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戰線上的“姐妹花”

（《紅岩春秋》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外交部有兩位蜚聲中外的姐妹外交官：姐姐龔普生，外交部國際司副司長、司長，聯合國問題專家﹔妹妹龔澎，外交部新聞司司長、部長助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位女新聞發言人。姐妹倆從20世紀40年代起，就致力於我國外事工作，被譽為外交戰線上的“姐妹花”。

燕京大學成為人生轉折點

龔普生、龔澎出身名門。其父龔鎮洲是辛亥革命時期安徽著名的革命黨人，在保定軍官學校時與蔣介石是同班同學，后一同留學日本﹔其母是革命黨人黃興夫人徐宗漢的堂妹。

二次革命失敗后，龔鎮洲遭袁世凱通緝。1914年初的一個夜晚，他和妻子抱著襁褓中的龔普生，冒險登上木船亡命日本，棲身橫濱。同年10月，龔維航（后改名龔澎）出生。

1916年袁世凱死后，龔鎮洲一家得以回國。龔鎮洲先后被任命為粵軍支隊司令、廣東虎門要塞總指揮，之后移居上海，賦閑在家。盡管家境不寬裕，但他堅持把兩個女兒送到上海聖瑪利亞女子教會中學就讀，龔氏姐妹因此打下了良好的英語基礎。

從聖瑪利亞女子中學畢業后，姐妹倆先后於1932年、1933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學，龔普生念經濟系，龔維航念歷史系。燕京大學為教會大學，受當局控制較弱，各方面新思潮傳播很快，她們在這裡受到進步思想的熏陶。

1935年底，北平爆發“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燕京大學是學運的策源地之一，龔普生、龔維航都是運動骨干。龔維航更是勇敢地走在游行示威最前列，脖子上那條飄逸的潔白圍巾，在如潮的人流中分外醒目。

“一二·九”學生游行示威后，燕京大學學生會准備繼續舉行游行活動，燕大講師、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建議在游行前要沖破當局的新聞封鎖，制造輿論，擴大影響。於是，龔普生、龔維航於12月12日在未名湖畔的臨湖軒主持召開了外國記者招待會。除斯諾外，還有合眾國際社及《芝加哥每日新聞》《亞細亞雜志》《密勒氏評論報》（上海）和《大學》雜志的記者參加。姐妹倆以出眾的才華和睿智的語言，及時地把學生救亡運動的真實情況公之於眾，給到會的西方記者留下了深刻印象。這次記者招待會，可以說是龔普生、龔維航外交生涯的一次成功預演。

龔普生大學畢業后回上海不久，全面抗戰爆發，她毅然參加抗日救亡活動。1938年3月，經上海市學生救亡協會黨團書記王永祺和黨員陳修良介紹，龔普生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9年，世界基督教青年大會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召開，龔普生被推舉為團長，率中國青年代表團與會。回國途中，她又參加了巴黎世界學生聯合會議，利用這個機會，奔走宣傳中國抗日戰爭情況，爭取國際社會的同情和支持。

經過“一二·九”的洗禮，龔維航的政治立場也發生了根本轉變。1936年，經燕京大學中共黨支部書記陳矩孫介紹，龔維航加入中國共產黨。因敬仰革命烈士彭湃，她將名字改為“龔澎”。

1937年龔澎從燕京大學畢業后，回到母校聖瑪利亞女中任教並做賑濟工作。1938年春，她從上海取道香港到達延安，在延安馬列學院受訓3個月。9月，隨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東渡黃河，進入太行山區，在八路軍總部秘書處工作。

在太行山，龔澎認識了從德國留學歸來的劉文華。1940年8月1日，兩人結為夫妻。但新婚不到一個月，他們即將分離。為了抗戰需要，設在重慶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急需懂英語的外事工作人才，中央組織部點名讓龔澎前往。

外事工作受肯定

1940年9月底，龔澎來到重慶曾家岩50號南方局駐地，被分配到外事組工作。她擔任周恩來的外事秘書，公開身份是《新華日報》記者。除完成周恩來交辦的工作外，還要負責對外宣傳、聯絡外國記者。

龔澎經常利用下午時間，到重慶外國記者站與外國記者聯絡。她不失時機地向外國記者發布來自中共中央南方局和解放區的消息，同時也向對方了解到許多有用的情報。每隔幾天，她就向周恩來寫書面匯報，並提出建議。

周恩來常找她了解一些具體細節，並根據她的建議，會見一些思想進步、客觀報道的外國記者。周恩來對國際形勢的精辟分析和獨到見解，使外國朋友耳目一新，他們都樂意與周恩來探討問題，龔澎也在翻譯中深獲教益。

這年冬天，龔澎收到龔普生的來信，信中說她要來重慶。實際上，龔普生這次來渝，是經上海黨組織介紹的。到重慶后，龔普生明顯感覺這裡布滿國民黨特務，處處有人盯梢，一時無法和黨組織取得聯系。一次，龔澎和鄧穎超交談時，無意間提到了龔普生，鄧穎超馬上追問：“龔普生在哪裡？恩來和我一直在找她！”因周恩來對龔普生在世界青年大會上的表現有所關注，所以讓龔澎馬上聯系她，並安排時間見面。

