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洒大青山——犧牲在中國抗日戰場的“外國八路”漢斯·希伯 

陳毅、粟裕在皖南新四軍軍部接見國際友人(左起:德國記者漢斯·希伯、陳毅、加拿大護士尤恩、粟裕、美國記者史沫特萊)。

漢斯·希伯塑像。

1939年3月7日，希伯聆聽周恩來的報告，沈其震為他翻譯。

抗日戰爭爆發后，中國迅速成為全世界注目的焦點，大量的西方記者來到中國。他們的行跡遍及中國各大城市、各大戰場以及抗日革命根據地，報道中國戰局以及中國人民保衛家園、抗擊侵略者的斗爭情況。其中最負盛名的有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夫婦、艾格尼斯·史沫特萊、波蘭記者伊斯雷爾·愛潑斯坦等。與他們相比，漢斯·希伯是一個略顯陌生的名字。

希伯同樣是一位來自萬裡之外的外國記者，訪問過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但他又不僅僅是一位記者，在中國山東抗戰最嚴峻、最困難的一段時間，他穿上八路軍軍裝與中國人民共患難，最終以一名抗擊日寇的戰士的身份在戰場上犧牲。

希伯的事跡一度隻留下極簡單的墓志銘，直到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作家王火四處奔走，多方探訪，完成傳記小說《外國八路》。

2015年9月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招待會上講話時，提到了這位國際主義戰士的名字：“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世界上愛好和平與正義的國家和人民、國際組織對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給予的寶貴支持……國際主義戰士漢斯·希伯等記者積極報道和宣傳中國抗戰壯舉。”

墓志定緣

山東省臨沂市的華東革命烈士陵園裡，與新四軍副軍長羅炳輝墓毗鄰的，便是國際友人漢斯·希伯的長眠之處。六角亭狀的陵墓庄嚴美觀，漢白玉雕成的希伯半身像矗立一旁，墓碑上，詳細鐫刻著這位國際主義戰士在中華大地上戰斗的事跡，供各界人士瞻仰緬懷。

不過，30年前，希伯的墓卻不是這番模樣。今年96歲高齡的作家、茅盾文學獎得主王火，清晰地記得初次邂逅希伯墓的情形。大約是1964年，那時在臨沂第一中學當校長的他到學校附近的烈士陵園憑吊，一下子被希伯的墓塋和墓上的題字吸引了，“墓上刻著‘為國際主義奔走歐亞、為抗擊日寇血染沂蒙’兩行字，文字傳略極其簡單，大概隻知希伯1941年戰死於沂蒙山區的大青山。”

王火是復旦大學新聞系出身，早年做過記者，寫作更是多年愛好，敏感的他立刻意識到：一個外國的共產黨人在中國戰場上獻出了生命，這是一個傳奇人物。

他想寫一寫漢斯·希伯的人生故事，可是，墓上的題字和傳略太簡單了。向臨沂老鄉打聽，沒搜集到更具體的情況，卻聽到了一些動人的傳說，“有的說清晨日出時，有人曾看到過身材魁梧的‘外國八路’在山頂上瞭望日出﹔有的說，陰天山頂雲霧繚繞，能看到希伯騎著棗紅馬在雲霧中奔馳隱沒……”這讓王火更加好奇：到底是一個怎樣的外國人，能讓當地老百姓如此傳說呢？

這樣的疑問在心裡一放就是十幾年，直到1978年夏天，重新拿起筆的王火才有機會著手尋找希伯的故事。

那時，希伯已經犧牲了37年，37年間風雲變幻，王火隻能進行“大撒網”式的尋找：在臨沂訪問參加過抗日戰爭的老同志，到烈士陵園積滿塵土的屋子裡翻閱檔案，去圖書館甚至私人收藏中查找相關資料……幾番辛苦，隻找到了一點材料，並且，僅有的這點材料還相互矛盾，比如最基本的希伯國籍，就有德國、波蘭、奧地利等多種說法。

還好，初步的資料搜集提供了一些新的信息：希伯犧牲前在今沂南縣一帶活動，參加過115師羅榮桓政委領導的1941年“留田突圍”之役，他跟隨部隊在東蒙山中行軍，直到1941年11月30日在大青山戰斗中犧牲。

