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進城：建設一個新上海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

此時，留給新生政權的是一座空有其表的城市——大量黃金、白銀、外匯被“大掠奪、大搶運”至台灣，留下的是“六毒俱全”（黃賭毒、黑匪特）、亂象叢生、民不聊生的“爛攤子”。國民黨撤退前揚言：“大上海就是大染缸，讓共產黨紅著進來、黑著出去，站著進來、躺著出去。”帝國主義分子也預言：“共產黨進了大上海，不久就會發霉、發黑、腐化、爛掉。”

怎樣解決上海的問題，毛澤東曾指出“不僅要軍事進城，而且要做到政治進城”。陳毅也一再強調：“我們野戰軍，到了城裡不准再‘野’，紀律一定要嚴。”這些指示和要求，無疑將黨的建設嵌入新上海的城市發展中，團結群眾力量，有效地推動和促進了“保衛大上海、改造大上海、建設大上海”的各項工作。

一切聽黨指揮

毛澤東早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就明確指出：“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在土地革命戰爭和抗戰時期，他又反復強調：“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軍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務的工具之一”“堅持了共產黨絕對領導八路軍的原則”，並一再要求徹底糾正和肅清單純軍事觀點、非組織觀點、自由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享樂主義、小團體主義等黨內各種錯誤思想。

進入1949年，全國解放戰爭勝利在望。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進一步指出：“從現在起……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必須學會在城市中向帝國主義者、國民黨、資產階級作政治斗爭、經濟斗爭和文化斗爭，並向帝國主義者作外交斗爭……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后，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地要和我們作拼死的斗爭，我們絕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

陳毅作為毛澤東的“老井岡”戰友，作為全面主持上海黨政軍工作的“一把手”，不僅對於毛澤東軍事思想和“政治建軍”的真諦深有體會，而且以自己的實際行動，為廣大共產黨員和解放軍指戰員樹立了“一切聽黨指揮”的標杆。

比如，陳毅勉勵全體指戰員：“第一想到不忘本，來自人民莫作惡。第二想到黨培養，無黨豈能有所作？第三想到衣食住，若無人民豈能活？第四想到雖有功，豈無過失應慚怍……歷覽古今多少事，成由謙遜敗由奢。”

又如，上海剛解放，國民黨和境外敵特分子隨時都有可能搞破壞和暗殺活動。面臨險境，陳毅卻把身邊的安保人員從16人減少至6人，以增加社會治安的人數。他說，黨群關系好比魚水關系，共產黨是魚，老百姓是水。從根本上講，我們共產黨人隻有依靠廣大群眾，才是最安全的。

再如，針對華東某軍校的很多學員不按規定剃光頭問題，陳毅帶頭剃了頭。他在開學典禮上說：“為人民服務是終身的，可不是一時一事的，不是今天想起來就革命一下、哪件事願意就服務一下、不願意就不革命不服務了……我們在剃頭這件事上一樣，既然下了決心，終身不渝，那就經常要從頭開始！”他把帽子摘下來，指著自己的頭再次大聲說：“從頭開始！”第二天，全校的官兵都剃成了光頭。陳毅以率先垂范的榜樣力量告訴大家：聽黨指揮，絕不講條件。

南京路上好八連

早在1928年11月25日《井岡山的斗爭》中，毛澤東指出：“紅軍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從此，“支部建在連上”就成為我黨我軍的優良傳統和組織優勢，並在實踐中不斷完善成為“連隊建黨支部，排（班）建黨小組，班班有共產黨員”的制度。進入上海的黨政軍單位堅決貫徹這項制度，在各項工作中充分發揮“三個作用”（黨支部的戰斗堡壘作用、共產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領導干部的表率示范作用）。“南京路上好八連”就是有口皆碑的優秀典型。

解放之初的上海，號稱“十裡洋場上海灘、花花世界迷雙眼”，是“淘金者的陷阱、冒險家的樂園”。

解放軍某部八連指戰員，從農村轉戰到城市，從槍林彈雨的戰場轉移到燈紅酒綠的街道，並進駐上海最繁華的地段——南京路，大家都感到很不適應。面對敵特分子的威脅、“糖衣炮彈”的利誘，有些干部和戰士迷惑了、糊涂了、動搖了，“喜新厭舊、嫌貧愛富、好逸惡勞”的現象開始出現。連隊黨支部防微杜漸，通過加強政治學習、強化軍事訓練、開展“一訴三查”（控訴舊社會和反動派給予勞動人民的苦難，查階級、查工作、查斗志）和“一幫一、一對紅”（一個共產黨員幫助一個后進戰士）等活動，極大地提高了全連指戰員的政治覺悟、革命斗志和辨別是非的能力，做到了“鋼鐵炮彈炸不倒、糖衣炮彈打不垮”，為全黨全軍樹立了“身居鬧市、一塵不染，克己奉公、勤儉節約，熱愛人民、助人為樂，忠於職守、艱苦奮斗”的一面旗幟。國防部於1963年4月25日批准授予這個連隊“南京路上好八連”光榮稱號。毛澤東於1963年8月1日作詩《八連頌》。膾炙人口的話劇、電影《霓虹燈下的哨兵》，生動地反映了這段史實。

