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敢放聲覺情長

　　吳玉章（1878年—1966年），四川榮縣人，無產階級革命家、教育家。吳玉章歷經戊戌變法、辛亥革命、討袁戰爭、北伐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新中國建設而成為跨世紀的革命老人。新中國成立后，被選為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17年。兼任國務院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全國教育工會主席等職。

　　圖為吳玉章與妻子游丙蓮合影。

　　我哭丙蓮，我哭你是時代的犧牲品。我們結婚有五十年，我離開你就有四十四年。我為了要打倒帝國主義的壓迫、專制政治的壓迫，在1903年離開家庭到日本，隨即參加革命。由於你的克勤克儉，使兒女得以長成，家庭免於貧困。滿以為革命功成，將和你家園團聚，樂享太平。料不到中國的革命前途雖然走上光明，而迂回曲折，還有一段艱苦的路程。你既未能享受舊時代的幸福，又未能享受新時代的光榮。今別我而長逝，能不令人傷心。

　　我哭你為我養育了一個好女兒。她中年喪了丈夫，受人欺凌，艱苦奮斗，不愧賢能。終能克服重重災難，使六個兒女得以長成。更可貴的是她幫助你操持家務，常在你左右，使你這零丁孤苦之人得到安慰，使我這天涯海角之人得到安心。現在使你形影相依的女兒，失掉了慈愛的母親。

　　我哭你為我養育了一個好兒子。他秉承了我們勤苦耿介的天性，和為人民服務的精神。他有磨而不磷、涅而不緇的操守，不貪污腐化而為社會的罪人。十八歲赴法國留學，畢業后就在法國水電工廠服務八年，蘇聯國家計劃局服務四年，都得到了好評。他為祖國的神聖抗日戰爭歸來，因日寇封鎖，機器不能輸進，就謀自力更生。他忙於為國家人民的事業，未能早侍奉你病弱之身，使你得享遐齡，這不能不使他抱終天之恨。

　　我本是一個革命的家庭。我二哥因為倒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失敗，悲憤自縊而犧牲。我大哥因為大革命而犧牲。這種種不幸，猶賴你能安慰寡嫂、團結侄輩，使家庭和順、生齒繁榮。你待人忠厚、做事謹慎，使親友稱譽。你不愧為賢妻良母的典型。

　　今年六月，我聞你重病，本想率兒媳及孫兒女輩回家一省，使一家人得一團圓，卻因我為公務羈身，不能如願而行。隻得命陵兒買藥歸來，尋醫治病。后聞病勢經過平穩，方以為安心調養，必能獲得安寧。不幸噩耗傳來，你竟舍我而長逝，能不痛心。

　　親愛的丙蓮，我們永別了！我不敢哭，我不能哭，我不願哭。因為我中華民族的優秀的兒女犧牲得太多了！哭不能了事，哭無益於事。內戰烽火遍地，滿目瘡痍，我何敢以兒女私情，鬆懈我救國救民的神聖責任。我隻有以不屈不撓、再接再厲之精神，團結我千百萬優秀的革命兒女，建成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繁榮的新中國。丙蓮！安息吧！最后的勝利，一定屬於廣大的人民。

　　——吳玉章《哭吾妻游丙蓮》（節選）

　　時值1946年，由夏而秋，游丙蓮重病已經很久，一再傳書帶信盼正在重慶的吳玉章回家一探。老妻已經70歲高齡，這一病，怕是好不了了。

　　可是這時中國內戰陰雲正濃，國共對峙，大戰一觸即發，辦事處工作人員正在安排緊急撤退，減少人員，自己作為四川省委書記，正是需要坐鎮指揮、應對一切的時候，又怎麼能走得開呢？無奈之下，吳玉章隻得繼續留在重慶，一邊命兒子回鄉侍母，一邊等待轉機。

　　這一等，就等來老妻去世的噩耗。吳玉章極其痛苦。在吳玉章看來，老妻對他恩義深重。

　　吳玉章18歲那年，奉父母遺命娶了20歲的寒門女子游丙蓮——一個舊式農家女兒，裹過腳，幾乎不識字。但是兩人卻能互敬互愛，婚后三年多，育有一女一子，正合一個“好”字。

　　這樣的生活持續了6年多。為了尋找救國道路，吳玉章不顧“妻賢子幼”，負笈東游，一去就是44年。新媳婦變成了晚輩口中的幺婆（吳玉章排行最小，被稱為幺公），少婦變成了老嫗。

　　雖說將妻子留在家鄉，吳玉章革命在外，但是他的身邊始終未有他人，多年來顛沛流離，形同單身。所以他說：“我是對得住我的妻子的。”

　　吳玉章如何能做到如此專一、正派？

　　第一：吳玉章幾十年奔走革命，很少能顧及家庭，家中全賴游丙蓮含辛茹苦，勤儉度日，免去了他的后顧之憂。因而，妻子對他，不僅夫妻情重，而且恩義難負。

　　在四川榮縣的舊居裡，至今仍然挂著兩張游丙蓮的照片。第一張全家合影，吳玉章正站她身后，西裝革履，風華正茂，而她面對鏡頭略略側坐，姿態嫻雅，飽滿的嘴角微翹，幸福靜謐的氣息仿佛可以溢出鏡框，時間約在1911年。在第二張照片裡兩人憑幾而坐，他猶是壯年，她卻微微佝僂，腳上小鞋尖尖，后梳的發式越發顯得臉窄而長，再無當年飽滿。兩人坐在一起，畫風仍是和諧。當是上世紀20年代吳玉章回鄉所照。也許，在吳玉章的眼中，妻子的衰老正是她為家庭辛苦付出的証明，值得他的愛重。

