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任弼時的“創造性落實”

1940年9月，黨中央決定由任弼時負責指導陝甘寧邊區工作。當時中央對處於和平環境下的陝甘寧邊區黨政工作作出了轉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重大決策部署，要求邊區先行先試開辟出一條在堅持抗戰中的自力更生的大道，尋找出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的一些規律。

1941年至1944年，任弼時多次在邊區縣級以上干部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地方黨政機關抓經濟建設工作要“發揚創造性”，努力推進中央經濟工作方針政策和工作部署在邊區更好地實現創造性落實。

如何正確對待“大膽創造”

任弼時動員大家要大膽創造，勇於“發揚創造性”，“發揚大膽創造事業的精神”，指出隻要這種大膽創造是符合黨的政策的、是群眾需要的、是適合於邊區建設利益的都要大力支持，要容許犯錯、容許失敗。

為什麼要容許犯錯？他指出，“我們在經濟建設中的許多方面的工作還是在摸索過程中，尚未走上正確的軌道，有些缺點錯誤因為我們還缺乏經驗是難於免除的”，出現一些缺點錯誤“也正表示我們是在發展當中，它們是發展中的產物”。為什麼要容許失敗？他指出，很多創造性工作都是經過了失敗的過程才逐漸發現一些規律走上正軌的。他特地列舉了兩個典型例子。一個是為落實發展公營經濟的方針，許多機關開辦了工廠，但大體上都是先賠本的，因為賠了本受了教訓，才會想方法改進，逐漸使其走上正軌進入獲利期。再一個是組織群眾辦綜合性合作社，起初是簡單地、機械地按照規章辦事，辦得群眾都不願意參加，賣的東西也不比商店便宜，最后發現真正合乎群眾需要的是像延安縣南區合作社那樣的形式。

同時，任弼時明確指出要“按照具體情況”實事求是大膽創造，堅決反對“大膽”地走偏方向。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中共西北中央局召開陝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毛澤東、任弼時先后發表講話。毛澤東指出，“發展不是冒險的無根據的發展”，“反對空洞的不切實際的大計劃”，批評在經濟建設工作中“有些同志不顧此時此地的具體條件，空嚷發展，例如要求建設重工業，提出大鹽業計劃、大軍工計劃等，都是不切實際的，不能採用的”。任弼時贊同並進一步重申了毛澤東的這個觀點，指出“像某些同志所幻想的那樣”，在地廣人稀、經濟落后的邊區建設重工業，這種“大膽”創造就是不搞詳細調查研究，憑著自己腦子裡的想當然，是不可能實現的，是一種典型的官僚主義，要堅決反對。

如何把握“發揚創造性”的實質

1944年4月，任弼時在陝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上全面總結1943年邊區經濟建設取得的巨大成績時，有一段內容是專門從方法論上論述的：邊區的干部、黨員以至於群眾，對經濟建設中發展農業生產的方法，經過去年的實踐，應當說是有了很多的經驗，現在，要使他們對於經濟建設中的金融、貿易、財政及民間自給工業等類問題，也能如農業生產一樣加以很大的注意和努力，“那我們就必然能夠創造許多新的辦法，使我們在這方面的工作很快就可以收到成效”。這段話實際上道出了“發揚創造性”的實質就是努力創造新辦法實現創造性落實。

什麼叫新辦法？正是任弼時1941年2月在陝甘寧邊區各縣干部聯席會議上要求確保完成中央下達的外運銷鹽這項艱巨任務時所提到的“先進的合理的辦法”。他提出產鹽中的交通運輸問題，強調“這項工作要靠我們政府和黨去很好地組織。我們的同志要用先進的合理的辦法做給老百姓看，起模范作用，推動群眾干”。

