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法百年

1919年3月，寰球中國學生會在上海歡送勤工儉學學生。

當年赴法人員乘坐的郵輪。

1920年，勤工儉學生在蒙尼達女校留影（左一蔡暢，左七向警予）。

1921年上半年，旅歐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周恩來（右二）等合影。

趙世炎自題“黃昏之賊”照片。

旅歐團組織機關刊物《赤光》。

本報記者 孫文曄

百年前的一個春日，“因幡丸”號郵輪從上海起航，拉開了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的序幕。其后，一批批經受了“五四”運動洗禮的學子，奔向法蘭西。

1919年到1920年間，先后20批1900多人赴法勤工儉學，為中國的各個領域造就了一批棟梁之材，其中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趙世炎、周恩來、鄧小平、陳毅、聶榮臻﹔科學家朱洗、嚴濟慈、張競生﹔藝術家徐悲鴻、林風眠、任光﹔文學家蕭三、盛成等。

今年3月25日，習近平主席出訪法國時指出，今年是一個具有特殊紀念意義的年份，既是中法建交55周年和中國留法勤工儉學運動100周年，也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

回望百年前的勤工儉學，這是一場點燃理想的信念之旅，也是一場文明交流的互鑒之旅。

一支遠征探險隊

1919年3月17日，上海匯山碼頭，日本郵輪“因幡丸”即將起航，89名學生乘坐駁船登上了這艘大輪。他們意氣風發，仿佛借那長鳴的汽笛，向世人宣告：“法蘭西，我們來了！”

陽光照在水波蕩漾的黃浦江面上，潮濕的空氣中回蕩著號子和汽笛聲，送別的人群中，毛澤東穿著泛白的灰布長衫向學生們揮手。

在登船的學生中，數湖南人最多，有43名。負責組織湖南留法勤工儉學活動的毛澤東特地從北京趕到上海為他們送行。

作為第一批留法勤工儉學生，他們的出發相當轟動，當時的《申報》《晨報》和《時報》均詳細報道。

據報道，3月15日下午，寰球中國學生會召開了一場盛大的歡送會，出席者有中華民國參議院首任議長張繼、法國公使館參贊雷沛雷、駐滬領事韋耳登等，共300余人。

惜別之后，學生們坐四等艙，經香港、西貢，穿過馬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再經蘇伊士運河，入地中海，轉英吉利，歷時49天，於5月10日抵達巴黎。所到各處，均受到華人的熱情款待。

據徐悲鴻回憶，一行人在倫敦時，留英中國學生會曾在萬國學生俱樂部開歡迎會。

就餐前，負責招待的黃國梁手持全套西餐餐具，站在一張凳子上為各位同學講解餐具用法及用餐規矩與禮節，並做示范，還一再叮囑吃西餐時最忌諱發出聲響。孰料，頭一道菜就是湯，各位同學一開動就是唏哩呼嚕聲四起，令接待同學全都愕然失色。

不僅華人，法方的接待也顯得周到殷勤。學生沈宜甲在 《第一次報告書》中寫道：

“當生等第一次來法時，今法總理克裡滿梭所辦之《人道報》大登其歡迎詞，謂此班學生，為交換中法文明者雲。而當同學之入學校及工廠者，其待遇皆優於其本國人，且有蒙達耳一校，更將中國國旗，大懸特懸，以為榮耀﹔且各校皆為中國人特開班次，特設住所。法國學規本極嚴，而對中國人又極寬﹔且在校一方補習法文，一方又可學習公藝，如生所居之木蘭學校是也。”

報平安的消息傳回國內，加上法國政府特地發放了500張廉價赴法船票給學生，讓“自由的法蘭西海岸”仿佛近在眼前。10月出發的“寶勒加”號，一船就載了208名學生。

法籍郵輪中，往返三次的“鴛特萊蓬”號最為著名。

1919年聖誕節那天，毛澤東最好的朋友蔡和森和母親葛健豪、妹妹蔡暢、未來的妻子向警予一起，在上海灘登上了“鴛特萊蓬”號。

送別的人群中本該有毛澤東。12月中旬，他特地從長沙趕來，為蔡和森餞行，但因船期延誤，母親病重，不得不離滬。

轉過年來的早春，毛澤東第四次到上海，為最后一撥新民學會會員送行。同學們對毛澤東未能赴法感到遺憾，毛澤東卻回答說：“革命不能等你們回來著手再干。”

毛澤東，一個最早的組織者，卻遺憾放棄。是母親從病重到去世的牽絆？還是拋不下與楊開慧甜蜜的愛情？又或是經濟上的窘迫？是對中共革命有了新的判斷？25歲的毛澤東為什麼沒有赴法，至今仍是一個謎。

