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始末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提出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新政協會議。

　　“五一口號”迅速得到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和社會各界普遍而熱烈的響應，開啟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團結各民主黨派和社會各界人士協商建國的輝煌歷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和人民政協成立70周年之際，回顧和研究“五一口號”的起草及發布這段歷史，對於我們深刻認識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選擇，從而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五一口號”發布的背景

　　抗戰勝利前后，中共中央主張與國民黨及其他黨派聯合建立民主聯合政府。1946年舊政協會議之后，中共中央判斷“中國走上了和平民主的新階段”，期待解決國內問題。

　　1946年6月，在國民黨撕毀舊政協協議發動內戰時，共產黨也及時改變當初的樂觀估計，以自衛戰爭粉碎國民黨的進攻。但是，共產黨並沒有放棄和平建國的主張，國共兩黨遂出現打打談談、邊打邊談的局面。

　　解放戰爭爆發后的第二年，戰爭形勢向著人民方面發生重大轉變，蔣介石在政治上更加孤立，軍事上節節敗退。中共中央1947年10月10日發表《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在發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口號的同時，提出：“聯合工農兵學商各被壓迫階級、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各少數民族、各地華僑和其他愛國分子，組成民族統一戰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在這裡，蔣介石集團已經被排除在共產黨號召建立的聯合政府之外。

　　毛澤東在當年12月底中共中央召開的“十二月會議”上重申了關於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不過，這次會議仍然認為“組織革命的中央政府的時機目前尚未成熟，須待我軍取得更大勝利，然后考慮此項問題”。

　　那麼，何時才算時機成熟呢？毛澤東設想，在蔣介石當選總統后，“他的威信更加破產之后，在我們取得更大勝利，擴大更多地方，並且最好在取得一二個頭等大城市之后，在東北、華北、山東、蘇北、河南、湖北、安徽等區連成一片之后，便有完全的必要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他推測，“其時機大約在一九四九年”。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明確表示要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並推出了建立新政權的時間表。

　　隨著解放戰爭的高歌猛進，毛澤東所關注的力量、人心皆已具備。此時，國民黨“行憲國大”召開，進一步暴露了其獨裁專制的本質。各民主黨派、社會各界紛紛發表聲明，呼吁由全中國人民，包括一切民主黨派及人民團體共同建立民主聯合政府，通過民主的方式，產生真正的民主憲法。

　　在新的形勢下，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及時調整了建立新政權的步驟。4月25日，毛澤東致電在西柏坡的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等，通知他們即將召開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擬討論的問題，第一項就是“邀請港、滬、平、津等各地中間黨派及民眾團體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區，商討關於召開人民代表大會並成立臨時中央政府問題”。隨后，毛澤東在4月27日，寫信給晉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部長劉仁，要他告訴張東蓀、符定一兩先生，中共准備召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代表會議，討論關於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問題，以及關於加強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合作及綱領政策問題。毛澤東在信中還指出：會議的名稱擬定為政治協商會議。開會地點在哈爾濱，開會時間在秋季。上述兩封信勾畫出了籌建新中國的路線圖。

　　革命勝利指日可待，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中共中央認為，建立新政權、創立新中國的時機已經成熟，是時候向國內外擇機發布了。

　　“五一口號”的起草

　　中國共產黨有在重大節日發表口號、宣言，舉行集會、游行，刊發社論、文章等慣例。作為中共領導人的毛澤東，是善於利用報刊的宣傳家、組織家。新華通訊社（簡稱新華社）是中共中央的主要喉舌。轉戰陝北期間，毛澤東一手抓全軍作戰，一手抓新聞宣傳。每逢需要發布重要主張，他都會精心組織宣傳攻勢，甚至親自撰寫重要社論和文章。他為新華社撰寫和修改了大量文稿，包括新聞、社論、評論、發言人談話、廣播講話等100多篇。這些作品大都膾炙人口，充滿激情和斗志，在政治、軍事、宣傳上發揮著振聾發聵的效果。

　　為適應迅速傳播中央聲音的需要，1946年中共中央對新華社和《解放日報》進行改革。改組后，廖承志調任新華社社長。1947年中共中央撤離延安后，《解放日報》停刊，新華社肩負起通訊社、中央機關報、廣播電台三項重任，成為黨中央、毛澤東指揮解放戰爭、向國內外進行宣傳報道的重要工具。由於新華社擔負特殊的宣傳功能，“五一”前夕，中共中央選擇新華社第一時間發布建國主張就自然而然了。

　　引起中共中央在“五一”勞動節發布建國主張的緣由，還有一種廣為流傳的說法，就是新華社社長廖承志的一份電報。

　　1948年的“五一”勞動節馬上來臨了。當時，人民解放軍勢如破竹，在山東、東北、晉南、陝北都取得了重大勝利，中原戰場告捷，直逼國民黨長江防線，歷史的長河很快就要在此時發生重大轉折。作為新華社社長的廖承志憑著豐富的斗爭經驗、強烈的政治責任和高度的職業敏感，認為在這一重要時刻，中央肯定有重大主張需要發布！於是給中共中央發了一份簡短的電報予以請示。

