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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史轉折關頭

——談五四新文化運動在中國共產黨創建中的作用 

章百家

2019年05月06日08:08    來源:北京日報

原標題:在歷史轉折關頭

  五四運動爆發,上海工人大罷工

  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指出,五四運動,以徹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國強國真理的進步性、各族各界群眾積極參與的廣泛性,推動了中國社會進步,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備,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爭登上歷史舞台創造了條件,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走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折點,在近代以來中華民族追求民族獨立和發展進步的歷史進程中具有裡程碑意義。

  在20世紀的第二個十年裡,中國發生了辛亥革命和新文化運動,全球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革命。最初,中國局勢的演進與世界局勢的演進幾乎是兩條平行線,只是偶有交集,但到了大戰后期和戰后初期,卻纏繞到一起。對中共建黨背景的追溯可以循著這兩條線索的發展而展開。

  辛亥革命催生了一批新事物,帶來了不少新變化,為傳播與弘揚新思想、新觀念的新文化運動的發生創造了必要條件

  1911年10月,中國辛亥革命爆發。雖然這場革命在形式上是溫和的,而且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僅存在三個月就被以袁世凱為代表的北洋軍閥政府所取代﹔但是,這場革命開辟了20世紀偉大中國革命的時代,其所具有的深刻內涵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愈加彰顯。

  作為中國近代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統治,結束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建立了中華民國,在中國大地上樹起民主共和國的旗幟,促進了中國人的思想解放和中華民族的覺醒,激勵起一大批志士仁人為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行民主而英勇奮斗,從此反動勢力再不能建立起鞏固的統治。

  辛亥革命未能如其領導者孫中山所期望的那樣,在中國建立起西方式的議會民主制度,這被看作是這場革命的失敗之處。此后十余年中國政壇紛爭不斷,社會動蕩不安。但是,歷史的進步總是以曲折的方式實現的。辛亥革命還是催生了一批新事物,帶來了不少新變化,為即將到來的中國社會變革准備了物質、思想和人才基礎。

  民國初年,中國掀起了近代政黨政治的第一波浪潮。各階級、各階層的代表人物紛紛登台亮相,過去被專制統治視為洪水猛獸遭到嚴禁的政黨組織競相成立,各種名目的政綱、宣言遍布報刊,各種“主義”開始在社會上流傳。盡管這時的政黨組織五花八門,不少帶有會黨性質,但中國政黨政治的時代畢竟來臨了。

  民國成立后,大力提倡發展實業,並著手經濟法制建設,工商業界頗為興奮,中國經濟出現了一波長達十年之久的快速發展時期。當然,影響因素甚多,諸如歐洲戰爭的爆發即為中國工商業的發展提供了良機。中國現代經濟水准的提升進而帶動了其他方面的變化,如民族資產階級的興起,工人階級的成長壯大,社會團體的勃興,市民階層的發展,等等。社會階級結構的變化是稍后能夠發生人民群眾廣泛參與的政治運動的一個重要條件。

  新式教育和新聞出版業在民國初年也有較快發展,這使得在清末已形成規模的新型知識分子群體得到進一步擴大。從總體看,新型知識分子以青年為主。他們既接受過舊教育,也接受了新教育,是在中西文化的沖突中成長的一代。他們知識結構新,思想先進,有強烈的近代意義上的民族意識,因而也就具有不同於傳統士人的思想性格,最突出的是危機憂患意識、愛國救亡思想、變革與革命精神。這群人的選擇,事實上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20世紀上半葉中國的發展方向。

  除此之外,辛亥革命還加快了人們的思想觀念、生活方式、行為准則、價值判斷、風俗習慣等諸多方面的轉變。這一系列轉變不僅有利於吸引和動員人們關注和參與政治生活,也極大地拓寬了中國先進分子探索救國救民道路的視野。所有這些,都為傳播與弘揚新思想、新觀念的新文化運動的發生創造了必要條件。