與此同期，周恩來接受了南開大學創始人嚴范孫的捐助，奔赴歐洲。16歲的鄧小平也在夏天坐上“鴛特萊蓬”號，抵達巴黎。劉少奇雖然在保定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學了一手好木匠活兒，卻因錯過了時機，沒能如願登船。

1919年至1920年兩年間，共20批乘郵輪西渡，1900多名學生抵達法蘭西，其中又以川湘學子居多，佔總數的近一半。這倒真應了曾國藩那句話：“無湘不成軍”。

四川學子最多，得力於四川各界人士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教育家吳玉章在四川開辦了留法預備學校，四川督軍指示學校“凡考試名列前30者，政府發給每人四百元，以資鼓勵”。陳毅及兄弟陳炎、劉子華、金滿城，均獲政府資助赴法。

湖南學子甚多，則是新民學會上下奔走的結果。按照毛澤東草擬的計劃，新民學會先是為湘籍子弟爭取到了70個貸款名額，又在北京、河北、長沙開設了多個留法預備的“湖南班”。

留學在其時又被稱為“放洋”。從洋務運動開始，就是精英階層趨之若鹜的風潮。

根據法國學者王楓初的研究，甲午海戰后的十年間，日本是最重要的目的地，赴日留學者達兩萬五千人﹔1908年美國開始將“庚子賠款”用於教育，赴美數量顯著增加，漸成浪潮。一戰以前，能到歐洲留學的，鳳毛麟角，偌大歐洲，僅有幾百中國留學生。

那時的留學生要麼出身大富大貴，要麼有公費或大佬支持。公派留學名額甚少，需經過嚴格選拔，簡直跟中舉一樣。

不同尋常的是，由“因幡丸”開啟的這次留法潮，大大降低了放洋的門檻。

赴歐的留學潮中，中學畢業或肄業的青年學子佔多數，還有不少小學生。少數大學生不是因抗議中日密約而罷學歸國的留日學生，就是參與“五四”運動被除名的高校生。

在他們當中，54歲的葛健豪年齡最大，10歲的王書堂年齡最小﹔40余名女生沖破封建枷鎖走向世界﹔還有“三湘大儒”徐特立和貴州大教育家黃齊生等名流也甘願去法國半工半讀。

由於組織者“多多益善、來者不拒”的態度和社會各界的慷慨解囊，不僅家道中落的陳毅沒有為資金所困，就連羅喜聞、何長工、高風、毛遇順等赤貧農家出身的，窮到幾個人共用一件棉衣，也都踏上了法蘭西的土地。

書寫這段歷史的紀實文學作家李春雷對本報記者說，赴法勤工儉學運動開創了一個奇跡，一個隻花200大洋甚至一分不出就能出國留學的奇跡，一個人不分貴賤老幼隻要有一腔熱血均可出國讀書的奇跡。

正因為這樣，留法勤工儉學運動成了我國留學史上一場空前的盛舉，被稱贊為“遠征探險隊”。

一個民間主導的奇跡

人不論男女老幼，不論貧富，不論教育程度，僅憑著一腔熱血就能赴法，推動這場運動的力量來自哪裡？

尋根溯源，記者找到了布裡，河北省高陽縣境內的一個彈丸小村。轟轟烈烈的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竟然是從這裡發軔，而后席卷全國的。

在布裡，有一座雜糅了哥特風與鄉土氣的建筑——“法國學堂”，它的主人是高陽縣裡響當當的人物——清代重臣李鴻藻之子、北京大學教授、法國巴黎豆腐公司老板、民國四大元老之一——李石曾。

單看這一長串頭銜身份便可想見，李石曾是個“千面人”，他也的確在各個領域奇招迭出。

留法念書期間，李石曾寫出了世界上第一部以化學方法研究大豆成分的專著——《大豆》，並順勢開辦了豆腐公司，把中國豆腐和老家高陽的華工帶到了巴黎。

最早一批赴法華工不但適應了法國的生活，還在“工余求學”辦起了夜校。李石曾很快就被這種新模式所吸引，他親自給工人們上課，還把“二次革命”失敗后流亡到巴黎的蔡元培也拉進來，給工人們講《工人與美學》。

此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法國傷亡慘重，急需大量工人。李石曾趁機與法國招工局談判，代為向中國招工，但提出了四條招工條件，其中規定：華工與法國工人必須同等待遇，須設工人教育。

通過官方和民間的招募，14萬華工赴法參加了戰勤服務，但他們大多是目不識丁的農民，工作起來困難較大，加上語言不通，寫信看報、記賬交往等都不方便。豆腐店的華工們雖然學習了才不到半年，但已經可以投入到接待和翻譯工作中，這令法國政府相當滿意，不僅借給華工學校校舍，還每年給1萬法郎津貼。