王火決定沿著希伯當年的足跡走一走，這一走，就是一年多。他回憶說：“當時沂蒙山區交通不便，汽車、公路統統沒有，就騎著自行車下鄉。山區裡好多河溝沒有橋，隻能卷起褲腳、扛起自行車蹚水過河，那時候剛好是雨季，山洪泛濫，有的地方水深齊腹，就把衣服脫了直接過去……”在山裡走了兩遍，王火被慢性腸炎和腹瀉折磨了一年，但他一點沒后悔，因為這次採訪收獲頗多，從山區老百姓口中聽到了希伯的許多具體事情，還糾正了一些資料中的錯誤，比如希伯犧牲的地點應是“五道溝”而非“梧桐溝”。

忙活了一年多，王火心裡有底了。隨后，他在濟南找到了抗戰時期的《大眾日報》，驚喜地發現報紙上有不少希伯在魯南的相關報道。在北京和上海，他訪問到了許多了解希伯或與希伯交往過的中外人士，如粟裕、蕭華、羅榮桓元帥的夫人林月琴、幫助安排希伯去延安的王炳南、在山東根據地接待過希伯的黎玉、邀請希伯訪問新四軍的沈其震，以及希伯夫人秋迪、新西蘭作家路易·艾黎等。在訪問過程中，前期的各種疑問陸續找到了答案。

幾乎被埋沒幾十年的漢斯·希伯的事跡，終於慢慢浮現了出來。但在“文革”剛剛過去的上世紀70年代末，王火還是有點顧忌，寫這樣一個外國人，政治上可行嗎？為此，他特意拿著介紹信到外事部門（中聯部）詢問，得到的答復是：“中央一位領導同志說過，為什麼希伯到今天沒有人寫？”有了外事部門的肯定和支持，王火的創作熱情一發不可收拾，希伯的點滴故事逐漸在他的筆下流淌而出。

漢斯·希伯，1897年出生於克拉科夫（Krakaw），此地原屬於奧匈帝國的一個地方（奧地利），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劃歸波蘭，但他在德國學習、成長並開始政治生活，參加了德國共產黨。“這便是他的國籍有不同說法的原因。”王火告訴記者，希伯在德國上大學期間，曾參加過德國的工人運動﹔一戰期間，年輕的希伯在德國醫藥衛生部門工作，因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參加示威游行被捕入獄，直到戰后才被釋放﹔參加德共后，曾在萊比錫和德累斯頓等地的報社工作﹔到過蘇聯，見過列寧和斯大林。

希伯喜歡研究中國歷史和問題，對中國人民和中國革命懷有深厚的感情。他的中文名字來自中國好友沈其震的饋贈，據沈其震回憶，他曾告訴希伯，“希”是“希望”的意思，“伯”在弟兄排行的次序裡代表老大，是中國人給大兒子起名時常用的字，“我是長子，我原來的名字就有‘伯’字，現在我不用這個名字了，我把它送給你”，希伯聽后非常高興，欣然接納。

正如這個名字的寓意一樣，從1925年到1941年，對中國滿懷希望的希伯先后三次來華，在中國度過了長達11年的時間。11年間，他用手中的筆，與革命大潮中的中國人民結下了兄弟般的不解之緣。

筆底驚雷

1925年，年僅28歲的希伯不遠萬裡來到中國，甫到上海，便目睹了英帝國主義制造的五卅慘案。慘案發生后，中外反動當局實施新聞封鎖，同時捏造事實說“學生們要沖擊巡捕房，游行隊伍中有人在呼喊：‘打死外國佬！’這一類口號”。

這讓希伯憤怒不已，因為慘案發生時他就在現場，同許多外國人一起不受干擾地觀看了游行隊伍，真相是沒有一個外國人受到攻擊，也沒有一個巡捕被殺或受傷。他在報道中秉筆直書，毫不留情地戳破租界當局的謊言：“英國人在沒有任何警告的情況下打響了大屠殺的槍聲……這是一次卑鄙的謀殺，是英國‘文明’代表們粗暴、殘忍的產物。這些劊子手們對他們在殖民地屠殺手無寸鐵的犧牲者已習以為常。”

