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歷史的現場：“五四”那天都發生了什麼

五四當天部分游行隊伍。

1919年5月4日，愛國學生在北京街頭派發傳單和向群眾演說。

五四運動中北大學生游行隊伍。

文\本刊特約撰稿 金滿樓

五四運動為國人所熟知，其中“痛毆章宗祥、火燒趙家樓”的一幕更是讓人為之激奮。不過，看似宏偉壯觀的歷史事件，待細細觀察時往往又顯得模糊不清。比如，“五四”那天究竟發生了什麼？當天什麼天氣、去了多少人、走的什麼路線？為什麼會在曹汝霖宅發生激烈事件？這一切都莫衷一是，眾說紛紜。在這裡，筆者試圖從諸多親歷者的記載中，一窺當天事件中的一些具體細節。

天氣與人數

1919年5月4日是星期天。

對於這天的天氣，魯迅先生在日記中記了一個“曇”字。北大學生楊振聲說：“五月四日是個無風的晴天，卻總覺得頭上是一片風雲。”另一位北大同學范雲則回憶說：“四日的天氣很晴朗，刮了幾陣不厲害的風。”

五月初的北京正值春夏之交，關於那天的氣溫也有所記載。如中國大學學生王統照說：“剛入五月的北京天氣，一清早雖還有點微涼之感，午間卻頗煩悶，也正是初穿單衣的首夏。……快近十時，陽光漸熱，大家擁立談論，額汗蒸發。”北京高師學生陳其樵說：“前日著棉，今日著單，北京氣候之不定如此！”次日，他又記載說：“天氣忽然大熱，如在伏天。”

據當時的學生領袖之一許德衍回憶，當時北大的學生“不穿制服，也沒有制服，一般是長袍馬褂，時髦一點的穿長衫和西服褲”。王統照也回憶說，“學生幾乎十之八九是長衫人。”

那麼，當天在廣場上究竟聚集了多少人呢？這個同樣是說法不一。

北大學生范雲說，當天上午十點吃飯，北大集合的學生約一千人，到廣場后約五六千人。北京高師學生俞勁則認為，當天人數在六七千，而同校學生夏明鋼認為，人數在萬人左右。

也有認為少於此數者，如當年出版的《章宗祥》一書中稱各校學生總數約三千以上﹔北京法專學生王撫洲則認為：各校整隊到達天安門多在二時以后，“天安門集合開會時的人數，有人記載二三萬人，有人記載為一萬多。據我當時的估計，最多不過二千人。”

官方文件中記載的人數也比較少，如警察總監吳炳湘在致直隸軍務幫辦王懷慶的密電中稱學生“二三千人”，而陸軍部駐署憲兵排長白歧昌在呈文中報告稱，當日午時二點時，天安門處“聚集學生約千余人”。

說來也巧，《晨報》記者當天正好路過天安門，他立刻跟隨學生行動並做了如下報道：

“昨日為星期日，天氣晴朗。……至天安門，見有大隊學生，個個手持白旗，頒布傳單，群眾環集如堵，天安門至中華門沿路，幾為學生團體佔滿。……見中間立有白布大幟，兩旁用濃墨大書雲：‘賣國求榮早知曹瞞碑無字，傾心媚外不期章惇死有頭’，末書‘學界淚挽遺臭萬古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字樣。此外，各人所持小旗上書‘復我青島，不復青島毋寧死’‘頭可斷，青島不可失’‘勿作五分鐘愛國心’‘取消二十一款條約’‘取消中日賣國協定’‘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種種激昂字樣記不勝記。”

據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之一羅家倫回憶，北大學生代表事前買了許多竹布，“費了一夜功夫，請北大的書法研究會及畫法研究會的同學來幫忙，做了三千多面旗子，除了北大學生個個有旗子外，其余還可以送給旁的學校。”此外，羅家倫用白話文寫的《北京學界全體宣言》，總共印了兩萬份，這也是當天唯一的宣傳品。

