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七一”的五個第一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載：“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開幕，最后一天的會議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舉行……后來，7月1日被確定為中國共產黨誕生紀念日。”那麼，7月1日是如何被確定為黨的誕生紀念日的呢？這還要從五個“第一”說起。

第一篇紀念黨的生日的文章

發表在1921年8月出版的《新青年》九卷三號上陳公博撰寫的一篇散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文章表面看似一篇游記，實則是作者參加黨的一大經過的記述。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和浙江嘉興南湖召開，出席大會的各地代表13人，通過了黨的第一個綱領和決議，選舉產生中央局，陳獨秀為中央局書記。正式宣告中國共產黨庄嚴誕生，從此中國出現了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行動指南的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毛澤東說：“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

可是，黨的一大召開后不久，黨中央在上海曾遭到了一次破壞，包括一大檔案在內的中央檔案資料全部遺失，致使黨的一大的很多問題在很長時間成為歷史之謎。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后，長期處於革命戰爭中，風雨飄搖，歷經艱辛，在那腥風血雨的年代，也一直沒有條件紀念自己的生日。

記述黨的一大召開的文章，最早是發表在1921年8月出版的《新青年》九卷三號上陳公博撰寫的一篇散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文章表面看似一篇游記，實則是作者參加黨的一大經過的記述。

文中寫他是於7月14日由廣州啟程赴滬，21日到達上海。盡管文章中沒有寫明黨的一大召開的時間，但是在7月21日之后是沒有疑問的。

文章詳細描寫了法國巡捕搜查中共一大會場的情形：“不想馬上便來了一個法國總巡，兩個法國偵探，兩個中國偵探，一個法兵，三個翻譯，那個法兵更是全副武裝，兩個中國偵探，也是睜眉怒目，要馬上拿人的樣子。那個總巡先問我們，為什麼開會？我們答他不是開會，只是尋常的敘談。他更問我們那兩個教授是哪一國人？我答他說是英人。那個總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嚴密搜檢，於是翻箱搜篋，騷擾了足足兩個鐘頭……”

1929年，董必武和何叔衡同在莫斯科學習，何叔衡給董必武寫信詢問黨的一大召開情況。董必武於“12月31日復信何叔衡，提供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日期、議事日程及會上討論的問題等有關情況”（《董必武年譜》）。但是時隔8年，他隻記得一大是在1921年7月在上海召開，具體日期已記不得了。

最早以一篇文章專題回憶黨的一大召開的是陳潭秋。1936年，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5周年前夕，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作出《關於中國共產黨成立15周年的決定》，責成共產國際執委會宣傳部籌備並出版小冊子《中共黨史概述》、烈士傳略文集、黨和紅軍著名領導人傳略文集等。

1936年7月1日，共產國際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莫斯科舉行了慶祝中國共產黨誕生15周年宴會。《共產國際》雜志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發表了紀念中共成立15周年的系列文章。其中就有黨的一大代表陳潭秋撰寫的《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的文章。

陳潭秋，名澄，字雲先，湖北黃岡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和早期領導人。1920年，他和董必武等7人創建武漢共產主義小組，組織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會。1921年創辦湖北人民通訊社，任社長。7月，陳潭秋與董必武參加了中共一大。回武漢后先后任中共武漢地委、武昌地委、湖北地委主要負責人，曾先后出席了中共三大、五大、六大會議。1933年，陳潭秋轉移到中央蘇區，任福建省委書記，中央臨時政府糧食人民委員（部長）。1934年秋紅軍長征后，他留下來任中央分局委員，在中央蘇區堅持游擊戰爭。1935年8月去蘇聯，入莫斯科列寧學院進修學習，並參加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工作。

陳潭秋憑著自己超強的記憶力，向人們講述了中共一大召開的具體過程，提供了許多生動鮮活的細節。他在文章中寫道：“1921年7月的下半月，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的女子學校，突然來到了9個客人。他們都下榻於這學校的樓上。這到來的許多人，是中國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他們到上海來的目的，是為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中共第一次大會是在7月底開的。”文中沒有提到黨的一大召開的具體日期。

陳潭秋在文章中還回憶了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繼續開會的經過：“我們原定會議期間是七天，被偵探發現后，決定縮短為五天，但是在上海我們再沒有適宜開會的地方，於是決定乘火車到杭州西湖繼續開會，到了上火車之前又想到西湖游人太多，遂中途變計，到離上海約三百裡之嘉興城下車，嘉興有一個南湖，也時常有人雇船游覽。我們借游湖為名，雇了一隻大船，並預備酒食，在船上開會。

這一天早晨天色陰暗，但到了八時以后，即有不少游船往來湖上，對於我們的會議進行，殊感不便，到九時半以后，天忽降大雨，游人均系舟登岸，大為敗興，然而對於我們倒很便利了。我們很放心的進行了一天的討論，直到夜晚十一時閉會。”