親歷慘案，希伯看清了帝國主義的嘴臉，也看到了中國工人運動和大革命的壯大氣勢。1926年12月，希伯開始到革命中心廣州的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編譯處工作，負責英文周刊《中國通訊》的編輯工作。在此期間，他的工作實際是向國內外公眾宣傳國民革命軍領導集團的主張。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希伯毅然放棄了國民政府的“鐵飯碗”，聲明“已經不能把國民黨的觀點和他自己的信念統一起來了”。他還寫了一批討伐蔣介石叛變的文章，直言“打上叛變印記的蔣介石，盡管他可以繼續他的血腥鎮壓，但革命也將把他及其罪惡勾當投入萬丈深淵。”

辭職返回歐洲后，希伯依然挂念中國的命運。1928年初，他將自己在華期間發表的文章匯集成冊，以“亞細亞人”為筆名，用德文在柏林出版，取名《從廣州到上海（1926-1927）》。1927年正是中國革命的低潮，目睹了蔣介石叛變的希伯仍對中國革命充滿信心，他在這本冊子的前言寫道：“國民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假革命詞句被揭露了……中國革命在繼續、在戰斗，中國幾億人民的勝利不會因為暫時的挫折而逆轉。”

因為信心，希伯時刻關注中國的局勢，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讓他備受刺激。第二年秋天便告別剛剛新婚兩個月的妻子，再度來到中國。后來，他的妻子秋迪女士也追隨其來華，兩人定居在上海西摩路的一個公寓。

據上海社會科學院的許步曾教授研究，1934年秋天起，在宋慶齡的倡導下，希伯等人在上海發起成立了第一個國際性的馬列主義學習小組，小組成員包括人們熟知的史沫特萊、馬海德、路易·艾黎、斯特朗等國際友人。

晚年的路易·艾黎曾經向王火回憶，這個小組不單是研究馬列主義，還研究時事，尤其注意鑽研中國人民的革命斗爭。他說，希伯實際是學習小組的一個教員，“腦子好，肯鑽研，善於用馬列主義觀點分析問題，我們都很佩服他，這人是完全為革命的！”

翻閱希伯留下的文章，的確可以一窺其分析問題之鞭辟入裡。1937年底，上海淪陷，面對來勢洶洶的日本侵略者，希伯卻在《太平洋事務》上發表了《中國由弱變強》一文，一語中的地指出：“根據日本人的估計，中國人從上海退卻，本應以中國軍隊的崩潰而告終……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正相反，日本人陷入中國之深，以致使他們難以自拔了，他們還在繼續遇到頑強的抵抗。”1939年，抗日戰爭正處於戰略相持階段，希伯在《美亞評論》發表文章稱：“日本‘征服’的地盤越大，它面臨的問題就越尖銳：既要在正規的前線跟中國的主力作戰，又要在騷擾其運輸線的數不清的游擊前線作戰。”

在許步曾的研究中，這個小組“事實上成了中國革命的外籍同盟軍”，他們不但用筆戰斗，更用實際行動支持著中國抗戰。1937年上海淪陷前后，希伯夫婦曾想方設法籌款購買醫藥用品，化裝成醫生和護士，將藥品運往抗戰部隊和新四軍地下交通站。后來，在希伯的影響下，奧地利猶太醫生羅生特也投身抗日戰爭，前往蘇北新四軍中從事醫務工作，並被陳毅譽為“新四軍的白求恩”。

有趣的是，希伯銳利的筆鋒還曾與同樣向世界報道中共活動的斯諾有過交鋒，從未謀面的兩人爭議的焦點正是享譽中外的《西行漫記》。希伯認為《西行漫記》中的有些觀點並非馬克思主義的，因此，在《太平洋事務》上發表了對該書的批評，這一“公案”最終以希伯在延安與毛澤東主席的談話而化解。

據說，毛主席在延安見到希伯時說，斯諾不是一個共產黨人，當然不能要求他的觀點都是無產階級的，但他及時報道了中國革命的情況。國民黨和外國反動派一致辱罵中國共產黨和革命人民是“匪”，隻有斯諾到了解放區，比較真實地報道了我們的斗爭情況，在國際上起了極大的影響。你為什麼要批評他呢？……后來，希伯告訴安排其去延安的王炳南，聽了毛主席的意見，他覺得毛主席站得高看得遠，從國際統一戰線的高度來看待和處理問題，體現出了辯証唯物主義者的廣闊胸懷，這對他教育極大。

實際上，從延安歸來沒多久，希伯就走上了與斯諾類似的道路——深入敵后獲取中共革命斗爭的第一手材料。他的選擇甚至比斯諾更加危險，因為他的目的地是距離敵人更近的皖南、蘇北和山東。

