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讓百姓認識了軍紀嚴明秋毫無犯的人民軍隊

70歲的李英成展示父親李盛發捐贈文物的感謝狀。1935年至1936年，李盛發曾擔任陳毅的通信員。1979年，李盛發將陳毅在油山用過的鐵鍋和大革命時期用過的大刀捐贈給廣東省博物館。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見習記者 張奪/攝

紅軍在廣東南雄油山鎮上朔村徐屋祠堂留下的歌詞和樂譜。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見習記者 張奪/攝

在 廣東省南雄市油山鎮上朔村，當地小學生唱起了 1934年紅軍長征路過此地時留下的《當紅軍歌》。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見習記者 張奪/攝

“工農政府”的木牌子看不見了，路邊也沒有了飄揚的紅旗，十裡相送的歌聲隻留在記憶中。紅軍官兵意識到，自己到底是走出了蘇區。

這是1934年10月26日前后，中央紅軍抵達蘇區南端的邊緣地帶，進入粵北。黑夜行軍時，紅軍干部不斷對戰士們說，進入白區要提高戰斗警惕。

和后來的湘江戰役等大仗、惡仗相比，中央紅軍主力在廣東境內的19天可以用“順利”形容：經過幾場中小規模的戰斗，中央紅軍以較小的代價迅速突破國民黨軍隊布設的三條封鎖線，轉入湖南。

軍事實力、政治博弈、軍紀嚴明、群眾支持，多方面的因素讓最初的轉移有驚無險。但一支軍隊能走多遠，取決於它是一支什麼性質的隊伍。離開中央蘇區，這支當時的新型人民軍隊並沒有脫離群眾，而是讓更多地區的百姓認識了它，讓更多窮人知道它是“自己的軍隊”。開拔的紅軍隊伍就像一台播種機，將革命的火種播撒在漫漫征途中。

粵北借道

選擇粵北地區作為戰略轉移突破口，不是臨行前的倉促決定，而是一個充滿政治智慧的選擇。

當時，與中央蘇區地理相接的廣東，主政者陳濟棠被稱為“南天王”，一個與蔣介石貌合神離的地方軍閥。對陳濟棠來說，中央蘇區從某種意義上就像一道屏障，嵌在他的粵軍與蔣介石的中央軍之間。

在接到蔣介石防堵紅軍的電令后，他曾憂心忡忡地對部下說：“咱們與紅軍的這場戰是輸不得也贏不得。若輸了，共軍進廣東，老蔣說，我來替你剿，廣東就是老蔣的了。若贏了，共軍覆滅，廣東已疲憊不堪，老蔣說，我來替你善后，廣東還是老蔣的。”

一番話道破了陳濟棠和蔣介石之間的矛盾，紅軍對此也心知肚明。1934年10月，中央紅軍實行戰略轉移前夕，周恩來和朱德一直在考慮如何利用陳蔣之間的矛盾在南線找到突破口。恰逢心急如焚的陳濟棠派人前來接觸，於是，對峙雙方的指揮員決定進行一場秘密談判。

“它符合中國傳統的兵家之道。”美國作家哈裡森·索爾茲伯裡在《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中評價說，“中國人是特別明智的民族，如果能夠達成適當的安排，他們決不會執意非要血染沙場不可。”

10月9日至11日，中央紅軍派出粵贛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何長工、中共中央局宣傳部副部長潘漢年與粵軍代表展開談判。雙方經過3天3夜的博弈，終於達成5項協議：就地停戰，取消敵對局面﹔互通情報﹔解除封鎖﹔互相通商，必要時紅軍可在陳濟棠的防區設后方，建立醫院﹔必要時可以互相借道，紅軍有行動事先告訴陳，陳部撤離40華裡。

這次借道談判對紅軍的重大意義正如周恩來所言，“將使中央正式確定長征開始的時間和突圍的方向”。1934年10月26日，中央紅軍進入粵北，借道協議在事實上減輕了紅軍的軍事壓力。

“應當說，陳濟棠總體上還是執行了借道協議。”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主任楊建偉在一篇論文中這樣總結，其証據包括身為南路軍總司令的陳濟棠把大部隊只是集結在城市特別是廣州附近，隻派出較少部隊襲擊騷擾，而非死命阻擊。同時，擁有70多架飛機的粵軍並沒有對前期採取“甬道式”大搬家、行軍速度緩慢的紅軍隊伍實施轟炸。

也正因為如此，粵軍的圍追堵截行動被蔣介石侍從室主任晏道剛評價為“送客式的追擊，敲梆式的防堵。”這次成功的統戰工作，使中央紅軍保存了有生力量，得以順利地向湖南、貴州推進。

突破封鎖

雖然有借道協議，但並不意味著沒有戰斗。廣東省南雄市史志辦原副主任李君祥解釋說，在粵軍，如此秘級的協議事后証實隻傳達到了旅一級。再加上前線一些頑固的敵軍執意阻擊，中小規模的激戰不可避免地發生。

很快，粵軍就見識到了中央紅軍猛打猛沖、驍勇善戰的戰斗作風。

1934年10月26日拂曉，坐落在紅軍從江西信豐進入廣東南雄必經之路上的新田村外槍聲大作，紅一軍團直屬偵察連在這裡發現了約200名正在修筑工事的粵軍，隨即分3路向當面之敵發起進攻，殲敵20余人。

“雖然這場戰斗規模不是很大，但是意義重大。”李君祥說，“它是紅軍進入廣東省境內的第一場戰斗，也是第一場勝仗，極大地提振了紅軍長征部隊的士氣。”