  日本借一戰之機侵佔山東,刺激了國人的愛國意識,使得隨后展開的新文化運動,從一開始就滲入了救亡的因素

  1914年6月,以英、法、俄等協約國為一方,德、奧等同盟國為一方,打響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洲主要列強均卷入戰爭,無力他顧,這種形勢被日本認為是對華擴張之絕好時機。戰爭爆發后不久,日本即以加入協約國參戰之名,行趁火打劫之實。8月23日,日本對德宣戰。11月,日軍攻佔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根據地青島,佔據了膠州灣租借地和膠濟鐵路全線。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主要戰場在歐洲,基本無關中國的利益,但膠州灣問題牽涉到中國,又使中國不能對這場戰爭完全置身事外。戰爭爆發后不久,北京政府於8月6日宣布“決意嚴守中立”,其后又循日俄戰爭之前例,將膠州灣附近地區劃為戰區,聽由日、德兩軍厮殺。日德戰事結束后,1915年7月,中國兩次照會日本,聲明取消戰區,要求日軍撤離。但日本非但不理睬中國的要求,反而企圖壓迫中國就范,使其在山東攫取的權益合法化,同時徹底解決滿、蒙等懸案,進而為獨佔中國創造條件。1915年1月,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消息披露后,國內反對的民意沸騰,集會抗議、成立組織、發出通電、抵制日貨、征募救國儲金等等,反日輿論和行動遍布中國。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中國政治的第一個交匯點,它刺激了國人的愛國意識,使得隨后展開的新文化運動,從一開始就滲入了救亡的因素。

  1915年9月,《青年雜志》在上海創刊。一般認為,這是新文化運動發端的標志。該雜志的主編陳獨秀認為,要改變中國,必須有文化的覺醒和思想的啟蒙。“集人成國,個人之人格高,斯國家之人格亦高﹔個人之權鞏固,斯國家之權亦鞏固”。唐寶林先生認為:陳獨秀的這個思想把人的解放與國家的振興聯系起來,把啟蒙與救亡統一起來。這個看法頗有見地。一年后,這本雜志更名為《新青年》,其鼓吹新思想、新文化、啟發新覺悟、造就新青年的宗旨一目了然。

  新文化運動能夠蔚成風氣,引導潮流,得益於蔡元培在北京大學實行的教育改革。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他上任后即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的教學方針,實行民主辦學,鼓勵學術研究,出版刊物和開展社團活動。他陸續聘請陳獨秀、李大釗、胡適、劉半農、周作人、魯迅等一批具有新思想,提倡新文化的新派人物執教。這些改革措施的實施培育了北大的一代新風,也為各種新思想的傳播創造了條件。自此,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薈萃北大,《新青年》雜志也由上海遷到北京,形成了一個以該編輯部為核心的新文化陣地。隨著一批積極提倡新文化、傳播新思想的報刊陸續創辦,新文化運動迅猛發展起來。

  在新文化運動左翼人物的政治理想從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共和國轉向學習蘇俄建立勞農政權的過程中,李大釗起到了關鍵作用

  初期新文化運動的基本內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學,同時也提倡新文學。這場由中國知識界左翼發起的運動之初衷是探索如何使中國走出辛亥革命失敗造成的困境,以便建立歐美式的民主共和制度。新文化運動針對辛亥革命后中國民主政治試驗的失敗,針對群眾思想蒙昧落后,反對專制和迷信盲從,鼓吹個性解放,反對封建禮教。這場運動的另一項主要內容是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實行文學革命,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文學革命的意義並非僅止於文化方面。如果沒有白話文的流行,外國的新概念、新思想便無法比較准確地譯成中文,介紹給國人並為國人所理解。革新文學與革新政治有機地聯系起來,使得新文化運動成為一場影響深遠的啟蒙運動。

