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約建黨前后的陳獨秀與李大釗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的兩個主要創始人陳獨秀誕辰140周年與李大釗誕辰130周年。“南陳北李，相約建黨”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建黨史上一段被人傳頌的佳話。那麼，“南陳”與“北李”是如何走到一起的？他們又如何進行黨的創立工作？
　　北大共事，並肩作戰
　　早在北大共事之前，陳獨秀與李大釗就曾在日本章士釗辦的《甲寅》雜志上有過關於愛國主義問題的思想對話。1914年11月，陳獨秀鑒於對現實的悲憤，寫了《愛國心與自覺心》，文章尖銳地指出中國並未形成“近代國家觀”，國人也沒有愛國的“自覺心”。對此觀點，李大釗在其《厭世心與自覺心》一文進行了支持回應，呼吁人民不要放棄愛國主義信念，要提振信心，要“求一可愛之國家而愛之”。李大釗還特別指出陳獨秀的文章是通過激烈的方式喚醒民眾的“愛國心”，其文必有弦外之意，因此李大釗撰寫這篇文章就是試圖“申獨秀君言外之旨”。可見，雖然陳李二人的文章對愛國主義的書寫角度不一，但對於愛國主義的追求卻是一致的，這種一致性成為二人在北大合作共事、共同領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基礎。
　　陳獨秀早於李大釗到北京大學任職。1917年1月13日，陳獨秀被聘請為北京大學教授兼任文科學長，到任后陳獨秀就把《新青年》雜志搬到了北京大學。李大釗於1916年未等卒業即從日本回國，先主辦《晨鐘報》，后又擔任《甲寅日刊》編輯。經章士釗介紹，1917年底受聘於北大，1918年1月接替章士釗任北大圖書館主任，並兼任教授。北大共事期間，陳獨秀團結李大釗等一大批先進分子，進入其創辦主編的《新青年》雜志編輯部，組成了新文化運動陣營。據當時人回憶，在北京大學期間，陳獨秀與李大釗接觸頻繁，“常出入李大釗的辦公室”。1918年1月初陳獨秀召集《新青年》編輯部會議，對編輯方針與編務作出重大調整，採取輪流編輯（主編）制，從第4卷第1號開始，雜志分別由陳獨秀、錢玄同、高一涵、胡適、李大釗、沈尹默輪流負責編輯，陳獨秀負總責。在陳獨秀的團結號召下，李大釗不僅成為《新青年》的輪流主編，也是主要作者之一。
　　陳獨秀提供《新青年》雜志這個陣地，李大釗則積極為《新青年》雜志撰寫文章，宣傳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學說，以及俄國十月革命。1918年7月至11月，李大釗連續在《新青年》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及《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三篇文章，在中國首倡馬克思主義，並熱情頌揚俄國十月革命。正是因為《新青年》雜志和李大釗等人的宣傳研究，使得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學說開始風靡中國。
　　巴黎和會上帝國主義欺負中國的消息傳到國內后，陳獨秀和李大釗兩個愛國主義者開始並肩作戰。1919年5月4日下午，在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的攜手發動下，轟轟烈烈的五四愛國運動爆發。在整個運動中，陳獨秀、李大釗密切關注著運動的最新進展，他們不僅積極領導、支持和參加學生的愛國運動，而且當北洋政府逮捕32名愛國學生后，他們又努力進行營救並給予行動指導。他們還呼吁學界、商人、勞工等社會各階層共同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親日派北洋政府。6月11日，陳獨秀和李大釗共同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並親自散發傳單。陳獨秀在散發傳單時被捕入獄，李大釗立即展開營救行動，並責無旁貸地擔負起這場愛國運動的領導重擔。
　　南陳北李，相約建黨
　　1919年9月16日，經過李大釗的努力營救及在全國輿論的壓力下，北洋軍閥被迫同意陳獨秀保釋出獄。對於戰友的出獄，李大釗以激動與喜悅的心情，當日賦詩雲：“你今天出獄了，我們很歡喜……什麼監獄什麼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為你擁護真理，所以真理擁護你……”