一天晚上，龔澎帶著龔普生悄悄來到曾家岩。龔普生向周恩來匯報了歐洲之行的見聞和感受，周恩來邊聽邊點頭，對她的工作給予肯定和鼓勵。根據龔普生的經歷和特點，周恩來提出：“你應該到美國去！你到美國可以利用各種機會，向世界人民介紹中國人民的抗日斗爭，爭取國際社會對我們的同情和支持。你完全有能力做更多的國際統戰工作。”龔普生表示服從黨的安排，愉快地作好出國准備工作。

龔普生離開重慶不久，發生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根據周恩來的指示，龔澎在記者招待會上，用大量的事實揭露皖南事變的真相，指出“同室操戈”可能導致日本侵略者大舉進攻，並回答了記者們提出的一個又一個問題，成了記者招待會的中心人物。

為打破國民黨的外交壟斷，周恩來領導南方局加強對外宣傳，指定龔澎任新聞發布員。她將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對局勢的講話及《解放日報》《新華日報》發表的重要文章翻譯成英文，然后編印成宣傳小冊子，及時分送到外國記者手上。

成熟的政治見解和出色的工作能力，使龔澎贏得了周恩來的信賴。1942年，她被任命為南方局外事組副組長。

周恩來撮合姐妹姻緣

1942年夏，龔澎患病打針，因針頭感染導致臀部大面積化膿，傷口久治不愈。7月29日，其父龔鎮洲在桂林病故。不幸的是，尚未走出喪父之痛的她，卻再次遭到打擊。由於幾個月沒有收到劉文華的信，在戰爭環境下她不能不敏感。因周恩來曾多次與華北方面聯系，欲調劉文華來渝工作，她認為周恩來可能知道情況。

面對龔澎的詢問，周恩來神情凝重，終於告之實情：劉文華在前線征戰途中，因患急性盲腸炎得不到及時救治，被奪走了生命。周恩來得到消息時正值龔父病故，因不忍讓龔澎再受刺激，所以一直隱瞞。

周恩來把劉文華彌留之際口述的遺書轉交給龔澎，遺書最后幾句寫道：“我的妻子，我在想她。我如有不測，讓她嫁人。隻要她不脫離革命，她就永遠對得起我……”龔澎看到此處，再也控制不住，轉身跑回宿舍，躲進被窩痛哭。

鄧穎超前去撫慰她，周恩來和她長談，她的心情漸漸平復下來。不久，她寫下《紀念文華》一文刊登在《新華日報》。她寫道：“痛定思痛，我抬起頭來，決心將文華中途留下來的事業繼承下來，一則以紀念他，一則以貫徹我的信仰。”

龔澎用緊張的工作來紓緩喪父失夫的哀痛，這時，喬冠華來到她的身邊。他倆第一次見面是在周恩來的辦公室，龔澎大方地向喬冠華伸出手：“你好，歡迎你！”由於工作關系，兩人幾乎天天見面，一起研究文章寫作，一起到外國記者處發布資料。

彼此欣賞，日久生情。一天，龔澎找喬冠華去見外國記者，隻見他面色蒼白，蜷縮在桌子邊，立刻送他到醫院診治。喬冠華因腸穿孔引起急性腹膜炎，在手術和康復過程中，龔澎天天來醫院陪伴。愛情的萌芽在二人心裡瘋長，但誰也沒有挑破這層窗戶紙。

可同事們看得真切。一次，龔澎、喬冠華到周恩來處談完工作后，周恩來問：“你們准備拖到什麼時候啊？”龔澎臉唰地紅了，喬冠華局促地摸煙。一看桌上放有“請勿吸煙”的牌子，他又將手垂下。龔澎忙說：“周公，人家西方人不抽煙情緒就不高。”“你看龔澎連你抽煙都不反對，你還有啥說的？ ”周恩來哈哈大笑，“我這裡是禁煙不禁婚呀，你們商量個時間吧！”

1943年深秋，龔澎、喬冠華喜結良緣。他們性格、工作互補，同事們稱之為“絕配”。后來毛澤東到重慶談判，稱龔、喬“天生麗質雙飛燕，千裡姻緣革命牽”。

1944年，龔普生學成回國（1941年9月，龔普生從上海乘船赴美，到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碩士學位——作者注）。在龔澎的引薦下，她再次見到周恩來。周恩來感慨道：“我們黨內要是有個像吳貽芳（金陵女子大學校長）這樣的學者有多好啊！要不，你到延安解放區工作也可以，但最好還是出國去。”於是，龔普生決定再次赴美讀博。

周恩來對龔普生人生道路的指點，無意中“撮合”了她的美好姻緣。

1945年4月，周恩來派《新華日報》總編輯章漢夫作為中國代表團中共代表董必武的秘書，參加在美國舊金山召開的聯合國制憲會議。其間，龔普生作為志願者參與聯合國事務性工作，常常看望董必武等人，並協助做工作，由此結識了章漢夫。后來兩人鴻雁傳書，由相知到相愛。