工人們“工余求學”，尚能有所成，如果把這種方法用到學生身上，“學余做工”豈不是進步更快？蔡元培不愧為大教育家，他這麼琢磨，突然感到茅塞頓開。

這些年，以蔡元培為首的留法派一直在提倡“留法儉學”，但難就難在每人每年最低也得600塊大洋，一般家庭根本負擔不起。

給“儉學”加上“勤工”二字，這600大洋的問題似乎迎刃而解。李石曾樂觀地算了一筆賬：以每人每日平均15法郎的工資計算，刨去吃住，一個月能存150法郎，一年能存1800法郎。而法國中等實習學校一年才收1200法郎，還管吃住。如此勤工儉學，隻需掏錢買一張到法國的船票，不出3年就可以入校讀書，不出5年就可畢業。

蔡李二人說干就干，立即邀約名流，成立了“留法勤工儉學會”。1916年又聯合法國教育界成立了“法華教育會”，其宗旨是“發展中法兩國之友誼，尤重以法國科學與精神之教育，圖中國道德、智識、經濟之發展”。

1917年夏，李石曾返鄉，見村裡有很多出洋見過世面的華工，是唾手可得的法語老師，就臨時起意，在布裡村裡辦起了留法預備學校。

蔡李二人的朋友、同為同盟會留法大佬的吳稚暉則用他那生花妙筆，連發九篇文章，鼓吹留法勤工儉學。“法蘭西文明天下第一”，“中國可以有兩萬人去日本留學，為什麼不可以有兩萬人去法國留學？派出留法勤工儉學生，要像韓信點兵，多多益善。”這些極具煽動性的話語吸引當時中國的有識之士紛紛解囊。

雖然一戰硝煙尚濃，但蔡元培、李石曾、吳稚暉這“三駕馬車”，很快把留法勤工儉學之風吹向了全國。最早聞風而來的，就是新民學會的三湘學子、北大教授楊昌濟的學生們。

1918年6月，湖南師范畢業生蔡和森揣著老師楊昌濟的推薦函，找到北京東堂子胡同33號，拜見了仰慕已久的蔡元培。

蔡元培對這個“小本家”興趣頗濃，他說：“我們辦法華教育會的目的，就是要為你們這些求學無門、無依無靠的寒門子弟找一條振興實業、提升教育的道路。”

這次會面讓蔡和森信心滿滿，他給摯友毛澤東寫信，邀其“速來北京，經濟其事，主持大計”。毛澤東聞訊大喜，馬上和蕭子升帶著24名湖南學子趕到了北京。

在湖南師范，蔡和森、毛澤東、蕭子升並稱為“湘中三杰”，他們一同創立了進步學生組織新民學會。在北京，他們則“隆然高炕，大被同眠”，為“向外發展，留學法國”而上下奔走。

很快，蕭子升作為李石曾的秘書先行赴法，湖南籍勤工儉學預備生達數百人，僅新民學會就坐船走了13人，佔成員的三分之一。

法國方面的積極態度，更是讓留學之路順風順水。一戰進入尾聲，法國人發現，華工工作效率很高，還有3000多人娶到了法國媳婦，在法國扎了根。質朴的農民尚且貢獻頗多，受過教育的學生來法國勤工儉學，不僅是上等的廉價勞動力，還送鈔票來上學，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教育創匯，豈不是更好？

當時的貨幣匯率也很給力，從一戰前的1︰2.5法郎，一下子飆升至一戰后的1︰15法郎。1919年5月，乘“因幡丸”到巴黎的徐悲鴻、蔣碧微夫婦，點了一湯一魚一點心，面包無限供應，外加四分之一瓶的紅葡萄酒，僅用3法郎75生丁，合中國法幣2.5角，實在是太便宜了。以在巴黎生活月需300法郎計算，約合20塊銀元，這點錢就是在上海，一個學生也不夠花。

如此低的留法門檻，對於在軍閥混戰中彷徨無計、尋找出路的青年來說，簡直是天上掉餡餅的好事。一向剛猛的李立三雖然在離別時吟出了柔情詩：“我是個斷梗的浮萍，隨著那風波兒上下飄零……”，但他更憧憬的是“造一個光明燦爛的新世界，做一個幸福無比的新公民”。

