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溪鄉調查是一部獨特的教科書

　　在當前“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中，重溫毛澤東《才溪鄉調查》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在我看來，《才溪鄉調查》是一部獨特的教科書，蘊含著五大革命精神。

　　黨性修養精神

　　眾所周知，毛澤東到才溪鄉調查是1933年11月。這是他在1932年10月寧都會議中被免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一年之后。此前，他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兼執行委員會主席，同時還是中國工農紅軍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由於毛澤東不同意臨時中央“左”的進攻路線，臨時中央領導人對他很惱怒，不顧周恩來一再陳述挽留的意見，解除了毛澤東的總政委一職，讓他回后方專職做政府工作。他就是在這個大背景下到才溪鄉來調查的。

　　身處這種逆境，對待不公正的錯誤處理有兩種態度：一是消極沉淪、怨天尤人，怒火中燒、罵爹罵娘，乃至走向極端﹔一是保留意見，服從組織，繼續工作，發揮作用，不斷作出貢獻。一個共產黨員特別是高級干部作出怎樣的選擇，是對黨性修養的檢驗。什麼是黨性呢？簡單地說，就是黨的利益高於一切，任何時候為了黨的利益可以犧牲個人利益，在遭受不公正待遇甚至磨難時，相忍為黨顧全大局。毛澤東就是這種具有崇高黨性的人。他被解除軍職后主持政府工作，以很大精力來領導蘇區經濟建設和政權建設，到才溪鄉作調查，就是為了研究經濟建設和政權建設，為鞏固和發展中央蘇區、應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更大軍事“圍剿”作准備的。毛澤東的精神面貌沒有因“三下”而受到任何影響，這就是一種精神境界極高的黨性修養。這也就是他在后來寫的《紀念白求恩》一文中所講的：要有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他的這段話，就是對包括在“三下”，特別是這個“第三下”時期來到才溪鄉作調查的精神狀態的概括。這種崇高的黨性精神值得我們無限崇敬和永遠學習。

　　實事求是精神

　　那一時期臨時中央的指導思想是“左”傾教條主義，也就是本本主義，將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簡單地說就是唯書唯上不唯實。這是黨的歷史上最早的“兩個凡是”。毛澤東在上杭寫的《反對本本主義》就是批判這“兩個凡是”，在黨內最早提出了實事求是思想路線。他在文章開頭就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第二年他還補充說，“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這個補充很重要，不僅當年重要，現在更重要。因為現在網絡很發達，不少人通過網絡搞調查，而網絡有很多虛假信息，這樣的調查得不到符合實際情況的正確結論。所以，“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就將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接了地氣。

　　對於“實事求是”還有一個科學理解和辯証把握的問題。實事求是與解放思想不是兩回事，它們是一個銅板的兩面。換言之，解放思想就是動態的實事求是。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中雖然沒有使用“解放思想”這一概念，但這層意思躍然紙上。他說，共產黨人需要的是“從斗爭中創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線”，共產黨人需要“進步的斗爭思想”。“解放思想”概念就包含有這層意思，不解放思想是不可能從斗爭中創造新局面的。所以，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以后總結黨的歷史經驗，將黨的思想路線表述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就是旨在不能僅從靜態的思維定勢來理解實事求是，將其變成為保守作辯護的盾牌。

　　群眾路線精神

　　我認為，做社會調查研究過程的本身就是走群眾路線的過程，因為調查研究的對象是群眾，群眾路線的對象也是群眾。既然是同一個對象，那麼乍一看來的兩個過程，其實就是一個過程。這一過程之所以被看做兩個過程，是因為提出分析的角度和說明論述的內容不同，調查研究是從認識論上講的，群眾路線是從唯物史觀上講的。這是一個過程的兩重解讀。有時沒有將兩者加以貫通，往往誤認為這是兩回事。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從毛澤東到才溪鄉作調查的情況來看，會更加清楚。毛澤東作調查研究的過程就是走群眾路線的過程。他來到這裡就住在老鄉家，打地鋪，幫房主人掃地、挑水、劈柴。開完調查會后，還同老鄉一起到紅軍公田地裡干活，向群眾了解種的地瓜紅薯情況。他在這裡10 多天調查，就是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這不就是走群眾路線的生動寫照嗎？！這個調查實實在在地說明了向社會作調查研究與走群眾路線是同一個過程。

　　走群眾路線還有一個求教於人民、獲智於群眾的問題。毛澤東通過才溪鄉調查明確了兩個重要思想：一個是鄉蘇維埃建設的經驗，認為才溪鄉鄉蘇制度“將使蘇維埃與民眾的關系更加密切，將使一切蘇維埃工作的執行得著雄厚的力量”。因此，他稱贊才溪鄉是“鄉蘇工作的模范”。另一個是明確了擴紅的關鍵在於做好發展生產和政治動員工作。毛澤東在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下簡稱“二蘇大”）講的這個思想就是通過這次調查獲得的。他說，才溪鄉能做到大量擴紅，成為擴紅的模范，就是因為生產發展了，荒田開盡，凡是可耕地都種了庄稼，群眾生活好了。再加上政治工作，使群眾懂得參軍保衛蘇區就是保衛自己的勝利果實，因此這裡掀起了擴大紅軍的熱潮，超額完成擴紅任務。