兩訪新四軍

1939年初，在新四軍衛生部負責人沈其震的陪同下，希伯與史沫特萊、美國記者杰克·貝爾敦等從上海出發，抵達皖南涇縣雲嶺的新四軍軍部進行採訪。沈其震回憶，希伯在這裡“會見了周恩來、葉挺、項英、陳毅等許多同志，都做了長時間交談。我帶他參觀了士兵的營房、醫院，還陪他到粟裕同志所在的支隊。”

採訪期間恰逢周恩來到皖南傳達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精神，希伯聆聽了周恩來的報告，並在3月14日歡送周恩來西上時，與周恩來以及新四軍主要領導干部葉挺等合影留念。這張照片，如今成了僅存的幾張希伯照片之一。

採訪結束，希伯很快完成了《長江三角洲的游擊戰》一文，寄到國外發表。在這篇報道中，希伯盛贊新四軍“實際上是收復了被日本人佔領的大片領土”，“新四軍的游擊戰術已經迫使日本人離開了他們的堅固據點，他們往往在其防區內遭到游擊隊和民兵的刺刀、大刀、手榴彈和輕機槍的突然襲擊……”

希伯沒想到，他筆下這支忠誠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讓日本人無可奈何的軍隊，沒多久竟遭到了“自己人”的襲擊。

1941年1月，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發生，新四軍將士大部分壯烈犧牲和被俘，軍長葉挺在同敵人談判時被扣留，副軍長項英被叛徒殺害，參謀長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犧牲。義憤填膺的希伯立刻拿起他那正義而鋒利的筆，根據1939年春天對葉挺的採訪，淋漓盡致地寫下《葉挺將軍傳》，揭露國民黨反動派“完成了日本軍隊想做而沒有能力做到的事情，即消滅了長江以南在南京和蕪湖一帶的新四軍成功地建立起來並正在堅持的游擊根據地。葉挺將軍被囚禁，使日本人拍手稱快，說這是重慶、南京和東京之間‘合作’的開始……”1941年4月，希伯又在《美亞評論》上大膽地發表《中國的內部摩擦有助於日本》一文，再次強調“重慶政府對新四軍的進攻，和不斷地分裂長江下游的人民抵抗力量，都是正中日本人的下懷。”

不久，新四軍軍部在蘇北鹽城重建，消息傳來，希伯激動不已，決定攜夫人秋迪重訪新四軍。1941年5月，新四軍上海辦事處接受了護送希伯夫婦去鹽城的任務，經過周密安排，選派了交通員魯平負責護送，尚在聖約翰大學附中讀書的陳志存陪同翻譯。

多年后，陳志存撰寫《護送國際友人希伯往鹽城軍部》，回憶了這段緊張的經歷：一天上午，陳先從希伯住所的后門上樓，取了希伯夫婦的行李送上開往蘇北的“安泰”輪，放在預先找茶房包下的二副房間裡。傍晚，陳陪同希伯夫婦到外灘的一家飯店吃晚飯，在飯店裡一直待到晚上9點鐘，才趁著夜色把希伯夫婦悄悄帶上船，送進包房。10點左右，輪船起航。午夜，船到吳淞口，等候日軍上船檢查，大家都捏了一把汗，幸好日本兵隻走到艙口看了一眼，沒有進包間查看就走了。船到蘇北，又碰到日軍兩次盤查，都在地下黨的安排下巧妙通過。終於上岸離開港口，一行人本以為沒問題了，雇了一輛獨輪車裝載行李，不料，走不多遠又遇到偽軍檢查行李。希伯夫婦的行李箱裡裝有藥品、紙張和打字機，偽軍威脅說，這些都是軍用物資，不准帶，人也不許過。最后，陳拿出幾條香煙塞過去，同時取出証件說希伯是醫生，秋迪是護士，兩人是應泰州一家教會醫院的邀請前去，這才被放行。

此后，三個人同提前一天抵達的交通員魯平會合，繞過如皋、東台，走了五六天才到鹽城。這一次希伯夫婦見到了劉少奇、陳毅、粟裕等許多領導同志。為了歡迎希伯夫婦的到來，新四軍政委劉少奇、代軍長陳毅在鹽城大眾戲院安排了盛大的歡迎晚會。隨后，希伯夫婦在鹽城參觀根據地的建設、了解新四軍的戰斗生活、體驗蘇北軍民的抗戰活動和勞動、生活情況，積累了大量第一手資料。