　　由於廖承志的電報與“五一口號”這一重大事件相關而多次被黨史界、學術界提及，但均沒有披露過電報原文。

　　廖承志是國民黨元老廖仲愷、何香凝之子，在孫中山、宋慶齡及其父母影響下，很早就參加革命，從事統一戰線和宣傳工作，與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彼此熟稔。

　　這封重要的檔案之所以沒有公之於世，研究者有三種推測：因為電文過於簡短，有可能沒有存檔﹔中共中央進北平前整理檔案時，時間緊、材料多，有可能遺失﹔出於嚴肅性考慮等原因不便公之於眾。

　　1948年“五一”節前夕，中共中央組織起草文件，擬通過新華社發布政治主張。這個文件名稱為“中國共產黨發布一九四八年‘五一’勞動節口號”（簡稱“五一口號”）。

　　“五一口號”初稿是何人執筆起草的？由於缺乏可信的文獻記載，目前眾說紛紜。多數人認為是胡喬木。從當時胡喬木的身份來看，此說有一定的可信度。1947年3月中共中央離開延安后的一年內，胡喬木作為毛澤東的秘書，負責起草大量的文稿。中央給新華社的重要社論，基本上都出自胡喬木和陸定一之手，經周恩來、任弼時、毛澤東審閱、修改，再向全國播發。胡喬木的這一身份，可能自然成為這段重要歷史的參與者。

　　如果中共中央收到廖承志的電報后才決定通過新華社發布政治主張，那麼，“五一口號”初稿的起草時間隻剩1948年4月底的最后幾天。時間緊迫、任務重大，初稿很快完成，彰顯了中共黨內雷厲風行的工作作風。

　　毛澤東作了27處修改

　　“五一口號”初稿共25條。

　　初稿明確指出：“今年的‘五一’勞動節，是中國人民走向全國勝利的日子。”“是中國人民死敵蔣介石走向滅亡的日子，蔣介石做偽總統，就是他快要上斷頭台的預兆。”“是中國勞動人民和一切被壓迫人民的覺悟空前成熟的日子……”

　　這份初稿內容並未超出1948年3月之前中共中央已發表的政治主張。毛澤東4月底在兩封信中表明的建國構想，未被吸收在內。

　　當這份初稿送到毛澤東案頭時，他那宏大的建國方略激蕩於心。毛澤東對“五一口號”初稿作了重大修改。蘊含中國共產黨建國思想、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五一口號”因毛澤東的修改而閃爍著更加輝煌的光芒。

　　據統計，毛澤東共作了27處修改。一字一句，皆有深意。從毛澤東字斟句酌的修改，可以看出他對“五一口號”的重視程度。含義最為突出的有4處。

　　修改電頭“總社”為“陝北”，以保守中共中央、毛澤東已到達西柏坡的秘密。

　　1947年3月到1948年3月這段時間，出於對中共中央機關和毛澤東轉戰陝北的保密需要，廖承志率領的新華社總社與范長江率領的小分隊密切配合，把新華社電訊的電頭改“延安”為“陝北”播發新聞，使新華社繼續發揮中共中央的耳目喉舌作用，不間斷地傳播中央的聲音。1948年4月，為便於中共中央對新華社的直接領導，新華總社由太行解放區涉縣陸續北上。這月底，新華總社大部分仍在涉縣，一部分已到平山縣，但毛澤東仍將這份初稿的電頭由“總社”改為“陝北”。毛澤東的這一修改，顯然是在跟國民黨軍隊唱一出“聲東擊西”的好戲，讓蔣介石誤以為中共中央、毛澤東還在陝北指揮作戰。

　　修改第四條，鞏固了統一戰線的組成結構。毛澤東將初稿第四條“全國勞動人民團結起來，聯合知識分子、自由資產階級和其他愛國分子，組成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反官僚資本主義的統一戰線，為著最后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修改為“聯合全國知識分子、自由資產階級、各民主黨派、社會賢達和其他愛國分子，鞏固和擴大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統一戰線，為著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而共同奮斗。”修改后的這一條具有重要內涵，既進一步重申了“各民主黨派、社會賢達”在統一戰線中的地位和作用，又發出了為“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共同奮斗”的號召。

　　修改第五條，正式發出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毛澤東刪除了初稿第五條“工人階級是中國人民革命的領導者，解放區的工人階級是新中國的主人翁，更加積極地行動起來，更早地實現中國革命的最后勝利”。他又重新起草了一條：“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修改后的第五條是“五一口號”的點睛之筆。這一修改，高度概括了中共中央的建國方略，正式向國內外宣告要成立新政權、建立新中國，開啟了中國共產黨協商建國的精彩華章。

　　修改最后三條，彰顯了中國共產黨人的胸襟和品格。毛澤東在修改時刪除了初稿第二十三條“中國人民的領袖毛澤東萬歲”和第二十四條“中國勞動人民和被壓迫人民的締造者，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領導者中國共產黨萬歲”，改第二十五條“中華民族解放萬歲”為第二十三條。這充分反映了中共中央、毛澤東天下為公、虛懷若谷的精神境界和家國情懷。