廣場上那幅高高挑起的“挽聯”，無疑是當天最醒目的。據北京高師學生宋憲亭回憶，五四前夜他到同學張潤芝屋裡去串門，“看見他的桌子上放著一塊白布，筆墨俱全，說是要寫挽聯。……第二天出發時，張潤芝用一根大竹竿將挽聯挑著扛在肩上，他的身材較高，眼又近視，搖搖晃晃頗惹人注意。”

據北大學生朱一鶚回憶，京師警察廳事前即得知學生的行動，並於當天上午派員向他接洽阻止。警察廳的意見，是認為學生示威運動大可不必，如有意見，盡可由書面呈請政府辦理，但其提議被拒絕。

據《晨報》記者報道，學生在廣場聚集后，教育部也派司長某君前來勸阻，后者請學生們從速解散，如有事可舉代表，由其傳達。對此，學生們當然不予理會。

接著，步軍統領李長泰也很快率隨從趕到。據報道，李長泰還險些與學生發生沖突，但在了解了學生的用意之后，也並未攔阻，而是任學生前往東交民巷使館區。

從使館區到趙家樓

據北大學生楊亮功回憶，學生在廣場聚集后，並未再有演講等節目，只是宣布游行的目的和路線，並希望大家維持秩序，不可凌亂。之后，游行隊伍以北大為第一隊，法專為第二隊，由天安門出發，南出中華門，經棋盤街向東轉，朝東交民巷各國公使館前進，學生手持傳單，沿途散發。

據王統照回憶，在學生隊伍前進后，警察兵士盡力將看熱鬧的人往后趕阻，不讓他們與學生大隊接近。而在大隊左右，每十來個人的距離就有穿黑灰衣服的軍警持槍隨行，他們並沒橫沖游行的大隊，對大家高喊口號也沒怎麼干涉。楊振聲也回憶，警察始終跟隨在他們周圍。

然而，學生隊伍走到東交民巷西口牌樓下面並通過美國兵營后，為外國守衛隊攔阻，不准再行前進。各校總代表臨時急議，推羅家倫等四人為代表進入美使館求見公使芮恩施，但因后者不在而隻能留下說貼。這時，不僅外國守衛隊不准學生前進，中國軍警也開始圍住東交民巷入口，企圖強迫學生退回。

使館區請願受阻后，學生們激憤異常，當時有人高呼：“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去！”當時，這次游行的總負責人傅斯年擔心途中會出意外，但此刻的他已經無法阻止學生運動的洪流。

據王撫洲回憶，當時各校總代表又集議一次，之后叫傳遞消息的隊員告訴各同學，因為使館區不能通過，現決定改往東城趙家樓曹汝霖的住宅，並且再三叮嚀同學們，“到了曹宅，一齊高呼三聲‘打倒賣國賊’，然后將手執旗幟，拋在他門前地上，我們即整隊回頭解散。最要緊的是千萬要嚴守秩序，不可與警察沖突。”王撫洲特別強調說，因為他是消息傳遞員，要向本校同學重復說上幾遍，因而至今記得最清楚，不會有錯。

之后，學生隊伍遂掉頭退出東交民巷，轉向北方，沿戶部街、東長安街到東單牌樓和石大人胡同，曹宅就在離外交部不遠的趙家樓二號，距石大人胡同東口約二裡之遙。

據王統照回憶：“那天，我預料午后的天會熱，外面隻穿了一件愛國布的單長袍，可還覺得格外沉重。一頂呢子禮帽不時摘下來當扇子遮著陽光，扇扇塵土。北京的街道在那時本來就是灰沙很多，正是春末夏初，陣風一起，加上這幾千人的步行蹴踏，自然有一片滾滾的塵霧，直向鼻孔口腔鑽來。在焦熱的空氣中，大家的激情奮發，加上一路不停地高喊，口干舌燥，有些人的聲音已經嘶啞，便把手中的小白旗和帽子、手絹一齊揮動起來。”

參加游行的北大學生田炯錦也回憶說，學生游行時，態度沉重嚴肅，步伍整齊，絕無談笑喧嘩者。許多外國人在學生經過時，停車脫帽，表示同情。等快到東單牌樓，忽然有人高喊“打倒賣國賊”，不少人跟著喊叫，大家愈喊愈加憤激。到曹宅大門時，真是人聲鼎沸。