　　陳獨秀出獄后仍然處於反動軍警的嚴密監視之下。1920年初，陳獨秀受邀秘密前往武漢進行演講，因發表宣傳社會主義革命的演講而引起湖北軍閥當局的驅逐。因此，當陳獨秀回到北京時，早已收到消息的京師警察廳准備再次逮捕陳獨秀。李大釗獲悉此消息后，為陳獨秀安全考慮計，在征得其同意后，決定親自護送陳獨秀出京。此時，恰逢北方收賬時節，於是，李大釗雇了一輛騾車，裝扮為收賬先生，讓陳獨秀坐在車內。為了避免暴露陳獨秀的南方口音，沿途住宿等一切交涉皆由李大釗出面辦理。也就在這輛雇來去天津的騾車上，陳獨秀與李大釗“商討了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組織的問題”。這就是后來傳為美談的“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故事。
　　1920年3月31日，李大釗領導成立了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1920年5月，陳獨秀領導成立了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1920年8月在上海建立了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在成立之前關於黨的名稱問題，陳獨秀征求李大釗的意見，李大釗主張定名為“共產黨”，陳獨秀表示同意。在李大釗的領導下，北京共產黨組織於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李大釗辦公室正式成立，當時取名為“共產黨小組”。在各地黨的組織先后成立后，國內外已經有了8個黨的早期組織，共50余名黨員。於是，召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成立統一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就成為必然要求。在陳獨秀、李大釗的領導和關注下，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誕生。從此中國革命的面貌煥然一新。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陳獨秀便擔負起了中共中央局書記領導全國黨的工作的重任，李大釗則負責指導北方地區黨的工作。在陳獨秀和李大釗的領導下，實現了與中國國民黨的第一次合作，掀起了國民大革命高潮。1925年，在陳獨秀和李大釗的直接領導和指揮下，五卅運動獲得勝利，給予英日等帝國主義以有力打擊。
　　星辰隕落，偉業永傳
　　大革命風起雲涌之際，奉系勢力進入並掌握北京，北方革命形勢越來越險惡。1926年9月，中共中央寫信給北方區委，多次催促他們轉移至武漢。李大釗一邊為貫徹執行中央指示及時安排大批革命同志出京南下，一邊則堅持留守陣地為北伐軍打到北京做接應准備。盡管身邊的同志和朋友十分擔心李大釗的安危，紛紛勸他早日離京，但李大釗堅定地表示：“我是不能輕易離開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工作留給誰做？”就這樣，李大釗一直沒有離開北京，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堅持黨的工作。
　　1927年4月6日，奉系軍閥和“京師警察廳”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率領300多名反動軍警暴力闖入東交民巷的蘇聯大使館，將李大釗等共產黨員非法逮捕。李大釗的被捕，舉國震驚，社會各階層愛國人士強烈抗議奉系軍閥反蘇反共的暴行，陳獨秀領導的中共中央立即動員各界力量開展營救行動。當李大釗得知北方鐵路工人組織想通過劫獄營救自己后，他表示堅決反對，他說：“我個人為革命、為黨而犧牲，是光榮而應當，且已經是黨的損失……我不能再要同志們來作冒險事業……不要使革命力量再遭損失”。4月28日李大釗等同志英勇就義，壯烈犧牲。陳獨秀對李大釗的犧牲十分悲痛，他對自己的戰友是這樣評價的：“守常是一個難得的好人。他的生平言行，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光明磊落，肝膽照人。”表達了對李大釗的深深懷念和高度贊揚。隨著大革命的失敗，陳獨秀離開了黨中央領導崗位，抗日戰爭爆發后，輾轉來到重慶江津的偏僻農村，於1942年5月27日病逝。
　　對於“南陳”與“北李”的豐功偉績當時就有人寫詩頌揚道：“北大紅樓兩巨人，紛傳北李與南陳﹔孤鬆獨秀如椽筆，日月雙懸照古今。”1933年，中共北京地下組織為李大釗舉行遷葬儀式，在公祭送葬的隊伍中，有一副挽聯寫道：“南陳已囚，空教前賢笑后死﹔北李如在，哪用我輩哭先生。”作者將“南陳北李”四字藝術地嵌入挽聯之中，可見當時“南陳北李”已在社會上享有很高的盛譽，並廣為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