  在新文化運動左翼人物的政治理想從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共和國轉向學習蘇俄建立勞農政權的過程中,李大釗起到了關鍵作用。他是在中國最早宣揚俄國革命,並較為系統地介紹馬克思主義的第一人,隨后又與陳獨秀一起創建了中國共產黨。以李大釗心路為案例,可以窺探那一代人的思想轉變。

  李大釗的經歷是有些特殊之處的。中共黨史研究的前輩學者李新、劉桂生指出:在中國早期的那批共產主義者中,沒有一個人像李大釗那樣曾與中國戊戌以后所興起的改良主義有那麼深的聯系,在學理上作過那麼嚴肅認真的追求和探討﹔也很少有人像他那樣曾對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系列最基本的理論與實踐問題作那麼多的、那麼經久不懈的探討和追求,並對封建專制主義深惡痛絕,在理論上進行了徹底的批判。另一方面,在中國也沒有第二個曾經信奉過改良主義、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人,像李大釗那樣率先信仰馬克思主義,率先成為一個共產主義者。

  李大釗的探索與中國思想界的脈動是合拍的,而他的思想又是領先的

  李大釗是學習法律與政治學出身的。作為一個嚴謹的學者和思想探索者,他筆耕不輟,發表的文章比較完整地反映出他的心路歷程。從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他的探索與中國思想界的脈動是合拍的,而他的思想又是領先的。

  李大釗早期的文章和評論有許多內容涉及如何建立國家基本制度。這些文章也反映了他所懷抱的強烈的憂國憂民之情。例如,1915年2月初,李大釗以留日學生總會負責人身份寫《警告全國父老書》,警告國人“日本乘世界大戰之機欲攫取在華特權,欲滅亡中國”。這是他寫的第一篇與一次大戰相關的文字。隨后,他又發表《國民之薪膽》一文,歷數“吾國對日關系之痛史”,揭露日本利用歐戰之機將德國在山東特權據為己有,並指出中日間存在的其他問題。

  1917年初,中國掀起了一場關於是否加入世界大戰的爭論。由於中國參戰問題的提出,李大釗對這場大戰的關注明顯增加。二三月間,他連續寫了多篇文章,發表在《甲寅》日刊上,討論與中國參戰有關的問題。如:《中國與中立國》《美德邦交既絕,我國不可不有所表示》《我國外交之曙光》《今后國民之責任》《威爾遜與平和》《中德邦交絕裂后之種種問題》等。這些文章中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李大釗提出,“此后吾國之外交不在戰時而在戰后,外交之致勝,不在以其實力與德為敵,而在以其誠心與協商國及中立國為友”﹔二是他對美國總統威爾遜所表示的和平主張寄托予極大希望,“然吾人終信平和之曙光,必發於太平洋之東岸,和解之役,必擔於威爾遜君之雙肩也。今且拭目俟之。”這表明李大釗很希望,大戰結束后中國的國際地位能有所改變。

  然而,這時真正引起李大釗極大興趣的是俄國發生的二月革命,他以前所未有的熱情來關注俄國和歐洲局勢的演變。從3月中旬到4月下旬,他連續撰寫了《俄國革命之遠因近因》《面包與和平運動》《俄國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政綱》《俄國大革命之影響》《大戰中歐洲各國之政變》《大戰中之民主主義》《歐洲各國社會黨之平和運動》等多篇文章。這些文章分析了俄國發生革命的原因、介紹了俄國革命的情況和歐洲政情的變動。

  最有意思的是,李大釗認為俄國二月革命對於中國政治前途之影響,在於“確認專制之不可復活,民權之不可復抑,共和之不可復毀、帝政之不可復興”。他還說:“平心論之,俄國此次革命之成功,未始不受吾國歷次革命之影響。今吾更將依俄國革命成功之影響,以厚我共和政治之勢力。”那時,在李大釗眼中,是俄國人正在走中國人的路,而非后來說的那樣中國人在走俄國人的路。