“紅軍的指揮員都是些精明能干和久經鍛煉的人……他們行軍神速，當敵人以為他們距離很遠時，卻又突然出現在敵人眼前。他們行裝輕便、不怕艱苦，到處都能生存。”哈裡森·索爾茲伯裡在書中寫道，紅軍官兵具備諸多特質，比如不怕勞累，能像山羊一樣地翻山越嶺，可以夜以繼日地連續行軍，而且打則必勝。

紅軍戰士這些特質在廣東境內的長征路上均有所體現。在突破國民黨第二道封鎖線時，紅一軍團二師六團一營在一天一夜內連續奔襲110公裡，途中吃早飯時，營長曾保堂本想讓部隊休息一下，但怕一休息就睡著了，於是決定繼續行軍。

當他們在11月2日黃昏奇襲攻佔防守薄弱的仁化縣城口鎮時，國民黨一個師的援軍距離城口鎮僅10公裡。這讓曾保堂感到后怕，如果一營行軍速度慢了一些，或者休息了一會兒，將遭遇重兵。城口鎮是國民黨第二道防線的重要關口，佔領城口，不僅撕開了敵軍第二道防線，也為5萬多名紅軍贏得了短暫休整的時間。

11月4日，為確保紅軍主力在城口鎮休整、順利西進，紅二師六團一部奉命迂回到銅鼓嶺北的山地阻擊增援的敵人。銅鼓嶺阻擊戰持續了兩天一夜，紅軍以犧牲100多名指戰員的代價，粉碎了敵軍增援城口的目的。

隨后，中央紅軍翻越海拔1600多米的大王山。負責阻擊國民黨軍隊的紅二師四團在暴雨中奔襲，趕在敵人前面搶佔了制高點九峰山，完成與粵軍的最后一戰。中央紅軍全軍比較順利地通過了第三道封鎖線。

軍紀嚴明

值得注意的是，新田、城口、銅鼓嶺、九峰山、茶料等一系列勝仗，都是中央紅軍在白區無后方根據地、無固定糧食和物資來源、無經費的情況下取得的。這也是紅軍在長征途中絕大多數情況下所面臨的外部環境。

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軍紀嚴明、秋毫無犯是粵北人民對這支部隊的印象。

紅軍借糧吃飯，走時不僅留下整潔的灶台、干淨的碗筷，還會在鍋裡留下足夠的大洋。在沒收地主、土豪的糧食和物品后，除了滿足部隊行軍需要，紅軍還把剩余大部分分給貧苦農民。

“長征經過連縣瑤漢山區的幾支紅軍部隊遵守黨的民族政策，做到秋毫無犯。”連州市委黨史研究室原主任黃兆星介紹，駐老茶坪至小東口瑤寨的紅軍，均睡在樹蔭裡、屋檐下，或睡進紙廠的紙籠裡。1935年小滿時節，紅一、九軍團長征留下宜章五蓋山的傷病員轉移到天光山時，戰士們忍飢受餓也不動瑤胞的臘肉、蔬菜。

92歲的新田村老人李梅德記得，當年紅軍戰士住在村裡的祠堂甚至街道上。“他們紀律很嚴明，不管打仗多辛苦，都不在老百姓家裡住。”打了勝仗后，紅軍戰士在村裡的牆上刷標語，還花錢買了幾頭豬，把豬肉分給村民們吃。

如果從利益角度來看待和區分軍隊性質，紅軍無疑不同於軍閥部隊。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運動，讓當時廣大農民有飯吃，願意走上革命道路。從南昌起義、三灣改編到古田會議，這支軍隊逐步確立了中國共產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點燃了“思想建黨、政治建軍”的熊熊篝火，蛻變為黨領導下的新型人民軍隊。作為新型人民軍隊的顯著標志，一心為了群眾，緊緊依靠群眾，特別是“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嚴明軍紀使紅軍在戰略轉移途中依然得到群眾擁護，迅速打開了局面。

1934年10月26日晚，紅軍主力部隊在南雄市烏逕鎮黃木嶺宿營。雖然是在粵軍控制的地區，但老百姓還是專門設立了茶水站，一些群眾提著花生、糍粑、雞蛋前來慰問，一直到紅軍離開后，這個象征軍民魚水情深的茶水站才撤銷。

粵北群眾為紅軍當向導、作翻譯、提供情報和住所、安置護理傷病員、收留失散紅軍，留下了許多動人的故事。

李梅德老人至今仍記得紅軍歌曲：“魚兒離水活也活不成，咱離開老百姓就不能打勝仗。老百姓愛護咱如同愛兒郎，咱愛護老百姓就像愛爹娘。”

中央紅軍主力部隊過境粵北隻有短短19天，但留下的革命精神深刻地改變了這片土地。

1935年3月，在廣東南雄油山鎮大蘭村召開的大嶺下會議，為中央蘇區突圍到油山的紅軍部隊確定了“依靠群眾，堅持游擊戰爭，分兵向敵后挺進﹔積蓄力量，爭取生存，准備迎接新的戰斗高潮”方針，為艱苦卓絕的贛粵邊三年游擊戰指明方向。

在項英和陳毅的帶領下，三年游擊戰為中央紅軍牽制了大量國民黨軍隊，並在抗日戰爭中成為南方的主要戰略支點之一。廣東省博物館收藏有陳毅在油山用過的鐵鍋和大革命時期的大刀。捐贈人就是當地村民，當時給陳毅做通信員的李盛發。他的兒子李英成展示感謝信時，笑得很開心。

如今在油山上朔村徐氏祠堂，當年紅軍在牆壁上寫下的《當紅軍歌》，歌詞、曲譜清晰可辨，這首歌也在幾代人中傳唱：當兵就要當紅軍，處處工農來歡迎，官長士兵都一樣，沒有人來壓迫人。

本報南雄6月25日電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王達 見習記者 張奪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