當組織群眾馱鹽運動成為邊區各級黨政機關抓經濟建設工作的一項中心任務后，各地如何創造新辦法抓落實一直備受任弼時關注。后來他用“這是一個很大的創造”高度表揚了一些地方在組織群眾馱鹽運動中創造的“先進的合理的辦法”。比如延安縣創造了“公私合作的二八分紅制”的新辦法來組織群眾運輸隊，既落實了“公私兼顧”的中央經濟建設工作方針，又增強了一般運輸員的工作責任心和積極性，大大提高了運輸力。他舉例該縣成效明顯的楊家嶺運輸隊，過去大車載重不過900斤，馱騾載重不過一百五六十斤，現在大車載重提高到1300至1500斤，馱騾載重則提高到200斤至220斤。

如何探尋“發揚創造性”的有效路徑

任弼時指出，“在一縣、一區、一鄉工作的同志，都要學習善於按照當地群眾的需要和可能的條件出發，去獨立地創造事業”，“能夠從群眾的利益出發，兼顧群眾的習慣，大膽並細心地在生產事業中發揮大家的創造性”，告訴大家“發揚創造性”實現創造性落實一定要圍繞“為了群眾、依靠群眾”去探尋有效路徑。

在他總結給出的要求邊區地方黨政機關落實的有效路徑中，都突出強調了“為了群眾、依靠群眾”這一探尋路徑的根本方法。

一是把中央指導制訂的邊區經濟建設計劃變為邊區群眾的計劃。一方面，“按照各縣各區各鄉不同的具體情況規定出該縣該區該鄉執行這個計劃的具體的辦法”﹔另一方面，把這個計劃以及具體辦法“在群眾面前進行很好的解釋工作，使他們擁護這個計劃，自願為這個計劃的實現而行動起來，也就是說把領導機關的計劃變為群眾的計劃”。比如中央要求普遍發展邊區變工隊，首先就應當使群眾認識這種變工隊可以調劑勞動力、調劑耕牛、增加糧食生產等好處，使他們樂意來採用這個辦法。

二是集合群眾的經驗與智慧來研究解決落實過程中不斷產生的新問題。任弼時說：“隨著邊區生產的發展，就產生許多新的需待我們解決的復雜問題。”我們過去對這些建設中的新問題是缺乏經驗，隻有依憑我們的決心、努力和創造精神，以學習的態度與群眾聯系，集合群眾的經驗與智慧嚴肅地對待每一個新發生的問題。

三是及時總結推廣群眾首創的經驗。任弼時指出，“在生產建設的運動中，一定會有許多努力生產和富有創造性的模范者在群眾中涌現”，在工作總結時要善於發現、推廣這些模范者首創的經驗教訓，並依靠這些模范者來推動面上工作的創造性落實。他指出：“去年（1943年）勞動英雄大會總結了合作勞動的經驗，今年經過黨的領導和各地勞動英雄們的推動，可能有百分之六七十的勞動力組織起來。”

如何提高干部的創造能力

“干部決定一切”，“我們上級黨部必須培養我們的干部，能夠根據黨的政策大膽地去創造”。任弼時認為要“發揚創造性”，關鍵在於邊區各級黨委要培養和提高干部的創造能力，努力打造出新時局下“富於創造能力”的干部隊伍。

在他看來，干部的創造能力主要體現在創造思維和創造實踐兩個方面，“生產建設是繁重的工作，同時又是最實際的工作，不但要用腦子去考慮問題，而且要用手用腳去改變事物”。其中提及一項重要的創造能力就是創造的精准度，富於創造能力的干部在創造過程中能做到“少犯錯誤、不重犯錯誤”。因此要求干部努力做到“每當一個新的問題發生需要處理時，能夠事前加以深入的調查研究，事后詳盡地總結經驗教訓，使我們少犯錯誤，不重犯錯誤，而能較快地走上正確的軌道”。

為了提高邊區干部隊伍在經濟建設工作方面的整體創造能力，除了培養、訓練等常規辦法，任弼時亦提出了一些新思路。比如要拓寬視野，不拘一格地從群眾中挑選富有生產經驗和創造能力的人才充實到各類干部隊伍，推舉出可以擔任公辦的紡紗或織布廠的辦廠干部、農村支部書記、鄉政府主席等。又比如在獎勵優秀的經濟建設工作干部時，增加“有創造能力”這一評選條件，激勵廣大干部善創造、能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