一道赤色的分水嶺

花都，是那個年代法國巴黎的昵稱。一個“花”字，道盡了中國人對大洋彼岸的自由浪漫之城的無盡遐想和渴望之情。

“因幡丸”到巴黎，多數學生雖然在漫漫旅途中染病生疾，但仍充滿對新世界的向往。誰能想到，他們剛剛走下郵輪，還未領略花都之美，也沒來得及勤工儉學，就投入到一場短兵相接的戰斗中。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李石曾就帶著蕭子升、李璜、李廣安、周太玄、向迪璜等一干華法教育會的干將們，奔赴巴黎，籌備著接待勤工儉學生。

1919年1月，協約國在凡爾賽宮召開“和平大會”。為了用稿酬來供自己讀書，周太玄、李璜臨時組建了中國第一個通訊社——巴黎通信社，向國內報道巴黎和會的消息。

混進記者圈的李璜發現，一股暗流正在凡爾賽宮內卑鄙地流動：英、法、美等大國正醞釀著，把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國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全盤移交給日本。

負責編輯的周太玄通宵熬夜，趕在英、美、日通訊社之前，把巨頭們合謀“拒不歸還青島”的信息，准確地傳到國內——這成了“五四”運動的導火索之一。

他倆在5月10日的一篇報道，記述了旅居巴黎的華人舉行集會，對中國外交失敗和政府無能表示抗議，“這裡的華人都異常憤怒”，“滿場肅然，塞滿不平的空氣”。這也是第一批旅法勤工儉學生下船后感受到的氛圍。

在北京，正在高等法文專修館學習法語的趙世炎聯合在布裡留法預備學校學習的蔡和森，各率湖南、四川預備赴法的青年學生，到新華門總統府前靜坐﹔在天津，覺悟社的領導人周恩來因組織游行身陷囹圄﹔在安徽蕪湖，尹寬、李慰農帶領學生焚燒日貨﹔在重慶，十六歲的鄧小平和同學們一起向重慶警察廳廳長鄭賢書抗議示威。

長辛店留法預備班的學生在“五四”運動前一日才得到消息，怕趕不上第二天的行動，就集資雇腳力出發了。他們的腳力今天聽來令人驚訝：幾十頭清一色的小毛驢。在這些毛驢上，坐著未來世界著名的大作家盛成，未來的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領導人、黃埔軍校黨支部書記魯其昌和后來的中國革命的烈士毛遇順、高風、蔡支華，還有后來紅三軍團第八軍軍長何長工，中國青年黨的頭目之一段振寰等。

6月28日，是“凡爾賽和約”簽字的日子。前一天，留法勤工儉學生們便行動起來了：民國女俠、中國第一位女博士鄭毓秀等去會晤團長陸征祥，另一些人挨個去找代表團其他成員，如顧維鈞、施肇基、魏宸祖、王正廷等。

鄭毓秀堵住了陸征祥的秘書，問中國代表團准備怎樣應對，秘書支支吾吾講不出來。鄭毓秀用挑起的大衣兜抵著他說：“回去告訴陸征祥，他要是敢在‘和約’上簽字，我可以答應，我手裡的這支槍可不答應！”其實，鄭毓秀大衣袋裡的手槍，不過是她順手在花園裡折來的一截玫瑰枝。

中國代表最終沒有出現在“凡爾賽和約”的簽字現場，“五四”運動取得了空前的勝利。而那些“未及留洋，先行造反”學生們，則紛紛赴法。

李春雷認為，“五四”運動是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的分水嶺。運動前赴法的勤工儉學生大都抱著“實業救國、科學救國、教育振興”的美好願望，而后來赴法的勤工儉學生們很多就是五四運動的領導人，是主張改造社會、實行革命的激進分子，他們明顯地接受了“赤化”教育，頭腦中蓄滿“赤光”上路了。

難怪后來的中國青年黨頭子曾琦陰陽怪氣地對同黨李璜說：“李石曾先生把一群‘丘九’弄到了法國。”（丘八是對大兵的貶稱，丘九則指學生比大兵還厲害。）

一塊無政府主義試驗田

“丘九”們到了法國，還沒出碼頭，接站的法華教育會工作人員就根據盤纏的多少，將學生們分配到法國各處。有錢的先到中學補習法文，錢最多的，留在巴黎、裡昂﹔其次分配到風景秀麗的楓丹白露等，再次到麥南﹔更次者到蒙尼達。兩手空空的學生則暫在華僑協社的帳篷裡食宿，等候法華教育會為他們覓工。

“美景、美酒、美女”號稱巴黎三美，窮學生們起初曾為此驚嘆不已，但他們馬上沮喪地發現，此處的優雅生活與己無關。在高大華美的埃菲爾鐵塔之外，還有一個欺凌工人的黑暗社會。

