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市區攻堅戰：“為了人民的上海”

1949年5月23日夜，總攻上海市區的戰役打響了。

擔負進攻市區任務的主攻部隊中，有聶鳳智軍長指揮的三野第27軍。第27軍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一些重要戰役中，多次承擔主攻作戰任務，養成了良好的戰斗作風。用原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副政委王濟生的話來說，“陳毅司令挑27軍打上海市區，是因為27軍紀律嚴明，他們執行命令很堅決，這一點是有傳統的”。

“總前委決定，進入上海市區作戰盡可能不使用火炮和炸藥。陳毅同志還提出‘三個不打’，即‘看不見敵人不打、打不中敵人不打、有人民群眾不打’。”上海戰役時任三野第27軍79師235團3營7連指導員的遲浩田，在回憶文章《為了人民的上海》中這樣寫道。

受 阻

一開始，市區作戰十分順利。至5月25日上午8時許，27軍一鼓作氣打到了蘇州河邊，蘇州河以南的上海市區全部解放。

然而，就在蘇州河邊，解放軍遭遇到了未曾料想的巨大難題。

橫穿上海市區的蘇州河，寬約30米，河上有十幾座橋梁。27軍下屬有79、80和81三個師。部隊一字排開，分頭前進，卻都在蘇州河橋邊受阻於敵軍強大的火力封鎖。

最先到達外灘外白渡橋的是79師235團1營。打頭陣的3連7班14名戰士尚未沖到橋中央，就全部犧牲﹔緊接著，第二個班沖了上去，也全部犧牲。在與敵人激烈對峙達兩個小時后，1營接到轉移命令，先打四川路橋。

攻打四川路橋也同樣受阻。敵軍佔據了橋邊的郵政總局大樓作為據點，居高臨下構成凶猛的火力網，解放軍突擊的勇士一批批倒下，其中包括最先突破長江天塹的赫赫有名的“渡江第一船”——第27軍79師235團1營3連2班的12名戰士。“蘇州河的水全是紅的。”時任27軍偵察營排長的徐法全老人這樣回憶。

指戰員們被激怒了。有人抱怨說：“哪有陸軍作戰不讓用大炮的？這好比拳擊，隻讓用右手不讓用左手，這意味著我們的戰士要付出巨大的犧牲。”有部隊把山炮營拉上來，瞄准了“百老匯大廈”（今上海大廈），請求批准開炮。

面對這一情況，處在第一線的部隊指揮員心情十分沉重。從當時的實際情況看，要不使用炮火奪下橋頭，的確十分困難﹔但一旦批准開炮，上海的建筑群很可能頃刻化為灰燼。

怎麼辦？部隊黨委立即召開緊急會議，統一思想。

有同志尖銳地說：“我倒要問問首長，是我們無產階級戰士的生命重要，還是官僚資產階級的樓房重要？”部隊領導告訴大家，無論在什麼情況下，最優先考慮的必須是人民群眾的安危。而且，我們把這些大樓從敵人手裡奪回來以后，它們就是人民的大樓。

經過反復討論，部隊進一步統一了思想：我們是人民的軍隊，用我們的鮮血和犧牲換取上海的完整、人民的安全，是值得的！

突 襲

27軍很快改變了戰術。

一部分部隊在蘇州河正面佯攻，另一部分主力拉到側翼，天黑后涉過河去，沿蘇州河北岸，從西向東襲擊，抄敵人的后路。

在西藏路橋北岸，是當年淞滬抗戰八百壯士孤軍奮守的四行倉庫。5月25日夜裡，遲浩田帶領排長王其鵬和通訊員張瑞林，在四行倉庫裡上演了一場“四兩撥千斤”的好戲。

遲浩田將軍后來這樣回憶：“部隊被攔堵在南岸，真是心急如焚。我焦躁地在地上轉圈苦苦思索，無意中踩到一個下水道蓋，我從前沒有見過這東西，問房東這是干什麼用的？房東說是下水井，雨水、涮鍋洗碗的水都從這裡流下去，順著排到蘇州河和黃浦江。我想：‘能不能從這裡鑽到蘇州河？’”

他和兩名戰友跳入下水道，“裡面一團漆黑，污水熏得人簡直要昏過去。十幾分鐘后，我們高興地從排水道口鑽出來一看，是蘇州河”。他們三個人偷偷渡過河去，抓了一個哨兵，並讓哨兵把他們帶到了四行倉庫裡的國民黨青年軍第204師師部。他們不費一槍一彈，抓獲了敵軍副師長，迫使其師部及三個營1000多個敵人放下了武器。

當時20歲的遲浩田，后來被評為甲等戰斗模范和華東三級人民英雄。

策 反

歷史的變局，常常是出於偶然事件。

5月25日上午8時許，27軍81師一路打到蘇州河的造幣廠橋（今江寧路橋），同樣被北岸敵軍的火力網封鎖在南岸，無法前進。時任81師政委的羅維道把師指揮部安在了橋南的第二勞工醫院。

這時，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反委員會委員田雲樵同志騎著自行車也來到第二勞工醫院。他同時是滬西護廠大隊的大隊長，護廠大隊的辦公室就設在這裡。

接上頭以后，他們一起商量如何避免巨大傷亡，盡快打過蘇州河去。當聽說對面的國民黨守軍是51軍時，田雲樵馬上想到一個聯系人王中民，他當時在偽海關工作，曾任國民黨少將部員，已被上海地下黨爭取過來，幾年前曾指派他策反過當時51軍的軍長王秉鉞，可惜未成功。田雲樵提出了策反國民黨51軍的方案，羅維道立即向聶鳳智軍長作了請示，得到同意后，隨即安排送王中民過橋。

田雲樵的兒子田海濤告訴記者：“據我父親回憶，王中民當時是有很大顧慮的，我父親極力說服他，希望他戴罪立功。最后王中民對我父親說，萬一他有個三長兩短，請我父親照顧他的老婆和3個孩子。我父親答應了，他這才同意過河去。”

當時，雙方仍在激烈交火。王中民敲開了橋墩下的一家煙紙店，買了紙和筆，寫了大大的“和平使者”四個字，舉過頭頂，小心翼翼地上了橋。對面看我軍先停了火，也就停止開槍，王中民很快順利過了河。

王中民被送到國民黨軍部，見到的是接替王秉鉞的51軍軍長劉昌義，原來王秉鉞已被解放軍俘虜。當時，湯恩伯等國民黨高級將領已經逃離上海市區，劉昌義成了留在上海的國民黨軍最高指揮官，時任淞滬警備副司令兼51軍軍長。

王中民說明來意后，面對解放軍強大的攻勢和勸說，劉昌義答應過河到81師指揮部談判。其后，雙方再到西郊虹橋鎮解放軍第27軍軍部商談投誠事宜。次日，劉昌義投誠起義。其所部4萬余人在江灣、大場地區集結待命。

解放軍大踏步地過了蘇州河，順著四川北路向北，直搗湯恩伯的大本營。羅維道的女兒羅憤說起當年的情景很興奮：“當我父親沖進湯恩伯的辦公室時，整個辦公室一片狼藉，外套、手杖、望遠鏡等都沒來得及帶走。我父親繳獲了湯恩伯的望遠鏡，作為戰利品一直帶在身邊。”

雖然過程坎坷，但上海解放的歷史潮流終究勢不可擋。5月27日下午，解放軍第27軍在楊樹浦受降最后一批國民黨軍殘部，上海全部解放。（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 陳彩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