　　上面論述的兩點，表明才溪鄉調查全面地體現了群眾路線精神，是我們學習和堅持群眾路線思想的生動教材。

　　執政為民精神

　　毛澤東第三次到才溪時已經沒有軍職了，是完全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身份，為准備第二年召開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來作調查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中央蘇區局部執政。也就是說，我們黨在中央蘇區范圍內就是執政黨了。按照現在的說法，這就要執政為民。所謂“執政為民”有兩層意思：一是怎樣執政，二是怎樣為民。就是為了怎樣更好地解決這兩個問題，他來才溪鄉進行了十多天調查。

　　怎樣執政？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要加強蘇區的基層組織建設。在才溪地區，區、鄉蘇維埃政府把工作的重心放在村，實行村代表主任制度及蘇維埃代表與居民建立固定聯系辦法，基層工作的許多問題都能得到有效解決。毛澤東充分肯定了這一制度，認為“依靠於民眾自己的鄉蘇代表及村的委員會與民眾團體在村的堅強的領導，使全村民眾像網一樣組織於蘇維埃之下，去執行蘇維埃的一切工作任務，這是蘇維埃制度優勝於歷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顯的一個地方”。這個辦法“應該推行到全蘇區去”，並號召全蘇區幾千個鄉都來學習才溪等鄉，使幾千個鄉都同才溪等鄉一樣，“成為爭取全中國勝利的堅強的前進陣地”。

　　怎樣為民？那就是真心實意地解決老百姓的生產生活問題。毛澤東在這裡開展調查之后三個月，就在“二蘇大”報告中明確指出：我們應該深刻地注意群眾的生活問題，從土地、勞動力問題到柴米油鹽問題，一切群眾生活中的問題，都應該提到自己的議事日程上來。“要使廣大群眾認識我們是代表他們的利益的，是和他們呼吸相通的。”我們“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解決群眾的生產和生活的問題”，“廣大群眾就必定擁護我們，把革命當作他們的生命，把革命當作他們無上光榮的旗幟”。有了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就有了真正的銅牆鐵壁，這是什麼力量也打不破的。“在革命政府的周圍團結起千百萬群眾來，發展我們的革命戰爭，我們就能消滅一切反革命，我們就能奪取全中國。”

　　精准扶貧精神

　　毛澤東來才溪鄉調查，了解情況很深入、很具體，幫助老百姓解決困難，按照現在的話說，也就是扶貧。前兩次我來才溪時，縣、鄉的同志告訴我，毛主席在溪西村調查，有一位大媽對毛主席講，她家暴動后分到的3間平房，發生火災燒掉了兩間。全家5口人，她和老頭體弱多病，守寡的兒媳婦帶著兩個孩子，大家擠在一塊住。家中又無勞力，生活非常困難。毛主席不僅安慰她，而且當夜就找來區、鄉干部研究，怎樣幫助解決這位大媽的困難。干部們想不出好辦法，毛主席開導他們說，你們找群眾商量，能否開展一個村幫村、鄰幫鄰、一村幫一戶、百人幫一人的互助活動？這使干部們開了竅。第二天，在鄉蘇干部帶動下，大家獻工獻料，各戶拿一點，幫助大媽蓋房。半個月后，新房就建好了。那個大媽很感謝，說蘇維埃政府是專替窮人消災滅禍的。在我看來，毛主席這樣幫助解決大媽的困難，就是精准扶貧。所謂“精准扶貧”：第一，要找准扶貧對象，是真正的貧困戶﹔第二，要有扶貧的具體辦法，不能空對空﹔第三，還要落實檢查，也就是驗收。這三條，毛主席當年都做到了。這就是精准扶貧精神。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中國革命歷史是最好的營養劑。多重溫這些偉大歷史，心中就會增加很多正能量。毛澤東的才溪鄉調查蘊含這樣豐富的革命精神，可以說是一部獨特的教科書。

　　(作者為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

　　毛澤東與《才溪鄉調查》

　　毛澤東1933年11月下旬的才溪鄉調查，是他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一次著名的社會調查。

　　1933年，才溪鄉（位於福建省龍岩市上杭縣才溪鎮）因在鄉蘇維埃選舉、擴大紅軍及發展經濟等方面的突出表現，得到中央蘇區及福建省蘇維埃政府的嘉獎，被譽為“第一個模范區”。當年11月下旬，在中華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和人民委員會主席任上正好兩年的毛澤東，率領中央政府檢查團，從紅都瑞金出發，沿著汀江，步行數日，來到才溪，調查“鄉蘇”（鄉蘇維埃）工作。在才溪鄉調查中，毛澤東運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對才溪人民的革命斗爭實踐進行了全面、系統、周密的調查和科學的總結，寫成《鄉蘇工作的模范——才溪鄉》（即《才溪鄉調查》）。毛澤東的才溪鄉調查，回答了“在國內革命戰爭的環境下，根據地的建設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這一重要問題，有力地鞭撻了機會主義者對根據地建設的詆毀和攻擊。毛澤東的才溪鄉調查，為我們樹立了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光輝典范。（明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