  對於1917年11月俄國發生的十月革命,李大釗最初似未給予注意。原因可能有兩個:一是這年冬季,李大釗准備改換工作,准備離開上海﹔1918年初進入北京大學后又需一段時間適應新的工作和環境,無力他顧。二是俄國在經歷了二月革命之后形勢並不穩定,繼之發生的十月革命究竟是前一場政治地震的余震還是一場新的地震,這需要一定的時間才能作出判斷。

  不過,李大釗畢竟在政治上是十分敏銳的。1918年7月1日,他寫出了關於俄國十月革命的第一篇文章《法俄革命之比較觀》。這年11月,在慶祝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李大釗發表了一篇著名演講《庶民的勝利》。他說:“這回戰勝的,不是聯合國的武力,是世界人類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國的軍閥或資本家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們慶祝,不是為那一國或那一國的一部分人慶祝,是為全世界的庶民慶祝。不是為打敗德國人慶祝,是為打敗世界的軍國主義慶祝。”“社會的結果,是資本主義失敗,勞工主義戰勝。”12月,他又寫了《Bolshevism的勝利》一文。這些文章以更加鮮明的態度表明了李大釗對俄國十月革命的贊賞和20世紀人類新式革命的期待。尚需說明的一點是,當時中國知識界對勞工地位的認識與中國戰時派出勞工赴歐參戰,因而獲得戰勝國的地位是分不開的。勞工這一階級在中國知識界的地位由此大為提升。

  五四運動之后,李大釗開始集中精力研究和介紹馬克思主義,於1919年秋冬之際發表了長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般認為,這是李大釗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標志。而事實上,這是對標題的誤讀。在中國,這篇文章的確是第一次比較系統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在馬克思主義傳播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從文章的內容來看,還不能說李大釗已自認是個馬克思主義者。事實上,李大釗是抱著一個嚴肅學者對於一種自己尚不大懂得的大學問的那種非常恭謙的態度,願把自己所知拿來與眾人分享,共同探討,而基本沒有表明個人是否信仰的態度。

  這一時期,李大釗所寫的其他一些文章,如《再論問題與主義》《知識階級的勝利》《歐文底略傳和他底新村運動》等,也表明他此時對社會主義各流派之間的分野還不很清楚,而傾向於對各種社會主義流派都要作介紹。不過,這時的李大釗已對資本主義抱著強烈的批判態度。他認為資本主義在中國行不通,強調俄國革命是對資本的勝利。1920年,他與蘇俄和共產國際來華代表接觸之后,對於俄國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才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和認識。

  五四運動促成了中國先進分子的“猛醒”,中國思想界的一個明顯動向是轉向社會主義

  李大釗可以說是一個先知先覺者,但他個人的思想轉變顯然不足以帶動中國新文化運動和中國思想界的轉向。從整體來看,這個轉向是由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和五四運動隨之興起而推動的。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協約國的勝利宣告結束。作為戰勝國一方,中國人歡喜若狂,政府宣布放假三天,北京、上海等地都舉行了盛大的慶祝活動,人們幻想一個公正和平的時代即將來臨。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處理戰后問題的14點建議,被陳獨秀譽為“世界第一好人”。然而,1919年初舉行的巴黎和會卻把中國人普遍存在的樂觀情緒和知識階層對西方文明的浪漫想象一起打碎了。把持和會的英、法、美等列強,不僅拒絕了中國代表團提出的正義要求,包括廢除外國在華勢力范圍、撤退外國在華軍隊和巡警、撤銷領事裁判權、歸還租界、取消中日“二十一條”等,而且把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轉讓給日本。