尤為難得的是，1941年7月，日偽軍對蘇北瘋狂大掃蕩，鹽城淪陷，希伯夫婦也隨軍撤退到鹽城西北鄉，轉戰到阜寧農村。他們在村子裡採訪，和農民同在玉米地勞動，還跟隨新四軍戰士參加了50多天的反掃蕩戰斗。

在上海時，希伯夫婦的生活相對安逸，沈其震曾回憶，希伯喜歡詩歌和音樂，常去咖啡館聽音樂，秋迪常在房間裡插上一朵鮮花。蘇北的這段艱苦而緊張的生活對他們而言顯然是極大的挑戰，希伯消瘦了很多，但他的精神卻相當振奮，不僅寫了幾篇長篇通訊，還完成了一本約8萬字的書稿《中國團結抗戰中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報道刊出后，國民黨反動派聲稱新四軍已經“解散”“不存在”的謠言不攻自破，但希伯完全不滿足於此，他決定繼續北上，到山東抗日根據地採訪八路軍。

最好的旅行

希伯決定到山東進行採訪時，新四軍領導考慮到去山東敵后路途艱難，而且日本侵略者的大掃蕩即將開始，比較危險，勸他暫勿北上。他卻執拗地堅持了自己的要求，說：“正因為這樣，我更要去！那裡從沒有外國記者去過，那裡需要我！許多問題，我到那裡才能找到答案。”最后，新四軍軍部尊重了這位國際戰友的迫切願望，派部隊護送他北上。希伯與夫人秋迪暫時告別，秋迪回到上海，以便將希伯從敵后寄來的稿件從上海租界轉寄到國外發表。

1941年八九月間，希伯在新四軍的護送下越過古運河，到達隴海鐵路附近。由蘇北北上，隻要一過隴海鐵路，便進入山東抗日根據地了。可通過這條鐵路並不容易，史料記載：“在隴海鐵路東段，日本侵略者為了確保運輸安全，鐵路線封鎖得很嚴密，五裡一個據點，三裡一個碉堡，沿鐵路兩邊在許多地段都挖了護路壕，布上鐵絲網。護路壕有一丈多寬，一丈多深。日本兵有炮樓的地方，在交通溝上架了用鐵鏈和滑輪操縱的活吊板，放下吊板才可以通過。日軍的鐵甲車裝著鋼炮，還定時沿鐵路來回巡邏……”

盡管如此，日軍的嚴密控制卻從來無法切斷共產黨的地下交通線。事先得到通知的山東115師派出了一支小分隊，在隴海鐵路南迎到了希伯，隨后，小分隊護送希伯瞅准敵人活動的空當兒，有驚無險地穿越了敵人的封鎖線。

很遺憾，當年穿過鐵路的具體過程如何，已經無人能夠還原，能夠肯定的是，1941年9月12日，希伯和護送他的八路小分隊順利抵達山東抗日根據地臨沂。希伯對這一段特殊的“旅行”既興奮又自豪，到山東后不久，他就完成了名為《在日軍佔領區的旅行》的通訊。王火告訴記者，當年他搜集資料時，還有不少人記得這篇通訊的內容——日本帝國主義宣布“佔領”了山東，但是，希伯一個反法西斯的新聞記者，卻在這個“日本佔領區”自由自在地旅行，在這個地區遇到了千千萬萬武裝的抗日戰士和人民，在這個地區到處瞥見那些“皇軍”的破盔爛甲和碎裂的“太陽旗”。后來，希伯還在山東軍民歡迎他的大會上驕傲地宣稱，“這一次到中國的敵后方來，是我生平一次最好的旅行。”

臨沂，是中共山東分局、山東省臨時參議會、山東省戰工會（山東省政府前身）以及八路軍115師師部所在地。115師師部將希伯安排在政治部主任羅榮桓住處不遠的兩間瓦房裡，為他配備了鄉親們湊起來的桌椅、茶壺、茶碗、熱水瓶和洗臉盆等生活用品。出於安全考慮，師部給希伯配了警衛員和一支防身手槍，但希伯認為自己是以記者名義採訪的，不佩戴槍，就不屬於交戰雙方，日本侵略者就不能隨意侵犯他的人身安全，因此，委婉地稱自己的武器是筆。

