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萊：獻身中國65年的“洋大夫”

傅萊（右）和林邁可在根據地。

位於唐縣軍城鎮晉察冀烈士陵園的傅萊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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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縣晉察冀烈士陵園，安葬著一位為中國人民抗日、解放和建設事業而奮斗的奧地利大夫——傅萊。

從1939年遠渡重洋來到戰火紛飛的中國，這位“洋大夫”足跡踏遍晉察冀邊區的山山水水。

在中國工作生活的65年裡，他不但迎來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和新中國的成立，也參與和見証了新中國的建設和改革開放歷程，曾被稱為“活著的白求恩”。

1

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9年1月15日，一艘遠洋客輪“勝利號”緩緩駛入上海港，一位19歲的奧地利青年醫生歷經28天的航行后，終於踏上中國的土地。

他的名字叫傅萊，1920年生於奧地利維也納，17歲秘密加入奧地利共產黨，因積極從事反法西斯的地下斗爭而遭到納粹追殺，1938年底，他匆匆告別親人，踏上了駛往中國的客輪。

雖然遠隔重洋，但他早已聽說過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事跡，因為覺得這樣的組織和他的信念、追求一致，他毅然選擇來到中國。

傅萊先來到上海，但苦尋共產黨組織未果，他又來到北京、天津，幾經輾轉終於得到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的口信：歡迎他到晉察冀軍區工作。

這一消息讓傅萊喜出望外，感覺“像黑暗中看到了曙光，像孤兒回到了母親的懷抱”。不久，他便在地下黨和游擊隊的護送下來到晉察冀根據地，並見到了聶榮臻司令員。

傅萊原名理查德·施泰因，傅萊這個名字是聶榮臻根據他名字的德文發音取的，並說：“你是追求自由找到八路軍的，叫這個名字很好（‘傅萊’是德語‘自由’的諧音）。你有醫學方面的特長，先到八路軍的白求恩衛生學校去當老師吧！”

傅萊非常喜歡這個名字，終其一生都在使用。

傅萊熱愛醫學，在奧地利時曾就讀於維也納醫科大學，學習內科學、傳染病學、微生物檢驗學、X光放射診斷學等醫科專業知識，還參加了醫院的臨床實習。早在14歲時，他就開始為奧地利共產黨領導的維也納工人保衛團運送彈藥，並在老醫生指導下，參加戰傷救護，搶救傷員。因此，對繼續從事醫學工作的安排他非常願意，不久，他便拿著聶榮臻親筆簽署的任命書來到白求恩衛生學校。

這個學校當時位於唐縣葛公村，前身是白求恩參與創建的晉察冀軍區衛生學校，白求恩犧牲后，為了紀念白求恩改名為白求恩衛生學校。

當時，在這裡工作的還有另一名“洋大夫”——印度援華醫生柯棣華。在學校工作期間，傅萊與柯棣華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他們邊教學邊救治傷員，共同沿著白求恩的足跡從事邊區的醫療衛生事業。但遺憾的是，傅萊與柯棣華僅相處了一年多，柯棣華便去世了。柯棣華病危時，傅萊親自參加了搶救。柯棣華去世后，傅萊非常傷心，親筆撰寫了紀念柯棣華的文章。

在執教期間，傅萊付出了幾倍於別人的努力。

傅萊的中文很差，但他拒絕了聶榮臻給他配翻譯的好意。一節45分鐘的課，他常常要花費八九個小時備課。他一般都先用德文、英文寫好講稿，然后在同事和字典的幫助下譯成漢語，隨后他在漢語旁邊注上發音，最后再請同事幫助他練習發音。

為此，傅萊常常廢寢忘食，挑燈夜戰，聶榮臻知道后，特批給他一盞兩個捻子的油燈。

雖然他講課常常因為發音問題引得學員捧腹大笑，但大家非常喜歡這個大個子“洋大夫”的課，因為他講得形象生動、通俗易懂、活潑有趣。就這樣，不到一年時間，傅萊的漢語就說得非常流利了。

1942年至1943年，由於日軍的嚴密封鎖和殘酷“掃蕩”，再加上天災，邊區軍民的生活陷入嚴重困難時期。在艱苦的生活和殘酷戰斗環境中，傅萊仍以飽滿的革命熱情戰斗在前線，一邊擔任教學，一邊參加戰地救護和部隊衛生工作。

