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真理告訴全世界

　　宣傳思想工作在黨和國家全局工作中處於重要位置。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指出，要推進國際傳播能力建設，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向世界展現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究竟怎樣才能講好中國人民奮斗圓夢的故事、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故事，把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告訴全世界？《這裡是延安——中國共產黨對外如何講好革命故事？》聚焦延安時期與延安故事，在對外展現真實的延安、立體的延安方面，積累並形成了豐富寶貴的歷史經驗，洋溢且彰顯著嶄新的時代價值與精神力量，能夠給讀者以啟迪、以感發、以激勵，對於真正走進和深刻認識延安時期，從延安初心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做好新時代宣傳思想工作大有裨益。

　　主動開辟對外宣傳渠道

　　中國共產黨歷來高度重視宣傳思想工作。延安時期，面對重重圍困，特別是國民黨對黨領導下的各抗日根據地的嚴密新聞封鎖，黨把突破封鎖開展對外宣傳作為革命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予以精心部署，把對外宣傳成效作為整個革命事業成功的重要基礎。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在與所有來延客人的交流交往、對外講好革命故事、傳播好黨的聲音方面，高瞻遠矚，統籌規劃，率先垂范，為今天留下了一幅幅感人至深的歷史畫卷。

　　統覽《這裡是延安》可以發現，該著第一節“建立對外宣傳機關”至第八節“地位特殊的延安交際處”，全面系統展現了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人主動開辟對外宣傳渠道的歷史故事。對於讀者准確把握延安時期開展宣傳思想工作的宗旨、原則、方法、途徑等提供了重要歷史支撐。首先，從對外宣傳的緊迫性和根本宗旨來看，延安時期黨主動建立對外宣傳機關，根本宗旨就是要反映黨及其領導的抗日根據地面對日寇侵略所進行的艱苦卓絕的斗爭，就是要揭露國民黨頑固派破壞團結抗戰、危害國家，攻擊和污蔑黨和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的陰謀，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抵制內戰危機。

　　其次，從對外宣傳的基本原則來看，延安時期黨對外宣傳的基本原則，就是要“把真理告訴全世界”，就是“宣傳上要以我為主”，以及“宣傳出去，爭取過來”等。從具體實踐來看，以當時《解放日報》的對外宣傳為例，1942年2月11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在討論到《解放日報》工作時指出：報紙要以自己國家的事為中心，這正是表現一種黨性。1943年3月，在政治局會議上，他再次強調中央同志要善於利用報紙，甚至“要有一半的時間用在報紙上”。可以說，毛澤東不僅把報紙作為重要的輿論工具，而且作為部署和推動工作的重要武器，並對如何掌握發揮這一武器確立了基本原則，即“宣傳上要以我為主”。另外，當時地位特殊的延安交際處在對外宣傳方面也發揮了特殊的作用。當然，這與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為其確立的工作方向和原則是密不可分的。毛澤東曾對其指出：對待來賓的宣傳工作，一定要實事求是地宣傳我們黨的政策。宣傳我黨、我軍、抗日根據地軍民戰斗勝利的成績，解答來賓提出的問題，都要採取老老實實的態度，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隻要我們誠懇坦白地說清楚實際情況，是會取得人們的信任和理解的，從而達到“宣傳出去，爭取過來”的成效。

　　此外，當時創辦的外文刊物《中國通訊》，也是黨主動開辟的對外宣傳的一條重要渠道。延安時期，針對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反動輿論攻勢，黨採取了針鋒相對的斗爭，除了通過新華社、《新華日報》等媒體，對外揭露國民黨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一系列陰謀，中宣部還成立了國際宣傳委員會，主動向國外和外籍人士宣介八路軍、新四軍英勇斗爭的事跡，及抗日根據地建設情況。當時出版的用英、法、俄三種文字油印的黨在革命根據地創辦的第一份外文宣傳刊物——《中國通訊》就是在此背景下誕生的。應當說，上述對外宣傳渠道和機構的開辟與創立，不僅展現了黨在對外傳播方面的戰略遠見和主動作為，而且為外界更好地了解延安、正確認識黨領導的中國革命發揮了獨特作用。

　　積極爭取外國記者對外傳播

　　延安時期黨的對外宣傳除了強調“宣傳上要以我為主”，精心部署，主動作為，辦好新華社、《解放日報》《新華日報》等對外傳播的重要平台外，延安還主動向中外來賓打開了熱情的大門，特別是積極爭取外國記者的對外傳播。

　　當然，這得從1936年6月在上海的宋慶齡收到中國共產黨希望推薦一名外國記者來陝北採訪的口信說開去。正是有了宋慶齡的推薦，才有了后來美國記者斯諾的陝北之行。以及隨后眾多中外記者和各界人士的紛至沓來。從《這裡是延安》來看，當時到延安，致力於把延安的真實情況介紹給世界的外國記者人數眾多。他們中有中國人民熟悉的埃德加·斯諾、史沫特萊，還有採訪過毛澤東的首位英國記者詹姆斯·貝特蘭。