據楊亮功回憶，學生隊伍大約在下午四點半左右抵達曹宅，人數因沿途散去，已不足五百人。當時學生將白旗紛紛投入曹家庭院，還有人用竹竿搗下房檐瓦片或拾起石頭擲向窗口或屋中。

據楊振聲回憶，到趙家樓后，已有警察在保護曹宅。田炯錦也回憶說，當游行學生逼近曹宅大門時，有警察數人站立兩旁，但態度非常和氣，他們說，曹宅大門緊閉，大約主人不在，勸大家不必強求破門而入。

趙家樓的那把火

當然，警察說曹汝霖不在家是有意撒謊，其實不僅曹汝霖在家，就連章宗祥也在曹宅做客。原來，曹、章二人這天中午應大總統徐世昌之邀前往總統府赴宴，當學生游行的消息傳來時，有人勸他們暫時不要回府，但曹、章兩人不以為然。三點左右，兩人回到曹宅。

不久，陸軍部航空司長丁士源和日本記者中江丑吉也來拜訪。因為曹宅外已有警察保護，因而曹汝霖等人也不以為意，他們大概覺得學生們不會搞出什麼名堂，即使出現暴烈舉動，也能被警察所制止並加以驅散。

四點左右，大批學生來到曹宅門口，盡管警察已嚴陣以待，但學生們高呼“打倒賣國賊”的口號聲如同排山倒海一般，足以令宅內的人膽戰心驚。

很快，一些學生一邊高呼：“賣國賊曹汝霖出來見我！”一邊將手中的白旗等扔進曹宅。混亂當中，有學生繞屋而走，尋找其他入口。突然，隻聽“嘩”的一聲，曹宅大門被打開了，外面學生一下就沖破了警察的阻擋蜂擁而入。

據田炯錦回憶，學生們開始以旗杆搗門不開，乃搗屋瓦，並撿起瓦片向院內拋。不一會，有人從窗爬入，將大門打開。於是很多人紛紛跑入曹宅，警察們此時仍未干涉，隻勸大家務必遵守秩序。

沖進屋后，學生們首先發現的是曹汝霖的老父和小妾，但他們並未對兩人動手，而是繼續尋找曹汝霖。但是，學生們找了半天，也沒發現曹汝霖的蹤跡。那這幾人哪裡去了呢？

很多人以為曹汝霖在大門被打破時逃出去了，事實並非如此。據曹汝霖的回憶，他當時倉促間躲進其婦及其女臥室中間的一個箱子間，但學生們並未細細搜查，進屋之后只是噼噼啪啪砸門窗玻璃，然后扔擲屋內的瓷器，亂嚷了一陣后，他們又出去了。

這時，前來做客的章宗祥算倒霉了。由於章長得肥胖，又穿著禮服，一下就被人認出，結果被痛毆了一頓（學生以為他是曹汝霖）。有個學生拿鐵杆敲了章的腦袋，后者順勢倒地，學生們以為他被打死了，一些人便嚷著“曹汝霖被打死了”而散開，另一些人聽了卻紛紛趕來看，要証實這個消息。

趁著這個間隙，日本記者中江丑吉將章宗祥連抱帶拖出后門，並將章推進了對面的油鹽店。學生們見“曹汝霖”沒死，隨后跟蹤而至，並要將“曹汝霖”拖出毆打，但中江丑吉拼死護住，結果也被打得頭破血流。

據田炯錦回憶，章宗祥被打約半小時后，忽見有濃煙從曹宅內院上升，警察高聲說：“怎麼會放起火來，我們有責任維持秩序，對放火不能不管。你們趕緊走，遲則恐怕不能走了。”說罷，警察們跑進曹宅大門。

起火之后，大批巡警趕來，最終將學生們和看客們驅散，並當場抓捕了許德衍等32人。隨后，消防隊趕到現場將大火扑滅，但此時曹宅已燒得隻剩下門房和西院的一部分，曹汝霖及家人也都趁著火起時偷偷溜走。

“痛毆章宗祥、火燒趙家樓”可說是當年五四的最高潮，以前者論，確實是學生們的義憤所致﹔不過就后者而言，根據眾多參與者的回憶，可能未必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