三年之后的1939年，陳潭秋奉命回國，任中共中央駐新疆代表和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負責人。1942年9月17日，陳潭秋被捕，面對敵人的酷刑，他堅貞不屈。1943年9月27日，陳潭秋被反動軍閥盛世才秘密殺害於獄中，時年47歲。由於消息隔絕，在1945年黨的七大上，他仍被選舉為中央委員。陳潭秋的《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被史學界公認為最早回憶並公開發表的有關中共一大內情的重要文獻，有極高的史料價值。

這是我黨歷史上第一次在7月1日開展黨員教育活動，但報告沒有提到黨誕生的具體時間。

第一次在7月1日作黨員教育專題報告

據《周恩來年譜》記載，1937年7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黨的活動分子大會，周恩來作了《十六周年的中國共產黨》專題報告。

報告概述了我黨自建立以來經歷的曲折發展過程，比較了中共與歐美社會主義工人運動的不同傳統，總結了中共在大革命時期遭到重大挫折的歷史教訓，分析了我黨重新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並號召我黨要自覺地擔負起領導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任務。

報告指出：中國共產黨沒有歐美社會主義工人運動的傳統，卻承襲了中國農民革命與民族民主革命的傳統，接受了歐戰后俄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影響，站在新興的中國無產階級和廣大農民基礎上的中國共產黨已鍛煉成為共產國際最好的支部之一，不愧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之一員。報告分析中國共產黨取得成就的原因在於中共是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起來的，與中國人民有根深蒂固的聯系的黨。

報告還系統總結了中共在大革命時期的歷史教訓，指出在工人運動中最基本的弱點是“不認識爭取領導權，以為無產階級天然獲得了領導權”“由行會傳統而成的宗派觀念，形成工人運動中的分裂以至關門主義”“革命斗爭的爆發，伴著發生了‘左’傾幼稚行動，缺少經常的組織和教育工人的工作”“農民運動與土地革命在中國黨領導機關中接觸甚為落后”﹔在軍隊工作中“放棄樹立黨的基礎，退避自己建立軍隊的企圖”“缺乏武裝工農的信心和決心”。

這是我黨歷史上第一次在7月1日開展黨員教育活動，但報告沒有提到黨誕生的具體時間。

當時，在延安的一大代表有毛澤東、董必武等人。他們回憶一大是7月份召開的，但確切的日期記不清了，於是就商量將7月1日作為黨的誕生紀念日。

第一次明確黨的成立紀念日

1937年1月13日，黨中央進駐延安，環境相對穩定。9月22日，國民黨通訊社發表《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23日，蔣介石發表實際承認共產黨合法地位的談話，標志著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為進一步擴大中共的影響力，統一全黨的思想，凝聚力量，投入到團結抗戰中去，1938年春，中共中央准備舉行紀念建黨17周年活動，需要確定具體日期。當時，在延安的一大代表有毛澤東、董必武等人。他們回憶一大是7月份召開的，但確切的日期記不清了，於是就商量將7月1日作為黨的誕生紀念日。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發表演講，即《論持久戰》。他在演講中提出：“今年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的17周年紀念日。為了使每個共產黨員在抗日戰爭中能夠盡其更好和更大的努力，也有著重地研究持久戰的必要。”這是我黨領導人第一次提出7月1日是黨的成立紀念日。

1938年6月14日，中共陝甘寧邊區委員會宣傳部和邊區抗敵后援會，召開延安黨政軍、各機關團體代表第一次聯席會議，商定7月1日至7日，開展抗戰一周年及中國共產黨建立17周年紀念周活動。

第一次開展紀念黨的生日活動

據《新中華報》1938年6月15日報道，1938年6月14日，中共陝甘寧邊區委員會宣傳部和邊區抗敵后援會，召開延安黨政軍、各機關團體代表第一次聯席會議，商定7月1日至7日，開展抗戰一周年及中國共產黨建立17周年紀念周活動，並決定於7月1日舉行延安各界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7周年紀念大會。

中國陝甘寧邊區委員會於1938年6月12日發布《抗戰周年及中共17周年紀念宣傳大綱》，指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最先進階級的政黨，同時又是最忠實擁護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利益的黨，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起者，是抗日戰爭中最堅決最有組織的力量。中共17年來斗爭的歷史，是為實現獨立自由幸福新中國而斗爭的歷史，所以廣大的中國人民，都擁護共產黨，相信共產黨。”（《新中華報》1938年6月15日）

1938年6月24日，中共中央發布了《關於中共十七周年紀念宣傳綱要》。指出：“中共在為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的最后解放而英勇奮斗的17年中，是堅強與壯大起來了。它的基本主張的正確是為17年來中國的革命史所証實了，它已經在全國人民中，取得了極大的威信。它已經成為全國政治生活中的有力因素。一年來在民族抗戰的各個戰線上，中共同志已經表示出了他們是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的先鋒隊。中共同志必須在這個方向繼續努力，以求得抗戰的最后勝利。”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發布在7月1日紀念黨的生日的文件。從此，7月1日就作為我黨的生日確定下來。每年都要舉行紀念活動。