　　其中，斯諾是第一個到達陝北的外國記者。作為一名有強烈同情心和正義感的記者，他對陝北的訪問，除了與毛澤東以及許多紅軍高級指揮員廣泛交談外，還實地考察了紅軍駐地，接觸了更廣泛的紅軍士兵和普通群眾。正如斯諾自己所言：“我來到了邊遠的甘肅和寧夏，見到了正在進行訓練和戰斗的紅軍……紅軍跟我過去見到過的任何別的軍事組織大不一樣：軍官廉潔，官兵生活待遇平等，十分注重政治訓練。”1936年四個月的陝北生活，讓他近距離接觸了“在中國十年以來所遇見過的最優秀的男女”。從此，中國共產黨人成了他投身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堅定動力，關注中國革命、關注中國人民的前途命運，成了他相伴一生的追求和牽挂。

　　如果說斯諾是第一個到達陝北的外國記者，那麼史沫特萊則是在延安採訪的第一位外國記者。作為一名著名作家和進步記者，史沫特萊一直關注著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她寫下了《中國紅軍在前進》，記錄了1927年至1932年間黨領導工農紅軍同國民黨反動派英勇斗爭的歷史，是世界上第一部正面報道紅軍和中華蘇維埃的報告文學巨著。她通過親眼見証和親身經歷，找到了自己關於“誰，什麼是中國共產黨”的正確答案，為宣傳中國革命、對外傳播中國共產黨的真實形象、支持中國人民的正義事業做出了畢生的貢獻。

　　事實上，除了斯諾、史沫特萊、貝特蘭這些真正的記者外，還有一大批親眼見証並親身參與延安革命實踐的“特殊身份的記者”。他們中有堅持要去延安的印度援華醫療隊，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長孔祥熙以延安“除了荒山野嶺什麼也沒有，除了山就是雪，擔心你們這些從溫暖地帶來的人忍受不了”為由相勸，考試院院長戴季陶裝出一副佛學家的模樣來“開導”，極力勸阻他們北上延安。有蘇聯記者孫平，他1942年5月到達延安，想學習中共黨史和中國革命史以及了解中國共產黨各個時期的政策問題，毛澤東親自准備，每隔一周或兩周就同他談一次，有時甚至一周同他談兩次，每次要花三四個小時，幾乎像上黨課一樣。

　　最后，即便是戰場上被俘虜的日本兵，隨著被俘后與共產黨、八路軍的交往日深，也在思想上發生了重大轉變，從而走向新生，成為八路軍、新四軍在戰場上對敵斗爭的有力干部。可以說，正是因為延安和中國共產黨人致力於完全正義的事業、充滿活力的希望、熱情和不可戰勝的力量，印度援華醫療隊表示，中國共產黨人的斗爭也就是他們的斗爭。斯特朗成了“中國人民的宣傳家”。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更要“突破封鎖訪延安”。

　　努力贏得各界人士義務宣傳

　　恰如毛澤東所言：“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過去一切革命斗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中國革命事業是正義的事業，需要而且能夠贏得最廣大正義者的理解與支持，從而建立起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因此，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人不僅要向國際上講好革命故事，以爭取國際理解與支持，而且要向國統區各界人士講好延安故事，讓他們認識真正的延安、真實的中國共產黨。

　　從《這裡是延安》來看，延安時期黨用她崇高的理想、堅定的信念、朴素的作風，吸引感染和贏得了各界人士對延安和黨的真誠褒揚與義務宣傳。譬如，梁漱溟第一次在延安考察就與毛澤東有過八次面對面交流，好幾次還是徹夜長談。毛澤東的率性情懷和坦誠相待，令這位一代鴻儒后來感嘆：“他不動氣，不強辯，說話幽默，常有出人意料的妙語。明明是各不相讓的爭論，卻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談。”再如，新加坡華僑陳嘉庚先生在延安考察回去后，熱情地向國內外宣傳延安真相。有人問其回國觀感如何？他說：“去年新加坡各社團聯合歡迎我，我的演講措辭是相當悲觀的。我曾說，中國要轉弱為強，必須再等半個世紀才有希望。經過這次回國實地考察，才知道我的話說錯了，原來拯救中國的人不但早已誕生，並且已經在那裡做出了許多大事了。”這裡陳嘉庚所說的拯救中國的人正是毛澤東。他還經常對人說：“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的確，不論是梁漱溟在延安與毛澤東的“夜話”，還是黃炎培與毛澤東的“窯洞對”，抑或是國民黨高級將領衛立煌、鄧寶珊等在延安看到的民意和民心、方向與希望，都表明延安是真正的時代所向。也表明延安時期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對外展現延安、傳播黨的聲音方面的實踐是卓有成效的。而歷久彌新的延安故事則為全黨在新時代條件下做好宣傳思想工作，出色承擔起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務提供了重要歷史鏡鑒和源泉滋養。

　　（作者朱永剛 單位：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