聶榮臻、陳毅、李立三和鄧小平剛到法國，就被送到施耐德鋼鐵廠當“馬老五”。

“馬老五”，是法語“馬勒爾五”的漢語發音，意為“粗工”“苦工”。李立三他們從事著十分危險的工作——“拉紅鐵”：巨大的鋼條從熔爐裡出來，進入導軌，再由工人拖出來，飛濺的火星常常將人燙傷，李立三和鄧小平經常渾身涂滿了紅藥水、紫藥水。周恩來看著他們身上的累累傷痕，心疼地說：“這活真不是人干的。”

從身著洋裝、手握筆杆的留學生到賣苦力的“馬老五”，赴法留學生不論年齡、資歷、學問，一律踐行著蔡元培在新文化運動中提出的“勞工神聖”口號。他們當中有北京大學、日本早稻田大學的畢業生，有當過校長、教員的，但到了法國，卻做著一樣的苦工：打錘子、用鐵銼、掃馬糞、扛布袋等等。

趙世炎本是“五四”運動中的學生領袖，又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法語，報考任何一所法國學校都不在話下。但他說：“我不做文牘，我要去做工。”在最勞累最艱苦的工廠中，他一頭扎進了窮困的華工陣營，為他們爭取自由之身，教他們識字求學，還創辦了《華工周刊》。

越是出身寒苦，越是地獄般的工廠，也就越容易被“赤化”。李立三在鋼鐵工廠裡受到法國左翼影響，第一次讀到了《共產黨宣言》。

相比之下，蔡和森一家的境況要好得多，他們被送到蒙尼達公學修讀法語。

蒙尼達公學是中國學生最多的一所法國中學。李石曾、蔡元培、汪精衛等熱心旅歐教育的人士均曾就讀該校。學校的校長對中國學生特別友善，不但食宿費用低廉，還為中國學生特設專班，補習法文。

剛到法國，正是大雪紛飛的寒冬，蔡和森犯了哮喘，不能上課，不能出門，隻有躲在租來的房子裡，靠著一本法華字典讀書看報。

憑著一股子韌勁，蔡和森從每天能看一條消息，到一天能看整版報紙，進度比學校教出來的學生還快。不出幾個月，僅靠著一本字典，他愣是“囚首垢面，猛看蠻譯”地翻譯了法文版的《共產黨宣言》。

1920年7月，新民學會在法會員召開了以“改造中國和世界”為主題的第一次全體會議。在這次會上，蔡和森和蕭子升為了各自的“主義”爭論不休，不得不給國內的毛澤東寫信，請他來“評理”。

蔡和森明確地說：“我以為要先組織黨——共產黨。因為他是革命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毛澤東回信說：“你這一封信見地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

不消說，蔡和森是創建共產黨的急先鋒。我黨關於蔡和森的歷史評價中明確提到：“在黨內第一個提出建立‘中國共產黨’這個名詞的，首先見於文字的是蔡和森同志。”

雖然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但蔡和森的主張在當時仍屬於小眾。

在勤工儉學群體中盛行的，是蔡元培所倡導的泛勞動主義，是李石曾所標榜的無政府主義，是糅進空想社會主義、實用主義、工團主義、實業救國論，而形成一種工讀思潮。

由於法華教育會的頭腦們均信奉無政府主義“互助論”，所以這個團體除了兩位專職秘書，並沒有專門的工作人員，大部分事務均由學生半義務性質地操辦。可想而知，用這種鬆散的組織形式，安置將近兩千名初入異國的學生，早晚得出事。

眼看兩年間二十船學生從中國運到法國，李石曾便以為自己已經“大大地成功了”，法華教育會“一個普通的舞台，唱出了高級的曲子”。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這邊廂數百名學生還在等待安置，那邊廂李石曾卻醉心於混血幼兒園、鹿種改良等新的“科學試驗田”。

李石曾的法國秘書急得直跺腳：1920年冬天，法國經濟在戰后一落千丈，失業風潮席卷全國，大批復員軍人也加入到覓工的隊伍裡，一船船登陸的中國學生根本找不到工作，隻能在華僑協社的帳篷裡棲身。

到1921年初，失業的勤工儉學生已有1300人之多，佔總數的80%。華僑協社裡人滿為患，空氣污濁，隨時都有爆發流行病的可能。

李石曾眼看形勢不對，留下一句“大家少安毋躁”的話就回國了。難怪他的法國女秘書說：“李先生是個好人，但可惜做事有頭無尾。昨日事，今日忘﹔今日事，明日忘﹔計劃千千萬，有始有終者無一個。”

異常寒冷的冬天，以及在經濟危機中飛漲的物價，更令這些窮學生的境遇雪上加霜。

無工無錢的學生每人每天可向法華教育會借貸5法郎度日，每10天領取一次，稱為維持費。而法華教育會“本無基金，又無入款”，支付學生的維持費要麼是國內捐款，要麼挪用籌辦中法大學、中比大學的款項。到1921年初，借給學生的維持費已達82萬法郎，早已難以為繼。