《新中華報》1938年6月25日發表的《從“七一”到“七七”紀念周，抗大是怎樣籌備的？》的文章說：“今年紀念抗戰周年與中共成立17周年是有非常重大意義的。”並第一次將黨的成立紀念日精煉地概括為“七一”。

據《新中華報》1938年7月5日報道，7月1日，八路軍后方各留守兵團軍政首長會議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去賀電，陝西公學學生會也發去賀電，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7周年。7月20日，該報又報道說：“中共的誕辰——‘七一’來到了，住在洛川安善村及其附近的八路軍直屬炮兵團在這一天舉行了大規模的軍事操作檢閱、會餐和游行大會。”

一年后，1939年6月30日的《新中華報》在一版頭條位置發表了社論《中國共產黨十八周年》，指出：“‘七一’是中國共產黨英勇奮斗的18周年紀念日，18年來，中國共產黨始終為全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艱苦奮斗，不屈不撓，在極困難的環境中，日益堅強壯大起來﹔特別是在兩年來的神聖民族自衛戰爭中，它已成為團結全民族堅持抗戰的柱石。”

《新中華報》1940年7月5日報道，1940年7月1日，延安市“各機關、學校、部隊、團體，皆於是日放假一日，以資紀念。是日街頭遍寫‘中國共產黨萬歲！’‘敬祝中共領袖毛澤東同志健康！’等等鮮明的標語，充分表露廣大群眾對中國共產黨之熱烈擁護愛戴。”該報於當日發表時評《光榮奮斗的十九年》，吳玉章發表了《以自我批評來紀念我黨十九周年和抗戰三周年》。

第一次出版建黨紀念特輯

據《解放日報》7月2日報道，延安各機關、學校、部隊、團體於7月1日放假一天，開紀念會、報告會，熱烈慶祝建黨二十周年。

1941年6月，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了“關於中國共產黨誕生二十周年、抗戰四周年紀念指示”。指示說：“今年‘七一’是中共產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中國抗日戰爭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據地應分別召集會議，採取各種辦法，舉行紀念，並在各種刊物出特刊或特輯。”指示還明確了宣傳要點，要求“各地方紀念文章，應側重說明與當地具體任務有關聯的問題。”

7月1日，《解放日報》編輯出版了“中國共產黨二十周年紀念特輯”，發表了一篇社論和朱德、林伯渠、吳玉章寫的三篇紀念文章。社論《紀念中國共產黨廿周年》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在中國歷史上創造了一個完全新的時代……中國共產黨二十年的歷史，對於中國革命還有一個不可磨滅的偉大功績，就是它已經在全國人民面前成了一個最雄辯的見証，這個見証証明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工人階級，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與一切喪失自信、希圖依靠他人和依靠機會者流的論斷相反，是能夠獨立奮斗的，是絕對不可戰勝的，是具有無限前途的。”

朱德在《中國共產黨與革命戰爭》一文中回憶了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經歷的三次革命戰爭，他深情地說：“二十年的中國革命戰爭過程，証明了一個真理：隻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最英明地掌握中國革命戰爭的發展規律﹔隻有中國共產黨，能在一切歷史時期中，永遠為當時最革命的政治目標而堅決地進行革命戰爭，反對當時中華民族和人民的主要敵人﹔隻有中國共產黨，能定出和堅持當時最革命的戰略方針。”

林伯渠在《中國共產黨與政權》一文中說：“中國共產黨高舉起布爾塞維克的旗幟，跨過了光輝英勇的斗爭道路，在短短的一段歷史途程上刻畫了永古不朽的痕跡。”他繼而說：“還是第一次，在沒有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國家裡，出現了共產黨領導的強大的軍隊，建立了共產黨領導的民主的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也是中國共產黨值得自豪的地方。”

吳玉章的《我和共產黨》一文，從他個人40多年的經歷和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歷史文化闡述中國共產黨的偉大，他說：“中國有了人類最進步的革命理論——馬列主義﹔中國有了最強有力的、群眾的、最進步的革命政黨——共產黨。”

據《解放日報》7月2日報道，延安各機關、學校、部隊、團體於7月1日放假一天，開紀念會、報告會，熱烈慶祝建黨二十周年。葉劍英在桃林作了《中國革命二十年來的經驗教訓及今后的任務》專題報告。邊區政府還在政府花園聯合舉行中共二十周年紀念大會，林伯渠主席作報告。還發表了徐特立的文章《我和黨有歷史上不可分離的關系》和山西省及晉冀豫總工會的賀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