  消息傳到國內,立即在人民群眾中,首先是在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中激起強烈的憤慨。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學等13所大中專學校的學生3000余人到天安門前集會,五四運動就此爆發。從5月初到6月初,這場運動以學生為主。6月5日,上海工人自動舉行罷工,支援學生的反帝愛國斗爭。高潮時達到10多萬人。上海商人也舉行罷市。工人罷工的浪潮迅速擴展到全國20多個省和100多個城市。中國工人階級開始以獨立的姿態登上政治舞台,使五四愛國運動突破學生、知識分子的狹小范圍,發展成為全國范圍的群眾性反帝愛國運動。6月28日,在全國人民的巨大壓力下,中國代表沒有出席和會的簽字儀式。

  1919年中國在巴黎和會經歷的外交失敗激發了中國的民族主義浪潮,也徹底摧毀了新文化運動左翼人士對西方民主制度的崇拜。這場運動的倡導者們最初曾鼓吹“建設西洋式之新國家,組織西洋式之新社會”,“以求適今世之生存”。五四運動促成了中國先進分子的“猛醒”,中國思想界的一個明顯動向是轉向社會主義。相當一部分人在批判封建主義的同時,也懷疑甚至放棄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社會主義學說開始成為新思潮的主流。

  不過,五四時期傳播的社會主義學說十分龐雜,既有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也有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互助主義、新村主義、合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伯恩施坦主義等各式各樣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思想流派。

  當時,絕大多數的進步青年對社會主義只是一種朦朧的向往,對各種社會主義學說的了解如同“隔著紗窗看曉霧”。但是,這代人一個可貴的特點是身體力行,勇於嘗試新事物。1919年底,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武漢、廣州、長沙的一些進步青年興起工讀互助主義的實驗活動,按照“人人做工,人人讀書,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組織互助社,過起“共產主義的生活”,並希望把這種做法逐漸推廣到全社會,從而實現“平和的經濟革命”。還有一些青年知識分子模仿日本九州的新村、美國的勞動共產村的做法,進行“新村”實驗。這些實驗自然是曇花一現,但對於參與其中的那批進步青年則是一次深刻的教育,為他們擯棄空想社會主義和其他類似的改良主義思想,最終選擇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信仰和改造中國的工具,創造了有利條件。

  五四運動發生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陡然加速,此前興起的新文化運動發展為以傳播馬克思主義為中心的思想運動

  馬克思主義傳播到中國經歷了大約半個世紀的過程。清末民初,一些來華的外國傳教士、中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無政府主義者曾在報刊上對馬克思、恩格斯及其理論作過零星的介紹,但並未引起太多關注。

  五四運動發生后,李大釗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進入比較系統的傳播階段。此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陡然加速,其影響迅速擴大。此前興起的新文化運動發展為以傳播馬克思主義為中心的思想運動。事實上,那段時間已有一批海外中國留學生、特別是留日學生開始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除李大釗外,還有李達、李漢俊、楊匏安等,他們都在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中起到過重要作用。據統計,五四時期在報刊上發表的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達200多篇,其中許多是馬恩著作的節譯。這樣集中介紹國外的一種思想理論,在中國近代報刊史上實屬罕見。

  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當中國人對西方列強深感失望之時,列寧領導的蘇俄政府兩次發表對華宣言,宣布廢除沙皇政府同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放棄在中國的特權。這些承諾后來雖未兌現,但當時在中國引起巨大反響,對於擴大十月革命的影響和促進科學社會主義的傳播起到重要作用。“以俄為師”“走俄國人的路”成為相當一部分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心聲。

  在馬克思主義傳播的過程中,中國南北方各形成了一個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中心。在北京,1920年3月,由李大釗主持,成立了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在上海,陳獨秀於1920年5月發起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這兩個中心,先后同湖北、湖南、浙江、山東、廣東、天津和海外一批先進分子建立聯系。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一批先進分子相繼從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除李大釗、陳獨秀外,還有參加過辛亥革命的董必武、林祖涵(林伯渠)、吳玉章,還有一批年輕人,如蔡和森、毛澤東、周恩來、鄧中夏、高君宇、惲代英、瞿秋白、趙世炎、張聞天、向警予等。