堅持“兩個務必”

在1949年3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諄諄告誡全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中央軍委於1949年5月6日還專門發出了關於城市駐軍不住民房的決定。

贏取群眾的信任與支持，是中國共產黨的取勝之道。怎樣贏取？這是擺在新生政權面前的現實問題。早在解放戰爭初期，國民黨政府利用掌握的宣傳資源，對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大肆進行反動宣傳，使中國共產黨“被國民黨廣泛地無孔不入地宣傳為……是一群青面獠牙，十惡不赦的人”。在這樣的背景下，國民黨統治區尤其是城市裡的廣大民眾，既不了解共產黨，更不了解老解放區和解放軍，甚至誤信謠言、以訛傳訛。

為了取信於民，全黨堅決貫徹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精神和毛澤東“兩個務必”的告誡。各部隊不折不扣地嚴格執行《中國人民解放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等訓令﹔要求全體指戰員，在對待老百姓時做到“死不還槍，傷不還刀，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寧可睡馬路，絕不進民宅。老鄉不在家，進門就犯法”。指戰員們大量的實際行動，使新解放區（原國民黨統治區）的民眾和老解放區的民眾一樣衷情歌唱：“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民主政府愛人民啊，共產黨的恩情說不完！”在這方面，解放上海的部隊堪稱“聞名於世的楷模”。

解放軍攻佔上海市區以后，既沒有住宿國民黨軍政大員們潰退后留下的豪宅，也沒有租住飯店，更沒有私闖民宅，而是露宿街頭、裹衣而臥……這些對待群眾利益秋毫無犯的行動和場景，使民眾“耳聽是虛、眼見為實”，稱贊“解放軍真是威武之師、仁義之師”。上海著名的企業家榮毅仁，本來已經開始轉移資產，准備“逃離上海、去香港”。然而，中國共產黨與解放軍的新氣象感染了他，隨后他參加陳毅召集的座談會，發現這位久經沙場的新市長，待人誠懇，言行儒雅，絲毫沒有居功自傲、作威作福的派頭……榮毅仁最終決定留下來，並勸說和帶動了一批企業家“建設新上海”。

反對腐化墮落

上海解放以后，上海市委向全市各級干部和廣大黨員及時傳達了黨中央和毛澤東關於“嚴懲貪污”“反對腐化墮落”等一系列重要指示。陳毅在聽取“新上海司法腐敗第一案”情況匯報后，斬釘截鐵地說：“個別人出現的貪污腐化、蛻化變質傾向，必須嚴肅處理。要以法律和事實為基礎，公開審理，以示教育和警示。”

上海市人民法院審判員李欽后、何德陹二人，串通一氣，借辦理經濟案件之機，大肆索賄受賄，並對涉案人員威脅、利誘，企圖共訂攻守同盟。由李、何二人為主犯的貪污集團，在一年之內就犯案22起。李欽后共貪污受賄人民幣3200萬元（舊幣）、美元60元、黃金33兩，還有其他財物等。何德陹不僅貪污受賄1100多萬元（舊幣），而且到案后態度惡劣，並以吞食手表、頭撞欄杆等手段對抗法律。

1951年3月31日下午，上海市人民法院在上海法學會大禮堂公開審理李、何等人貪污瀆職案，列席旁聽者達1000余人。最終，法庭宣布判決李、何二犯死刑，其他人犯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2年至12年不等。同時，對6名行賄犯也判處有期徒刑6個月至3年不等﹔對20名情節較輕的行賄人員，處以罰款並責令他們在上海的報紙上登報悔過。上海《解放日報》以“伸張革命法紀 嚴懲貪污罪犯”為題，公開報道了該案。

“法院判法官死刑”極大地震動了上海灘。新生政權的廣大干部和黨員也都以此為戒——紀律就是生命，違法等於自殺。中國共產黨以“自己向自己開刀”的勇氣與毅力，堅定地告訴民眾：新生政權絕不能被一小撮敗類搞垮，共產黨人必定以廉潔、勤政的服務來報效人民和國家。

滄海桑田七十年，承前啟后有鏡鑒。在從革命到建設的歷史跨越中，我們黨面臨的困難與挑戰一個接一個，但始終不變的是如何贏得人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講好政治，才能聚攏民心﹔淡化政治，就意味著衰敗和投降。因此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要旗幟鮮明講政治。”“把抓好黨建作為最大的政績。”對於每個組織直至每個黨員，在面臨已知和未知風險考驗時，如何更好地贏得群眾，順利完成工作任務，不妨從1949年上海以政治進城贏得民心，從而建設一個新上海中，去尋求一番答案。（薛鑫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