他從不把自己當作特殊的一員。這位1.92米的大個子和大家一樣喝稀粥吃野菜，經常處於飢餓狀態。“他也餓，有時看見鍋底上還留下燒煳了的‘鍋巴’，就摳下來，裝在口袋裡。”傅萊的夫人江國珍曾回憶。

在1943年一次日軍“掃蕩”中，許多傷病員被日軍炮彈炸起來的土石埋住，大家急忙搶救，傅萊沒有工具，就拼命用雙手挖，手上的皮都爛了，血肉模糊，但他沒哼過一聲。

在經受了各種考驗后，1944年，他連續三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申請被批准，聶榮臻親自介紹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2

研制粗制青霉素和外用青霉素

除了搞好教學工作，傅萊還專心於醫學科研。

他把自己帶來的醫學資料幾乎都翻爛了，還到處搜羅醫學資料，隻要一見到有外國人來邊區，他便向人家索要或委托購買醫學資料。

1942年6月，在靈壽召開的自然科學研究會成立大會上，傅萊作了題為《疥瘡、結核、瘧疾的診斷與治療》的報告，隨后還當選為晉察冀軍區醫藥指導委員會委員，從此他成為衛生學校傳染病教學工作的帶頭人，並為邊區傳染病防控作出了貢獻。

1943年，晉察冀根據地流行麻疹和瘧疾。由於日軍封鎖，邊區缺醫少藥，軍民生命和健康受到很大威脅。傅萊結合自己的傳染病知識，並虛心向老中醫學習，形成一套中西醫結合的治療方法，用針灸治療瘧疾，取得了很好的療效。經過他的推廣，許多群眾和戰士都學會了用縫衣針針灸治療。傅萊的這一“發明”，受到了毛澤東、朱德和聶榮臻的表揚。

1945年5月17日，《解放日報》刊發了一篇簡短卻極有分量的消息，題為《留延國際友人傅萊醫生試制青霉菌素成功》。

提起青霉素，人們都不會感到陌生，作為人類最早發現的抗生素，青霉素能殺滅各種病菌，是迄今為止在臨床上應用最為廣泛的抗生素之一。但很多人不知道，傅萊是中國研制粗制青霉素和外用青霉素的先驅。

當時，大多數在戰爭中受傷的傷員轉到野戰手術點時，已被病菌感染。此外，沒有有效的抗菌藥物，經擴創縫合的傷員會出現繼發性感染，不少人因此致傷致殘。

馬海德曾說過這樣一句話：“如果白求恩大夫遭致命感染的手指能得到一點青霉素，就可得救了。”

1942年，傅萊被任命為晉察冀軍區醫藥指導委員會委員，經常隨軍區衛生部檢查團到分區和戰斗部隊檢查衛生工作，目睹了邊區傷病無藥可治的嚴重情況。

此時，傅萊聽說，醫治戰傷和多種傳染性疾病的特效藥青霉素已在英國用於臨床，美制青霉素也已大量用於盟軍各地戰場。於是，傅萊暗下決心，要把青霉素研發出來。

1944年，傅萊從晉察冀被調到延安中國醫科大學開展教學和醫療工作。他以救濟中國總會（UCR）晉察冀代表的身份，請美國援華委員會（CAC）幫助，向英美有關部門獲取青霉菌菌種和相關資料。

雖然不久傅萊便收到CAC寄來的青霉菌菌種和早期學術研究資料，但由於青霉素當時價格昂貴，生產廠商為了賺取高額利潤，對制作工藝嚴加保密，當時CAC寄給傅萊的資料，沒有涉及青霉素的生產工藝。

1945年初，在報陝甘寧邊區政府批准后，傅萊帶領兩位助手，在延安城東柳樹店中國醫科大學內，自己動手建起生化研究室（土法生產粗制青霉素的小作坊）開始研制。

在科學實驗的過程中，傅萊克服了很多難以想象的困難。

沒有培養細菌的恆溫設備，傅萊就用一個土屋當實驗室，在裡面壘炕燒火，以保持恆溫﹔沒有功能齊全的不鏽鋼發酵罐，就用大小不一的小口玻璃瓶代替﹔沒有攪拌器和搖床，就定時進入恆溫培養間，抱著發酵瓶振搖﹔沒有空氣壓縮機，就用打氣筒人工打氣﹔沒有空氣過濾器，就用打氣筒把空氣先通過一個裝有無菌棉花和濾布的小管，除菌后再通入發酵罐底部，來保証培養液中有足夠的溶解氧……