拒絕佩戴手槍的希伯確實在山東度過了一段平靜而新鮮的生活。在他停留過的費東縣（今沂南縣以南和費縣東北一帶）許多村庄，許多老百姓直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還記得他，他們稱希伯為“外國八路”，生動地向王火回憶當年的情景：希伯身材高大，一頭卷曲的褐發，藍眼睛，高鼻梁，常常背著一個牛皮圖囊，圖囊裡有地圖，還有一個單筒望遠鏡，圖囊外拴著一隻搪瓷杯和一條毛巾。他一見到山東老鄉，就熱情地彎腰同大家握手，用不流利的中國話說：“我叫希伯，你好！”

希伯的到來給淳朴的山東老鄉帶來了歡樂，大人、小孩兒都圍著他好奇地看個不停，大人給他煮面條吃，兒童團員親熱地叫他“老希大爺”，以至於希伯后來向時任山東分局主任秘書的谷牧說：“我真像個明星！人民追著我，圍著我，一雙雙友善的眼睛望著我，仿佛我是一個天外來客。而我，卻有一種到家了的親切感。”

當然，希伯從沒忘記他的本職工作，他跟山東軍民打成一片，白天採訪，夜裡寫稿，八路軍領導、農救會、婦救會、青年抗日先鋒隊、游擊小組甚至日本戰俘，都是他的採訪對象，很快，他就寫了《八路軍在山東》和《為收復山東而斗爭》兩組長稿。

工作之余，希伯給遠在上海的夫人秋迪寫信，邀請她來山東看看，順便取走自己的文稿。久別重逢，希伯陪著秋迪到老鄉家裡看攤煎餅，到田頭看收地瓜，他們走到哪裡，都受到老鄉們的熱情歡迎。尤其是對秋迪這位外國女士，老鄉們更是殷切招待。關於這段時間的生活，谷牧在《深切懷念漢斯·希伯同志》一文中回憶過一個小插曲，有一天，希伯一本正經地對谷牧說：“你們最好把我的夫人早點打發走，我都有點吃醋了。”谷牧還以為他們夫婦之間鬧了什麼別扭，忙問他什麼原因，結果希伯回答：“我的夫人沒來這裡時，我每到一處，大人、小孩兒都圍著看我，我很神氣。她來了以后，我和她走在一起，人們都去圍著她看，再也沒有人理我了。”谷牧禁不住哈哈大笑，沒想到秋迪也幽默地反擊：“你在這裡受到這麼久的優待，我都沒有吃醋，我來這裡才幾天，你就吃醋了，實在是器量太小！”一句話說得大家又大笑起來。

可惜，戰爭環境下這樣充滿笑聲的生活總是短暫的，不久，日軍的“大掃蕩”開始了。山東分局決定讓秋迪提前回上海，並勸說希伯一起回去，希伯卻堅持留下。於是，希伯與秋迪再次分別，誰也不知道，這次分別竟然成了這對革命夫婦的訣別。

無聲的戰斗

秋迪離開后，山東抗日根據地的形勢日趨險惡。11月初，日本侵華派遣軍總司令畑俊六調動日偽軍隊五萬多兵力，妄圖採用“鐵壁合圍”戰術，將集中在沂南縣境內留田一帶的八路軍115師部隊全部包圍消滅。

當時，駐守在臨沂、費縣、平邑、蒙陰、莒縣等地的敵人，分十一路從四面八方向留田一帶洶涌圍來。距離留田最近的敵人僅二三公裡，最遠的也不過七八公裡。而八路軍方面，同師部一起尚在敵人包圍圈裡的隻有5000多人，且絕大多數是非戰斗人員，戰斗部隊一共隻有特務營四個連。

敵眾我寡，為了粉碎敵人的“掃蕩”，11月5日下午，羅榮桓政委在留田附近的一個小山村——牛家溝，召開了一次緊急軍事會議研究突圍，希伯也受邀參加了這次會議。一張軍事地圖前，羅榮桓分析了當前的形勢：留田的西面，群眾基礎較好，但靠近津浦鐵路，敵人戒備森嚴，碉堡林立，不易通過﹔往北面去，可以與山東總隊靠攏，但北面除了日軍，還有國民黨的反共軍，一旦過去，易受多面夾擊﹔東面看似敵人兵力單薄，容易突圍到濱海地區，但根據可靠情報，這裡恰恰是日寇故意設下的“口袋”，沿途已經埋伏了騎兵、坦克和裝甲部隊﹔而南面則是敵人的老巢，往南走等於是自投羅網。