就在學生亂作一團，病死餓死的噩耗頻傳時，一紙通告更令局勢危如累卵。

這份通告，不但撇清了法華教育會和學生們的關系，還停發了每天5法郎的維持費，就連從中國到法國的留學通道也隨之關閉了。

學生們陷入恐慌之際，蔡和森、向警予二人寫出了聲淚俱下、感人肺腑的《告法國同學宣言》：

親愛的同志：我們的生命問題來了，3月1日就要餓死了……我們怎樣直接行動呢？……要求生存權、求學權，絕不是可恥的事，這是社會革命的發動點。工讀主義的旗幟，我們不要老老實實捧他了。

一篇檄文喚起四百青年，學生們高喊著“我們要生存！我們要上學！”浩浩蕩蕩地向中國駐法使館進發，要求會見中國駐法公使陳箓。不料，1921年2月28日，等待著他們的卻是早已待命的法國騎警。

李富春的頭被打破了﹔50多歲的老媽媽葛健豪扭傷了三寸金蓮﹔王木同學被驅趕時，不幸被疾馳而來的電車碾軋而死。

最終，學生們用鮮血換來了面包。陳箓答應學生，延長發放維持費。70年后，聶榮臻還清楚地記得自己領取了總共69法郎維持費。“這是同學們用鮮血換來的活命錢。”

一群打先鋒的人

雖然延長了維持費，但“二八運動”並不成功，因為它把學生分裂成了蒙尼達派和勤工派。

勤工派以趙世炎、李立三、徐特立、王若飛為首，他們認為蒙尼達派向政府“求生存權、求學權”，是“食嗟來之食”，是“鄙視勞動”。而蒙尼達派則譏諷“勤工派是法華教育會的私黨”。

留學生本就是弱勢群體，分裂以后力量豈不是更小？幸虧，國家利益讓他們走到了一起。

6月，北洋政府不惜以印花稅和筑路權作保，向法國當局借款3億法郎購買軍火，這一陰謀經法國報紙披露后，輿論大嘩。當時兼任天津《益世報》記者的周恩來，特地從德國趕到法國調查內幕，一系列報道，使得剛到法國的北洋政府專使朱啟鈐和財政次長吳鼎昌頗為尷尬。

學生們不顧溫飽，幫助六大華人社團散發傳單，還組織起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先后兩次聚集在巴黎哲人大廈，召開拒款大會。

與上次的“二八運動”不同，這次“造反”，不單蒙尼達派和勤工派實現了真正的大聯合，就連勤工儉學生和在法華工也實現了大聯合。

在“拒款大會”上，威風凜凜的山東、河北華工把駐法公使館的電話線剪斷，還在使館門前潑上酒精，首次顯示了華工的力量。

第二次“拒款大會”，陳箓不敢露面，他的秘書王曾思在幾百名華人面前簽下了“城下之盟”：倘此次中法大借款成立，公使及全體職員立時辭職，以謝國人。

大借款泡湯了，但學生們和中法政府的矛盾卻越發激化。陳箓幾次丟了面子，巴不得把這些找茬的學生都遣返回國。果然，壞消息傳來：學生們一直翹首企盼的裡昂中法大學，對他們關上了大門。

裡昂中法大學由吳稚暉和李石曾等人籌辦多年。在法華教育會的留法宣傳中，這所藍圖中的學府，分明是為勤工儉學生而建。為了敦促法國政府用庚子賠款建立該校，李石曾還曾以勤工儉學生為籌碼。

眼看這所期盼中的大學就要開學，但不論法國當局、中國駐法公使館還是法華教育會，都眾口一詞地宣布：即將開課的裡昂中法大學和勤工儉學的中國學生毫無關系。“大學於9月25日正式開學，新任校長吳稚暉已在國內招收了學生，不日將抵法。”

“有錢的，進學堂﹔窮學生，靠邊站。”殘酷的現實，把學生們最后的希望摔得粉碎。所幸的是，這時的勤工儉學生已經不是一盤散沙，多個團體共同確立了三個信條：一、誓死爭回裡大﹔二、絕不承認部分解決﹔三、絕不承認考試。