　　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在城南庄召開了中央前委和中央工委會合以后的第一次書記處擴大會議，史稱“城南庄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等。會議共有八項議題，第一項是研究“邀請港、滬、平、津等地各中間黨派及民眾團體的代表人物來解放區商討關於召開人民代表大會並成立臨時中央政府問題”。

　　會議對經毛澤東修改后的“中國共產黨發布一九四八年‘五一’勞動節口號”進行了熱烈討論。周恩來指出，“五一口號”提出召開新政協，從形式上看是恢復1946年1月政協的名稱，但性質和內容都不同了。周恩來專門強調，“五一口號”不是宣傳口號，而是行動口號，這是今天形勢發展的趨勢，是全國人民的要求。劉少奇指出，目前召開新政協的國際國內形勢已經成熟，我們先提政協這個口號，可以起號召作用，要爭取90%的人，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中國共產黨在全國人民中取得50%以上的擁護是沒有問題的，其他任何政黨都沒有我們這個地位。

　　會議經過認真討論，決定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布“五一口號”。至此，具有重大意義和深遠影響的“五一口號”正式誕生。

　　“五一口號”發布過程

　　1948年4月30日城南庄會議通過“五一口號”的當天晚上，新華社正式對外發布﹔新華廣播電台同日進行了全文播放。

　　新華社的電訊稿是針對全國各大報紙的。第一個刊登“五一口號”與廣大讀者見面的是《晉察冀日報》。《晉察冀日報》於1937年在太行山深處阜平縣馬蘭村創刊，是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的機關報。1948年4月，晉察冀日報報社駐地在城南庄新房村，中共中央、毛澤東從延安轉移到晉察冀后，也住在城南庄。《解放日報》停刊后，中共中央發布的重大消息都由《晉察冀日報》刊登，因此，《晉察冀日報》成為首刊“五一口號”的報紙。

　　對於《晉察冀日報》發表“五一口號”的經過，時任《晉察冀日報》社長兼總編輯鄧拓有這樣一段回憶：

　　4月30日，我接到緊急通知，要我趕到城南庄參加一個緊急會議。當時，《晉察冀日報》駐在新房村，離城南庄隻有一公裡遠。我見到主席后，主席緊緊地握住我的手，興奮之情溢於言表。主席親自把《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口號》手稿交給我，讓我拿去打印。為了慎重起見，將“五一勞動節口號”打出清樣后，我又交送主席審閱。4月30日深夜，主席親自審改后，於5月1日在《晉察冀日報》第一版頭條位置發表，共23條，口號上方還端端正正地印了毛澤東的側身頭像。

　　同一天，香港《華商報》也根據新華社電訊稿，全文刊登了“五一口號”。《華商報》是抗戰期間中共在香港創辦的報紙。抗戰勝利后，到港人士中除了文化界，還有遭受國民黨當局迫害的大批民主人士。《華商報》迅速成為民主力量在香港的喉舌，也是解放區以外能直接傳播中共中央聲音的唯一一張報紙。“五一口號”第一時間經《華商報》在香港發表后，立即引起民主人士和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和熱議。

　　也是在5月1日這一天，《新台灣叢刊》第6輯（《台灣人民的出路》）在香港出版，並發表了“五一口號”。《新台灣叢刊》第6輯是第一份發表“五一口號”的刊物，也是最先對“五一口號”發表評論的報刊。

　　《新台灣叢刊》是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創建初期，在香港以“新台灣出版社”名義創辦，5月1日出版的第6輯共收稿11篇。開卷首篇是標明“新華社陝北三十日電”的新華社電訊稿“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標題為《紀念五一勞動節中共中央重要宣言從速召開民主黨派團體會議商討進行召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篇題為《一個響亮的號召》，對“五一口號”進行評論。這篇文章沒有署名。第三篇題為《響應偉大的號召》，作者署名為“一個台灣人民”。

　　“五一口號”4月30日晚上才由新華社播發。5月1日該刊已相繼發表評論，予以響應。該輯的第二篇《一個響亮的號召》在5月3日以香港《華商報》社評的形式原文發表。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完成這篇稿件，並又作為中共在香港的重要宣傳陣地《華商報》的社評，從這一細節可以推知，《新台灣叢刊》第6輯發表的與“五一口號”相關的文章，應該是新華社電訊稿或中共香港分局策劃組織趕寫的。

　　5月2日，《人民日報》《群眾日報》《解放日報》《東北日報》《晉綏日報》《冀魯豫日報》等解放區報紙也紛紛全文刊發了“五一口號”。

　　隨著電波和報紙，“五一口號”迅速傳播到海內外。“五一口號”承載著中國共產黨建立新政權的完整方略，像春雨，像驚雷，為在苦難中探索的中國人民帶來希望和憧憬，帶來喜慰和力量。

　　（作者單位：中國政協文史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