗爭中起到中堅作用

1926年4月，劉鎮華卷土重來，兵臨西安城下。中共西安地委積極投入了陝西歷史上有名的楊虎城、李虎臣“二虎守長安”的斗爭。

在守城中，雷晉笙按照黨的安排，把共青團、學生會、工會籌備會等組織起來，開展了轟轟烈烈的紅五月宣傳。他與王授金等發起，召開了西安五九雪恥大會和西安各界召開周年紀念會，連續組織學生宣傳隊，演街頭戲，印刷各種宣傳材料，並利用多種報紙，出《雪恥》專刊，動員群眾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有糧出糧，支援守城軍隊。還針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所組織的《反赤大同盟》進行批判。這些活動，對於打擊敵人，鼓舞群眾，起了重要作用。

西安守城到最后階段，城內的口糧與燃料愈缺，天天有人餓死，出現了軍民爭糧的現象﹔少數地痞、壞分子乘機敲詐勒索，鬧得人心惶惶﹔一些豪紳組成“和平期成會”策動投降。面對這種情況，雷晉笙等分析形勢、研究對策，要求守軍清除投降分子，主動出擊，與援軍策應。雷晉笙曾聯絡各方，在南院門召開了聲勢浩大的居民大會，揭露“和平期成會”的投降陰謀，要求守軍向城外主動出擊，迎接外援力量﹔禁止入民宅搜糧，以安人心，鎮壓策動投降的反動分子。會后，他們還組織群眾連續五、六天向守城軍部請願。楊虎城接受了要求，鎮壓了“和平期成會”的為首分子，使人心為之大快。

這時，在中共中央和北方區委的策動下，國民軍馮玉祥部於9月中旬在五原誓師后揮師南下，前鋒迫近西安。為了內外呼應，雷晉笙動員國民黨左派人士孟園悟代表民眾和國民黨陝西省黨部，秘密化裝出城，迎接解圍部隊。國民軍與守城部隊內外夾擊，迫使劉鎮華撤離西安。

11月28日，西安城解圍。這次斗爭，有力地打擊了直系軍閥，策應了國民革命軍北伐勝利進軍，是陝西黨組織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一大重要貢獻，雷晉笙為之嘔心瀝血，發揮了共產黨員的中堅作用。

在獄中開展不懈斗爭

1927年10月，雷晉笙被黨中央派任河南省委秘書長。雷晉笙協助省委書記周以栗工作，批判了原河南省委的右傾錯誤，分析了革命形勢，決定在黨的工作基礎和群眾條件較好的確山、信陽、汝南、商城、固始等地組織暴動。

1928年2月，河南省委在領導了確山暴動之后，正在布置汝南、商城、固始的暴動。一天，雷晉笙到開封火車站附近旅館，與暴動地方派來的聯絡人金鴻圖接頭，特務在旅館潛伏，雷晉笙遂被當場抓捕。面對刑訊逼供，他始終按照事先准備好的假口供回答。敵人一無所獲，把他押到開封第一監獄。

雷晉笙在監獄中，一刻也沒有忘記對敵斗爭和自己的學習。他和周圍的同志建立了聯系，在獄中組織了秘密的中共黨支部，擔任了支部書記，做了許多工作。如用暗語傳遞政治消息，進行內部教育﹔統一會計，管理在牢中同志們的存款，分配支用﹔對病號給以補貼﹔建立通訊員進行獄內聯絡和獄外的黨組織聯系，向黨組織請示和匯報工作，組織集體創作等。他們在獄中還組織過絕食斗爭，也組織過用請願的方式反對侮辱，要求放風，要求准許給家屬、朋友寫信，准許自由接見、自由看書報，以及改善伙食等，都曾收到了相當效果。雷晉笙等10人寫出了3萬多字的《獄中生活》，轉遞出監獄，交給了黨領導的救濟獄中難友及其家屬的濟難會。