　　第二點原因：“鄉裡貧賤之人一到都市，或稍有地位，則拋棄妻子，另納新人，往往使可憐的原配孤苦伶仃或飲恨而死，為世詬病。我為挽救此種惡風氣，以免青年人受到家庭的阻礙而不讓其遠行，故以身作則……”這是多麼質朴和真切的理由啊，正說明他的婚姻道德源於自覺的養成。

　　而第三點原因更令人感佩：“真正要以共產主義打破人壓迫人的制度，除了消滅財產私有而外，還有男子壓迫女子、欺負女子的問題。這是一個道德問題，這是數千年習慣的問題，不是空言解放女子、男女平等就可以轉移風氣，必須有一種堅忍不變、人所難能的毅力以移風易俗才會有效。我覺得我生在這新舊過渡時代，以我個人的苦痛來結束舊的道德，過渡到新的道德，使在我以后的人不至再受這種苦痛，就要建立共產主義的婚姻道德如馬克思、列寧的婚姻道德一樣，以解放今后世界的女子。”這是何等的道德教化意識。

　　所以，吳玉章一直覺得，自己婚姻是幸福的。自己的幸福，不在於世人所羨慕的“富貴雙雙到白頭”，而是他和游丙蓮尚健在，等到革命成功，可以家人團聚，樂享太平。

　　如今，革命尚未成功，自己猶在，夫妻卻再不能偕老，他怎能不為之一哭，哭自己老年失偶，哭她終成時代之犧牲品！

　　作為父親，吳玉章還為痛失慈母的女兒而哭。長女吳春蘭，1898年出生，中年喪夫，一個人撫育二兒四女，使六個孫輩得以成長，都參加了革命。所以他說她“受人欺凌，艱苦奮斗，不愧賢能”。更可貴的是女兒還常伴母親左右，幫助操持家務，既慰母親之零丁孤苦，又安自己天涯海角之牽挂。而現在女兒失去了形影相依的母親，怎能不為她一哭！

　　還有兒子吳震寰，他秉承了夫妻倆“勤苦耿介的天性，和為人民服務的精神”。這個孩子1900年生，17歲就離開母親，18歲赴法國勤工儉學，1930年在法國參加共產黨。抗戰爆發后歸來參加祖國建設，要用自己的水電技術保障人民的生活。現在，兒子因為忙於國家人民的事業，未能及早侍奉病弱之身的母親，這怎能不使他抱終天之恨！

　　吳玉章還為吳家失去一位寬和忠厚的長輩而哭。“我本是一個革命的家庭。我二哥因為倒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失敗，悲憤自縊而犧牲。我大哥因為大革命而犧牲。這種種不幸，猶賴你能安慰寡嫂、團結侄輩，使家庭和順、生齒繁榮。你待人忠厚、做事謹慎，使親友稱譽，得到人人的歡心。你不愧為賢妻良母的典型。”在他的眼中，賢妻良母一般的她，正是革命家庭的基石，她個人的奉獻，因此就有了更大的意義。這也是吳玉章一貫的心照。他自己就是一個講奉獻的人，常常樂於出來“收拾殘局”，干臟活累活。對於跟他有同樣稟性的妻子，他怎能不敬之愛之，珍之重之呢！

　　然而，艱危的時局，緊張的局勢，讓吳玉章沒有時間沉溺於失偶之痛。那段時間，他工作十分繁重。在國共和談已然破裂的時候，他要率領已經公開的四川省委在重慶堅持戰斗，一邊要安排撤退，一邊要堅持工作，還要應付特務的不時干擾。他在同志們眼中，是一面革命的旗幟，一面黨的旗幟，隻要有他在，大家就能安心。所以他說：“親愛的丙蓮，我們永別了！我不敢哭，我不能哭，我不願哭”“我何敢以兒女私情，鬆懈我救國救民的神聖責任”。於是，妻子去世噩耗傳來這天，在同志們眼中，他如往常一般忙著各種事務，沒有人知道，他是以怎樣的心情，於無人處獨自寫下這篇哭妻書。

　　十多年后，在人民大學流傳著一個“老校長哭戲”的故事。那是上世紀50年代末，上海越劇院到人民大學慰問師生，演出的劇目是傅全香和范瑞娟主演的《梁山伯與祝英台》，為了表示對藝術家的尊重，學校特意請出80歲的老校長吳玉章，觀看演出。演到“哭墳”一場時，工作人員不安起來，他們發現前排正中一直笑容可掬的老校長神情變了，隻見他微微低下頭，眼睛閃出淚花，進而泣不成聲。不知情的工作人員趕緊叫來校辦干部將老人送回家，說：“真不該把吳老請來看這種哭戲啊，看把老人家傷心的。畢竟年齡大了呀。”

　　時隔十年，這位失偶的老人終於當眾大哭，流出了他當年不願哭、不能哭的淚水……（簡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