大家議論紛紛，拿不定主意，就在這時，羅榮桓作出了出人意料的決定：向南突圍！他指出，危險的地方在特定的條件下是相對安全的，敵人正集中兵力向我中心區合圍，兵力北調，后方反而空虛，這就給我們閃出了突圍的空隙。出其不意，乘虛而入，就能變被動為主動。

當晚，月光淡淡，夜色朦朧，希伯跟隨5000多人的隊伍在東汶河岸邊集合，開始向南突圍。據115師司令部五科隊列股長周之同回憶，為了准確選擇突圍道路，羅榮桓政委親自組織偵察敵情，帶領作戰科、偵察科幾位干部同前衛連走在隊伍前列。果然，隊伍不費一槍一彈就突破了敵人的包圍圈。

那天夜裡和希伯走在一起的谷牧回憶，敵人在周圍的山頭上燃起了一堆堆大火，突圍隊伍和敵人相距最近的時候，隻有1000多米，甚至可以聽得到敵方馬的嘶叫聲，但我方隊伍依靠熟悉的地形和准確的情報一路疾行，肅靜無聲。6日拂曉時分，已經勝利鑽過了敵人的“鐵壁”。隊伍休息待命時，谷牧把此次突圍的大致情況向希伯講述了一遍，他立刻高興得像個孩子一樣跳了起來，興奮地提出要立即給115師出版的《戰士報》寫篇文章。於是，希伯不顧一夜奔波跋涉的疲勞，以石為凳，以腿當桌，開始打字，很快完成了稿件《無聲的戰斗》，翻譯后在《戰士報》頭版套紅發表。

王火告訴記者，那份報紙如今已經找不到了，但稿子短小精悍又通俗，當年反響很好，激勵和鼓舞了不少山東軍民。幾十年后，還有看過報紙的同志記得文章的一些內容：這是一場無聲的戰斗，我們一槍未放，就突破了敵人三道防線！……畑俊六總司令官這時候一定正在大發雷霆，訓斥他那些不爭氣的飯桶將軍們，八路軍主力一夜之間哪裡去了呢？我們的赫赫戰果在哪裡呢？那些日本的將軍們，重重包圍的，數萬支槍炮所指的，卻原來是一堆堆黑色的岩石！這些飯桶將軍們，今天吃飯的時候，每人都應當給他們吃一道美味的菜——大鴨蛋！……

緊張的突圍后，反“掃蕩”還在繼續，部隊幾乎每天都要跋山涉水，長途行軍，有時一天要和敵人激戰數次，一夜要強行軍100多裡，有時整天喝不上水，吃不上飯。惡劣的條件下，希伯生病了，腹瀉、感冒，為此，山東分局一邊給他醫治，一邊一遍遍地勸他早日離開山東，都被他拒絕了。他堅稱，自己是為了解山東敵后的抗日戰斗情況特地來的，現在正是最需要他的時刻，他要和戰士們在一起，要把這裡的斗爭報道給全世界反法西斯的人民。

以筆代槍，討伐日本侵略者，一直是希伯來到中國后堅決執行的任務。可是，面對日寇殘酷的“大掃蕩”，曾經拒絕配槍的希伯也拿起槍，同敵人展開了殊死搏斗。

沂蒙捐軀

11月下旬，沂蒙山區飄起了潔白的雪花。北風蕭蕭中，希伯跟隨部隊跋山涉水，在東蒙群山之間與敵人“推磨”。他像一個真正的八路軍戰士一樣，適應了游擊戰和運動戰的流動生活，掌握了射擊，學會了利用地形地物，熟悉了行軍規則和夜間聯絡信號……紛飛的戰火中，希伯還不忘工作，他常常白天記錄素材，夜裡宿營時打字，附近的戰士們總能聽到他打字的“托托”聲。

隨著反“掃蕩”的形勢越來越嚴峻，八路軍分成了幾個梯隊活動，化整為零，各自為戰，希伯當時與山東分局機關和山東省戰工會一起活動。11月29日，先到大青山附近的抗大一分校報告說那邊沒有敵情，部隊便奉命向大青山以北轉移。