1928年底，由於黨組織營救，在敵內部工作的南漢宸利用當時主持河南軍政的韓復榘清理監獄的機會，建議韓復榘把在開封監獄的罪犯重新加以審問，凡罪証不足的，可以找“保”釋放。不到1個月，共開釋160人，雷晉笙因而得以獲釋。

出獄后，雷晉笙仍留在河南省委，負責濟難會，專門做營救難友的工作。1929年1月18日，就當時河南黨內爭論的獄中是否應有黨組織的問題，他向黨中央寫了報告，提出：“共產黨在任何有三個同志的地方都應該組織起來，獄中有很多同志還需要受訓練，所以有條件時在獄中建立黨組織是需要的”。“不能因為怕被敵人發覺而不成立或取消（黨支部）。”他還就黨在獄中應該怎樣組織黨支部以及獄中各種秘密工作的方式方法等向黨中央陳述了自己的見解。他舉例說，他在獄中曾用都、來、米、法、索、拉、西寫出形似樂譜實為密碼的通訊，用唱歌譜的方法在獄中互相通話、送情報，致使“敵人毫無辦法”。

“別來這一套，要殺快殺，無話可講！”

1928年下半年，山東省委因叛徒出賣而連遭破壞，剛到任不久的省委書記吳麗石又已暴露，中央決定調離吳麗石，由雷晉笙接替。雷晉笙明知這是要冒生命危險的，但因黨的需要，就欣然受命。到青島后，未接上組織關系。他認定接頭的機關被破壞了，便在青島未多停留，又返回上海。當中央負責同志跟他談到重建省委機關是一項艱巨任務時，雷晉笙斬釘截鐵地回答：“不怕一切困難，堅決完成任務。”表示願意馬上重返山東。1930年1月29日，雷晉笙化名為李克平到了濟南。

這一天是舊歷除夕。雷晉笙、李馥清夫婦來到濟南，已是街頭萬家燈火，人們共話新春的時候了。他們找省委交通員王某接上了關系，行裝甫卸，未及歇緩，就投入了緊張戰斗。

雷晉笙充分估量了嚴峻的形勢：黨的組織破壞殆盡，殘酷的鎮壓使一些同志失去了斗爭的信心，敵特像野貓子一樣盯視著我黨地下工作的動靜，他鎮靜而又迅速地草擬了斗爭方案，把立定腳跟重建省委機關作為第一步。為了了解情況，聽取意見，他奔波於街頭巷尾、紗廠、學校，常為躲避敵人的盯梢，一日數次遷居，有時就宿於工人群眾的小窩棚。就在新的省委機關積極籌建，並與青島、德州、泰安、章邱、淄博等地的組織建立了聯系，部署了斗爭任務之時，早已叛變的省委交通員王某向敵人告了密，使省委機關再次遭到破壞，尚未離去的原任省委書記吳麗石和團委書記李志英以及雷晉笙、李馥清等先后被捕。

敵人知道雷晉笙是不久剛從上海派來的，妄圖從他嘴裡知道更多的黨內機密，因此施用了種種刑具逼供，但他始終沒有吐露實情。在叛徒盧成銳、李遠大和王某等當堂與他對質時，他隻承認自己名叫李克平，河南開封人。在敵人的審判庭上，他怒斥叛徒是“毫無廉恥的狗東西”。對敵人的利誘軟化，他更是嗤之以鼻，說：“別來這一套，要殺快殺，無話可講！”

1931年4月5日，山東省臨時軍法會審委員會在省高等法院開庭，以雷晉笙“供認加入紅匪，擔任工作”的罪名，判處死刑。凌晨6時，雷晉笙與宋古一、鄧恩銘、劉謙初、吳麗石等22位同志，就義於濟南緯八路東南角草地上。這些共產黨人的鮮血，澆灌了齊魯大地的革命之花。為了紀念雷晉笙烈士，沈雁冰、鄭振鐸將他和徐蔚南翻譯的莫泊桑的短篇小說，合編為《莫泊桑小說集》，於1932年由中國新文化書店出版發行。

來源：《世紀風採》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