就這樣，經歷了一次又一次失敗，1945年，在英國提煉出青霉素結晶的五年后，在美國工業化生產青霉素的三年后，傅萊和他的兩位助手開發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批粗制青霉素。這對於緩解我軍用藥困難，尤其是對於減輕戰士外傷感染發揮了巨大作用。

3

投身我國信息醫學事業

1945年抗戰勝利后，許多支援中國抗戰的國際共產主義戰士都先后離開中國，回到了自己的國家。但傅萊放棄了回國計劃，決定留在仍需要他的中國。

1945年11月，傅萊奉命來到張家口，任華北軍區衛生部顧問，繼續教學和科研工作。解放戰爭時期，在攻打太原和天津的戰役中，傅萊冒著槍林彈雨擔負戰地救護工作，在硝煙彌漫的戰場上挽救了一個又一個傷員的生命。

后來，他在中國西南地區工作十余載。在此期間，他經常深入邊遠農村和少數民族地區，了解當地的鉤虫病和地方病的發病情況，並撰寫了大量調查和防治報告。

雖然有著標准的西方人長相，但在傅萊心中，從來沒把自己當成過外國人。借195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次人口普查之機，傅萊積極申請加入了中國國籍，完成了從一位國際友人到中國人的轉變。

1961年，傅萊的父親在奧地利去世，傅萊經批准於1962年回奧地利探親，這也是傅萊離開家鄉后第一次回國。

當時中奧還沒有建立外交關系，傅萊同母親的會面安排在中國駐瑞士大使館。傅萊是家中獨子，雖然與父母的政見不合，但他和父母的感情非常深厚，此前一直保持著書信往來。母子相見，母親自然很想讓他留在身邊。

而當時正值中國三年困難時期，很多人猜測傅萊不會回來了。但出乎意料，傅萊按期回國了。

很多人對此表示不解，傅萊解釋道：“說實在的，我從沒想過要離開中國，中國是我的第二故鄉，我的事業在中國。比起西方某些發達國家，中國的物質生活水平不算高，我確實也吃過一些苦，但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吃的苦遠遠沒有中國普通戰士和老百姓多。即使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年代，白求恩衛生學校的學員們有時吃黑豆，我和柯棣華等卻能吃小米，到延安后還有大米、白面吃﹔一般教員要兩人合點一盞油燈，而且隻許點一根捻，由於我有近視，聶榮臻司令員批准我單獨用一盞油燈，點兩根捻……”

1962年，傅萊調入中國醫學科學院信息研究所（原醫學情報研究所）。當時，如何利用信息技術更好地為醫院的醫療、科研和教學服務，已越來越為人們所關注，傅萊也開始投身我國的信息醫學事業。

為加強國內醫學信息的共享，加強醫學合作與交流，在傅萊的倡議下，先后建立起東北、華北、華東、華南、西北和西南六大地區的信息網絡，然后逐步推廣到各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當時這一網絡的建成，對溝通國內、國際的醫學信息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79年，傅萊出任醫學情報研究所副所長，他又積極帶領大家，在1987年建成我國第一個大型醫學文獻計算機檢索系統，結束了我國醫學文獻手工檢索的歷史。

2004年11月16日，傅萊在北京病逝，享年84歲。他當選過第六屆至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並多次受到政府表彰，曾榮獲中華人民共和國獨立自由勛章、解放勛章、衛生部科學貢獻獎。

遵照他的遺囑，他的遺體捐贈給中國醫療事業作研究之用，而他則安葬在他曾經戰斗過的唐縣。

如今，在唐縣軍城鎮的晉察冀烈士陵園，傅萊之墓與白求恩、柯棣華的陵墓（二人之墓后遷至華北軍區烈士陵園，但原地仍保存原墓）為伴。墓地中部是傅萊大夫的半身漢白玉雕像，雕塑身后的墓地六角形石座上是一個刻有世界地圖的圓球。墓地正門上書“傅萊之墓”，兩側則鐫刻著這樣一副對聯——“輾轉萬裡投身中國革命事業 奉獻一生弘揚國際主義精神”。

（記者 周聰聰 通訊員 閻麗）

本版圖片除署名外均由省委黨史研究室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