“老油條”陳箓可不是那麼好對付的，他把所謂的“入學考試”安排在26日報名，而吳稚暉帶著國內招收的富家子弟24日就要抵法。

除了直接行動已經無路可走。9月20日，進佔裡昂中法大學的“先發隊”集結起來，蔡和森告別了懷有身孕的向警予，扛著油印機出發了。

第二天，裡昂中法大學匯聚起125名悲壯的青年，因為被拒絕入校，他們在一間沒有修繕的舊屋裡凍了一夜。天蒙蒙亮時，幾個持槍的警察推門而入，強行沒收了大家的居留証。不久，手無寸鐵的學生又被帶到芒特呂克的兵營裡軟禁起來。

23天的囚禁，23天的抗爭。10月10日，被囚禁的學生宣布絕食抗議，就在同一天，法國當局決定遣返他們。熱血青年就這樣在裡昂的監牢裡，認清了法國“自由、民主、博愛”的真面目。

1921年10月13日，是一個令中國學生感到恥辱的日子。那一天裡昂市長走進兵營，宣布了學生們莫須有的罪名：“不經許可擅入室內”“侮辱市長”“過激黨”……並給104名學生每人發了一套法國囚衣。蔡和森、陳毅、李立三、陳公培等人，就這樣穿著囚衣，登上了“寶勒加”號的無等艙。

兩年前，他們赴法求學，而今，卻被驅逐回國。滿腔的悲憤，最終化作了無上的信念。臨上岸時，蔡和森對大家說：“咱們這一百多人也可以說是一百單八將吧。回國后，一定能鬧出個赤色的新鮮世界來！”

一代人的命運抉擇

陳箓和法國政府布下的陷阱，可謂水泄不通。但他們沒想到，從這張網裡溜出去了兩條大魚：一個是進攻裡大的總指揮趙世炎，一個是敢跟陳箓拼命的“大俠”李鶴齡。

李鶴齡能從兵營裡出來，全仗著自己人高馬大，多高的牆都敢跳。趙世炎是“進佔裡大”行動的總指揮，屬於重點監控對象，出來可就沒那麼容易了。幸而有聶榮臻出手，這才留下了點燃歐洲赤焰的火種。

在當時的學生領袖裡，聶榮臻還沒什麼名頭，這倒有助於他實施營救計劃。聶榮臻可不是個急性子，他先查看地形，而后“走后門兒”開了張出入兵營的通行証。

回到兵營，他借了個學生通行証，又拿著自己的通行証，反復往外帶人。值班的法國人看中國人長相都差不多，也不細盤問。

最后一次用通行証的時候，趙世炎、蔡和森、李立三發生了爭執，蔡和森說：“世炎，你是總指揮，你快出去想辦法救人。”趙世炎說：“還是你出去，我留下來繼續戰斗。”李立三說：“你們都走，我留下來跟他們拼命。”眼看軍警就要換防了，聶榮臻拉起趙世炎就走。他們剛走到門口，就被法國軍警攔住，聶榮臻不慌不忙地說：“我是剛去探望學生的，不在你們的名冊裡，這位學生有通行証。”一邊說還一邊塞給法國兵50法郎，“朋友，喝杯香檳吧。”法國軍警這才放過了聶榮臻和趙世炎。

因為沒有居留証，趙世炎不得不獨自流亡到法國北部。一張1922年4月的照片，顯露了他的窘境。照片上，趙世炎穿著皺皺巴巴的工作服，頭戴破帽，在落日的余暉下苦讀。旁邊的題詞寫著：“黃昏之賊”。

當時，他像一個“賊”一樣，靠在鄉下做苦工躲避著警察。比做苦工更讓人心力交瘁的是，因為104位學友被遣返，他飽受同學們的埋怨和指責，差點自殺以謝天下。

求學不能，做工不得，反抗無門，群龍無首，勤工儉學生們在生存與毀滅的十字路口，不得不做出個人抉擇。

陳獨秀的大兒子陳延年，再也不碰自己主編的《工余》雜志，每天隻埋頭看書，用他的話說“工讀主義在我身上徹底破產了”。當熊雄找到他，策劃刺殺陳箓時，他當即表示參與，從此投身革命。

“越獄”的李鶴齡則在隱忍半年后尋得機會，用陳延年借錢買的博朗槍，對著陳箓扣響了扳機。遺憾的是，連發3槍均未擊中。

在異國法庭上，李鶴齡義正詞嚴，用流利的法語答辯，博得在場大多數旁聽者的同情。由於旅法華人紛紛施壓，老奸巨猾的陳箓隻好假惺惺地致函法政府：“恕其年幼，從寬發落。”李鶴齡得以獲釋，不久就踏上了前往莫斯科東方大學的旅程。

越是革命的低潮時刻，越要抱團取暖，凌寒破土的志士們已經感到“建立一個嚴格的共產主義組織的必要性”。

依然是一個黃昏，亡命半年的趙世炎偷偷潛回巴黎，住進了戈德弗魯瓦街17號的小旅館。在這裡，他偷偷約見了李維漢，商定了成立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簡稱“少共”，后改名為“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時間、地點、人員等。