  經過辛亥革命后十年的積澱和五四運動的洗禮,在中國建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新型政黨的條件逐漸形成

  恰在此時,共產國際和俄共也准備派遣代表來華,以了解中國革命運動發展的情況和能否建立共產黨組織等問題。十月革命后,列寧領導的蘇維埃政權成為國際共運的中心。借助一戰后歐洲和世界各地出現的革命形勢,為改變蘇俄政權所處的極其困難的環境,列寧聯合30多個國家的共產主義者於1919年3月發起成立了共產國際,也稱第三國際。此后,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世界上各主要國家共產黨紛紛成立。但不久,歐洲的革命浪潮趨於消退。列寧便越來越把注意力轉向遠東和中國,寄希望於那裡的革命運動。在中國共產黨成立的背景中,蘇俄和共產國際在中國的活動是推動中共早日成立的一個關鍵因素。

  1920年8月,中國第一個共產黨早期組織在上海法租界老漁陽裡2號《新青年》編輯部成立,當時取名為“中國共產黨”,陳獨秀為書記。該組織成立后即通過寫信聯系、派人指導或具體組織等方式,積極推動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建立,實際上起著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的作用。1920年10月,北京也成立了共產黨早期組織,地點在北大圖書館李大釗辦公室,當時取名為“共產黨小組”,隻有李大釗、張申府和張國燾三人。以后又陸續發展了一些黨員。到1920年底,北京黨組織召開會議,決定成立共產黨北京支部,其成員大多是北京大學的進步師生。隨后,武漢、長沙、廣州、濟南等地的先進分子以及旅日、旅法華人中的先進分子,也相繼建立了共產黨早期組織。由於黨的創建活動是在秘密狀況下進行的,各地成立的早期組織沒有統一名稱,有的稱“共產黨支部”,有的稱“共產黨小組”,有的直稱“共產黨”。從性質和特征方面來看,它們都是后來組成全國統一的中國共產黨的地方組織。

  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后,有組織、有計劃地開展了兩項工作:一項是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批判各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潮。這時,新文化運動的陣營已發生分化,出現了關於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實用主義、改良主義、實業救國等思想的論爭。1920年9月,上海的共產黨組織將《新青年》改為黨的公開理論刊物,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隨后,又創辦半公開的刊物《共產黨》,介紹革命理論和黨的基本知識,推動建黨工作的開展,並出版了由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最早的中譯本。各地的共產黨早期組織也採取出版報刊、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和利用學校講壇等多種形式,建立並擴大馬克思主義的宣傳陣地。

  另一項是深入到工廠、礦山、碼頭,開展工人運動。這時,中國產業工人的數量已達到200萬左右,是支撐中國社會的重要力量。1920年春,陳獨秀到上海后即到工人群眾中宣傳馬克思主義。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后,亦積極開展對工人的宣傳和組織工作,出版工人刊物,利用“提倡平民教育”的合法名義創辦各種勞動補習學校,結合工人生活和斗爭,訴說工人的要求,以通俗的方式傳播革命道理。這種嘗試使得后來中共成立后,可以採取其他任何政黨都沒有採取過的辦法,即深入中國社會底層,與工農結合,發動工農運動。先進的知識精英主動投身和引導以工農大眾為主體的人民革命,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第一次。

  1921年6月初,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代表尼克爾斯基先后到達上海。經與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陳獨秀、李大釗等人聯系,決定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至此,建立全國統一的中國共產黨的各項准備工作已經完成。

  最終,中國的先進分子之所以選擇馬列主義,或者說馬列主義之所以能在中國產生重大影響,是因為它提供了中國社會所迫切需要的思想武器,即:開展階級斗爭以實行社會革命、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爭取民族獨立、建立具有高度組織紀律性的革命政黨。這是當時傳入中國的任何其他思想或理論所不具備的。

  (作者為原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

(責編:曹淼、萬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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