1948年，龔普生奉召回國。她從美國飛回香港，與龔澎相見。龔澎、喬冠華等遵照周恩來的指示，早於1946年10月轉赴香港，一方面保存實力，一方面開展統戰工作，幫助知識精英轉赴內地。在龔澎的安排下，龔普生從香港乘船到大連，然后到西柏坡，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工作，任中央婦女委員會委員。

周恩來、鄧穎超得知龔普生與章漢夫的情誼，十分欣慰。1949年5月，章漢夫任上海市政府外僑事務處處長。6月中旬，鄧穎超去上海接宋慶齡到北平，按周恩來的授意，順道送龔普生去上海與章漢夫完婚。她對龔普生說：“你的家長不在身邊，我就作為女家的代表陪送你了。”

7月1日，章漢夫、龔普生舉行了簡單的結婚儀式，鄧穎超作為他倆的主婚人。

龔氏姐妹成為第一代外交家

1949年11月8日晚，外交部舉行成立大會，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拿著花名冊依次點名。

點到章漢夫時，周恩來說：“他正從上海趕來。20年代的老黨員了，留過美，又留過蘇，當過省委書記。抗戰勝利后在香港做外事工作。天津解放，他主持天津的外事工作，上海解放，主持上海的外僑工作。”他又介紹了章漢夫的妻子龔普生。

點到亞洲司司長沈端先時，周恩來說：“沈端先就是有名的夏衍，現在還在上海任宣傳部長，目前由喬冠華代理司長。”又說：“龔澎同志你們認識嗎？她是情報司司長，喬冠華同志的愛人。”

此后，龔普生、龔澎兢兢業業地工作在外交戰線上，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代外交家。

周恩來視龔澎為外交上的得力助手，稱贊“沒有人能夠代替她”。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揚言在朝鮮使用戰術核武器。龔澎立即通過在歐洲的朋友，成功獲取美軍有關戰術核武器的內部資料，包括打擊范圍、殺傷力，美軍如何自身防護等情報。毛澤東十分重視這份情報，高度肯定了這項工作。

在1954年舉行的日內瓦會議上，中國代表團於4月28日舉行首次記者招待會。龔澎面對300多位記者侃侃而談，闡述了中國政府的立場和主張，對一些記者的刁難，她有理有節的駁斥，被西方記者稱為“年輕優秀的發言人”。

1961年5月，陳毅率中國代表團參加第二次日內瓦會議。周恩來指定龔澎為代表團顧問和新聞發言人。在記者招待會上，龔澎擺事實、講道理，直揭事件真相，回應了美國記者提出的刁鑽問題，贏得了國際輿論的廣泛贊譽。

龔澎一生結交了很多朋友，特別是對中國持友好態度的外國友人，比如埃德加·斯諾、英籍女作家韓素音等。龔澎是第一個把斯諾的《西行漫記》部分章節翻譯成中文在學生中傳閱的人。1960年和1964年，斯諾兩次訪華，毛澤東都會見了他，龔澎一直陪同在旁。斯諾回憶第一次會見時說：“一回到住處，我就盡我所能記憶的，把毛說過的話整理出來。第二天，我喜出望外地接到通知說，這次會見的談話，隻要不用直接引語，大部分都可以發表。幸好我得到當時做了記錄的龔澎的幫助，能夠對照我自己關於談話的筆記加以修訂。”

“文革”期間，龔澎被迫停止工作，除了挨批斗，就是掃廁所，身心受到嚴重創傷，健康狀況急劇惡化。1970年5月，她在衛生間突然跌倒，動彈不得，喬冠華立即送她去醫院救治。周恩來聞訊趕來探望，並指示醫院“要盡最大的力量為龔澎治療”。

這年9月20日，龔澎的生命走到終點，年僅56歲。

同龔澎一樣，龔普生為中國的外交事業孜孜不倦地工作著。在她的外交生涯裡，更多精力是放在多邊會議中國際問題的研究上，為宏觀決策提供參考。她往返於亞、歐、非、美各大洲，參加過萬隆會議召開十周年紀念大會、亞非經濟會議等重要國際會議。她多次參加政府代表團出國訪問，並接待多個外國代表團來訪。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美國第七艦隊開進台灣海峽。8月，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致電聯合國，提出“美國侵略台灣案”。根據安理會的決議，我國政府決定由伍修權作為特使率團去聯合國，龔普生是九名代表團成員之一。在紐約聯合國駐地，龔普生全力協助伍修權准備長篇演說稿，指控美國的侵略行徑。

“文革”期間，龔普生與章漢夫受盡磨難。造反派批斗龔普生，逼她揭發章漢夫的“罪行”。當她說話稱呼“漢夫同志”時，造反派厲聲斥責：“不許叫漢夫同志！”但她依然不改口。

章漢夫於1968年3月被關進秦城監獄，1972年1月含冤去世。龔普生經受住沉重的打擊，以頑強的意志挺了過來。1978年夏，她獲得平反，繼續為外交事業奮斗。1979年11月29日，她被任命為中國駐愛爾蘭大使，1983年8月任滿回國。2007年8月4日，龔普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4歲。

來源：《紅岩春秋》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