大青山，位於蒙山主峰的東麓，海拔686.2米，是費縣、沂南縣、蒙陰縣交界處的最高峰。實際上，敵人已經在這裡布置了企圖消滅八路軍的合圍圈，只是抗大一分校沒有發現。當天夜裡，希伯所在的梯隊在沂南縣西梭庄住了一夜，沒想到，30日拂曉就在大青山和敵人遭遇。

那時谷牧前胸剛中彈受傷，被擔架抬著，他清楚地記得，天才麻麻亮，村子附近的山頭上突然想起了槍聲，仔細一看，周圍山頭上都有敵人。魯中南地區抗戰史上最悲壯的一次戰斗——大青山戰斗打響了。

1978年6月，王火找到了曾參加這次血戰的山東軍分區政治部副主任劉剛，據他回憶：“敵人是一個旅團，我們三四千人中戰斗部隊很少，當時發現漫山遍野都有敵人，敵人武器有重機槍，六○炮和擲彈筒。敵人拼命打排炮，一排排打……打到天黑，突圍的人也不少，敵人因死傷不少，加之我們頑強，山路崎嶇，也不敢追了，仍舊亂打炮追擊……敵人沖下來，死得到處都是，我們的烈士也各處都有……”

擔架上的谷牧被抬著東躲西藏，走了一條沒有被敵人發現的小路，才於12月1日拂曉突出敵人的包圍圈。不久，他被告知，國際友人漢斯·希伯在大青山戰斗中也拿起了槍杆子，和我們的戰士一起射擊敵人，最后英勇犧牲。

希伯在他生命最后的時刻經歷了什麼，已經無人知曉。根據周之同在《憶沂蒙山區反“鐵壁合圍”》一文的回憶，希伯是“在危急關頭自行殉難的”。周之同當時在115師任股長，大青山戰斗結束后的12月1日，他隨科長去收容傷殘人員時，遇到了希伯的勤務員小李，據小李說，希伯實在跑不動了，在一塊大石頭旁吞了藥片就倒下去了，這足以証明希伯早有“誓死不當俘虜”的決心和准備。另外，與小李同時突圍出來的山縱供給部部長馬馥堂，也曾談及希伯是自行殉難的。

不過，更多的研究者認為希伯是戰斗而犧牲的。王火告訴記者，1978年7月，在離希伯犧牲地點不遠的沂南縣瓦屋峪，他找到了大青山血戰后發現希伯遺體的劉學惠。1941年時劉學惠隻有19歲，是庄上的干部，打仗時，他和村民們一起躲了出去，劉學惠躲在一個洞裡，隻聽槍炮聲響了一天。第二天回村，聽說山上有八路軍遺體，就和幾個村民一同去埋，一共在五道溝下獾溝子發現了九具遺體，其中一具頭發顏色不同，大個子，大鼻子，一看就是外國人，后來才知道那就是希伯。

劉學惠說，希伯當時側身，頭朝南，臉朝東，身旁不遠有炮彈洞，右手上滿手血，身上有五個彈洞，身上也被炮彈炸傷了，那樣子一看就是作戰死的。他和村民一起在附近將希伯和八路軍的尸首合埋了。后來，上級來調查，將希伯的遺體遷葬至東梭庄革命烈士陵園，並立碑紀念。

其實，無論真實的細節如何，希伯這樣一位犧牲在中國抗日戰場上的國際主義戰士，都是值得紀念的。

1963年10月，希伯的遺骨從東梭庄遷至臨沂的華東革命烈士陵園。次年，中共臨沂地委為希伯修建了水泥雕塑的六角亭狀墓塋，與新四軍副軍長羅炳輝等人的陵墓並列。1982年，作家王火以希伯為原型的傳記小說《外國八路》出版，后被拍攝成為電視劇。1989年，漢斯·希伯誕辰92周年紀念大會和希伯雕塑揭幕儀式在華東革命烈士陵園隆重舉行，會后還召開了紀念漢斯·希伯座談會。

人們沒有忘記希伯，因為就像谷牧所說，“他是一個著名記者，卻以一個戰士的身份在戰場上犧牲了﹔他是一個歐洲人，卻在中國的抗日戰場上流盡最后一滴血。為支持中國人民抗日戰爭而以各種方式進行斗爭的外國友人很多，但是，穿上八路軍的軍裝，拿起槍來同法西斯戰斗而死的歐洲人，他是第一個。”（記者 楊麗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