1922年6月，在巴黎郊區布洛涅公園內的一個小廣場上，18把翠綠色的椅子圍成一個圓圈，“少共”召開了第一次代表大會。

22歲的趙世炎毫無爭議地當選為第一任書記，中央執委是負責宣傳的周恩來和負責組織的李維漢。其他15名出席成立大會的“少共”黨員是：王若飛、陳延年、劉伯堅、佘利亞、袁慶雲、王凌漢、陳喬年、傅鐘、蕭朴生、蕭子暲、汪澤楷、李慰農、鄭超麟、尹寬、任卓宣。

一年后，鄧小平進入了“少共”的核心領導層，擔任宣傳工作的負責人，還被大家贈予了“油印博士”的稱號。

還是在戈德弗魯瓦街的小旅館中，不足10平方米的客房是周恩來的臥室兼編輯室，還是小得不能再小的“印刷所”，發行著“少共”的機關刊物《赤光》。

晚上，趙世炎、周恩來、陳延年、尹寬等加班加點、揮汗如雨趕稿子﹔鄧小平、李大章連夜刻印、裝訂。清晨，李富春的自行車早已等候在門口。有時，鄧小平也不辭一夜的勞苦和李富春一起發送報刊，借此到李富春和蔡暢的家裡去打打牙祭。

1925年，國共兩黨共同領導的中國大革命蓬勃興起，留法的大批先進分子或回國，或轉赴蘇聯學習，這場風起雲涌的運動也逐漸步入尾聲。

從運動的高潮到低谷，一群赤子聚在一起，走過激情燃燒的歲月，完成歷史使命﹔另一群赤子，則選擇獨善其身，用點亮自己來報效祖國。

勤工儉學生中的風雲人物、法國共產黨黨員盛成，在裡昂失敗后，一頭扎進了法國光怪陸離的社會深處，隱居蟄伏十年，成了百科全書式的人物：他是養蠶的生物學家，是寫出名作《我的母親》的作家，是教出了錢復、連戰等學生的教育家，還被封為“達達主義”的鼻祖之一，最終在1978年重回祖國懷抱。

“這些在逆境中點亮自己的人，成了當代中國科技人才的富礦。”文史專家、高陽文化館創作員史克己從事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研究多年，他說“一部留法史，半個科學院”，這份名單可以列得很長：

曾經的翻砂工朱洗成了生物學界的一代宗師﹔著名的紡織學家張漢文，是布裡法國學堂的第二批畢業生﹔電機專家侯昌國是毛澤東的同學和老鄉﹔曹清泰用16年從法國社會底層讀到了醫學博士﹔天文學家劉子華因為預言太陽系中有第十顆行星而在巴黎一舉成名﹔柳溥青發明的“人民幣凹版印刷法”在印刷領域至今無人企及﹔陳光熙是第一個小型磁芯存儲器的發明者﹔江克明是著名的汽車專家，負責新中國汽車行業的創建工作……

自然科學領域是這樣，在人文科學領域同樣是人才濟濟，碩果累累。

著名民族學家楊堃，師從法國漢學家葛蘭言，1930年就拿到了博士學位﹔他的妻子張若名與周恩來等一同創建覺悟社又一同赴法，在法國文學領域卓有建樹﹔張競生，既是中國性學科的鼻祖，又第一次在中國提出了“計劃生育”的概念……

在藝術創作領域，從法國歸來的鋼琴調音師任光，成了中國民族音樂界最負盛名的革新家和作曲家﹔革命詩人蕭三，一首《國際歌》讓他走進了不朽的歷史﹔林風眠的代表作《人道》《痛苦》均是留法時期的作品……

在李春雷心中，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堪稱同“五四”運動齊名的“雙璧”，它們互為支撐，互為參照，互為因果，互為呼應，只是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的過程更為長久，參加人物更為雜蕪，運動過程更為泥沙俱下。

這場運動中，有勝利亦有失敗，學界說法不一。但在保定勤工儉學紀念館中，聶榮臻元帥一封署名“榮臻跪稟”的家書，堪稱該運動的出師表，信中寫道：

拯父老出諸水火，爭國權以救危亡，是青年男兒之有責！況男遠出留學，所學何為？決非一衣一食之自為計，而在四萬萬同胞之均有衣有食也。亦非自安自樂以自足，而在四萬萬同胞之均能享安樂也！此男素抱之志，亦即男視為終身之事業也！

參考資料：《赤光》李春雷、史克己著﹔《移民與政治》王楓初著﹔《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史》鮮於浩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