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

　　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馬克思學說便已被介紹到中國，但這種介紹是零星的、片面的和不成熟的，存在著不少誤解和歪曲。“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李大釗為代表的先進分子開始在中國真正傳播馬克思主義。從1918年起，李大釗接連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新紀元》和《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等一系列文章，熱情謳歌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在李大釗等人的大力倡導之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開始得到了廣泛傳播，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全國各地出現了一大批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刊物。十月革命后最早刊登宣傳馬克思主義文章的刊物是《新青年》，僅在1921年之前就發表了一百多篇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文章，並先后出版了“馬克思研究”“勞動節紀念”“俄羅斯研究”等專號，比較全面系統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在李大釗主持下，《晨報》副刊也開辟了“馬克思研究”專欄，陸續刊載了馬克思的《勞動與資本》和共產國際一大宣言的譯文，以及一些介紹馬克思、列寧等人生平和關於俄國十月革命的材料。同時，《國民》雜志也先后刊登《共產黨宣言》第一章、《馬克思資本論自敘》和《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譯文，還發表了《蘇維埃俄國的經濟組織》《蘇維埃俄國的新農制度》等介紹蘇俄建設情況的文章。此外，全國還有許多報刊大量刊登宣傳、研究和評論馬克思主義的文章。當時全國報刊多達400余種，它們雖然立場觀點不一，但幾乎無一不談馬克思主義。時人即曾描述：“譬如社會主義，近來似覺成了一種口頭禪﹔雜志報章，鼓吹不遺余力”，“社會主義的潮流，真有萬馬奔騰之勢……現在社會主義的一句話，在中國算是最時髦的名詞了”，“似乎有不談社會主義則不足以稱新文化運動的出版物的氣概”。
　　第二，宣傳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在全國各地相繼成立。在北京，李大釗1918年就在北大組織過一個馬爾格斯學說研究會。1920年3月，他又成立了北京大學馬克斯（今譯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由鄧中夏、黃日葵、高君宇、羅章龍等人組成，並建立了一個名叫“亢慕義齋”（“亢慕義”為英文Communism的音譯，意為“共產主義”）的圖書室，收集了一批馬克思主義書籍供會員使用。同年12月，李大釗又組織了北京大學社會主義研究會，以編譯社會主義叢書和舉辦演講為主要活動內容。在上海，陳獨秀1920年5月發起組織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其核心成員有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楊明齋等人。在湖南，毛澤東、蔡和森等人早在五四運動前就組織了新民學會，出版《湘江評論》，探討改造社會的問題，並發表文章熱情歌頌十月革命的勝利，認為這個勝利必將“普及於世界”，“我們應該起而仿效”。1920年夏，毛澤東從北京回到長沙后，立即以新民學會會員為骨干創辦文化書社，這是一個以傳播馬克思主義為目的的革命團體。在武漢，惲代英等人1920年2月組織了利群書社，后又與林育南、李求實等人建立了共存社，主要銷售馬克思主義書籍和進步刊物。在天津，以周恩來為代表的先進分子1919年創辦了覺悟社，出版《覺悟》，學習宣傳馬克思主義。在濟南，一些進步分子1919年冬開辦了齊魯報社，次年改為齊魯書社，公開推銷各地進步書刊，並發行《十日》刊，介紹馬克思主義讀物。1920年初，鄧恩銘等人又成立了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會，開始有組織地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
　　第三，翻譯出版了大量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如楊匏安1919年底發表的《馬克斯主義》一文，與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下半篇差不多同時問世，這是華南地區最早完整地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不久，他又撰寫了《馬克思主義淺說》，進一步系統闡述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在此期間，李達也精心翻譯了包含馬克思主義三個有機組成部分的三部著作，即《唯物史觀解說》《馬克思經濟學說》《社會問題總覽》，比較全面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李漢俊亦先后發表了數十篇譯文，熱情介紹俄國革命和馬克思主義。陳望道更在1920年8月出版了《共產黨宣言》全譯本，使國人第一次看到這份共產主義運動文獻的全貌。在此前后，《雇佣勞動》《〈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資本論〉自序》也分別刊載於報刊或以單行本出版。列寧的《民族自決》《過渡時代的經濟與政治》《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以及《偉大的創舉》《國家與革命》的一部分都譯成中文發表。以上馬列原著的翻譯發表，為當時進步知識分子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創造了條件，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
　　當然，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並非一帆風順，而是經歷了一個復雜的論爭過程。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同時並存的還有其他各種主義，諸如實驗主義、無政府主義、新村主義、泛勞動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等等。即使同樣都標榜“社會主義”，其中也存在著差異。瞿秋白當時便說：社會主義的討論，常常引起我們無限的興味，然而究竟……隔著紗窗看曉霧，社會主義流派，社會主義意義，都是紛亂、不十分清晰的。因此，馬克思主義與這些思潮競相傳播，不可避免要開展辯論。1919年到1923年，馬克思主義與以胡適為代表的實驗主義，以張東蓀、梁啟超為代表的社會改良主義和以黃凌霜、區聲白為代表的無政府主義進行了三次論戰，在很大程度上澄清了人們的認識。這樣，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經過反復推求比較，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作為改造中國社會的思想武器，從而為中國無產階級政黨的創建准備了思想條件。
　　（摘自2011年第11期《中國黨政干部論壇》，原標題為《中國共產黨誕生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