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革命事業必底於成

史硯芬像

　　親愛的弟弟妹妹：

　　我今與你們永訣了。

　　我的死是為著社會、國家和人類，是光榮的，是必要的。我死后，有我千萬同志，他們能踏著我的血跡奮斗前進，我們的革命事業必底於成，故我雖死猶存。我的肉體被反動派毀去了，我的自由的革命的靈魂，是永遠不會被任何反動者所毀傷！我的不昧的靈魂必時常隨著你們，照護你們和我的未死的同志，請你們不要因喪兄而悲吧！

　　妹妹，你年長些，從此以后，你是家長了，身兼父母兄長的重大責任。我本不應當把這重大的擔子放在你身上，拋棄你們，但為了大我不能不對你們忍心些，我相信你們在痛哭之余，必能諒察我的苦衷而原諒我。

　　弟弟，你年小些，你待姊應如待父母兄長一樣，遇事要和她商量，聽她指導。家裡十余畝田作為你倆生活及教育費。因我死以后，不要治喪，因為這是浪費的，以后你能繼我志願，乃我門第之光，我必含笑九泉，看你成功﹔不能繼我志願，則萬不能與國民黨的腐敗分子同流。

　　現在我的心很鎮靜，但不願多談多寫，雖有千言萬語要囑咐你們，但始終無法寫出。

　　好！弟妹！今生就這樣與你們作結了。

　　你們的大哥硯芬囑

　　史硯芬，1903年3月出生於江蘇宜興。年少喪父的史硯芬，和弟弟妹妹三人靠祖母、母親紡紗織布維持生計。母親把振興家族的希望都寄托在史硯芬身上，從小就對他嚴加管教，教育他要做一個正直真誠的人。史硯芬牢記母訓，勤奮學習，在常州的江蘇省立第五中學讀書時，經常通宵達旦看書，油燈點盡才休息。

　　1927年春，北伐軍抵達宜興，在與北伐軍的交流中，史硯芬開始接觸馬克思列寧主義，逐步樹立起共產主義信念。不久，他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參與發動農民運動和組織農民協會，與土豪劣紳進行斗爭。在轟轟烈烈的革命斗爭中，史硯芬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並任共青團宜興縣委書記。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動政變。在革命危急時刻，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號召全黨根據可能情況組織和發動農民秋收起義，以武裝斗爭反抗國民黨的壓迫。中共江蘇省委特派段炎華、匡亞明來宜興領導秋收暴動。經過三個月的准備，成立了宜興縣農民秋收暴動行動委員會，段炎華、匡亞明任書記和副書記，萬益、史硯芬任總指揮和副總指揮。11月1日，參加起義的群眾在組織帶領下分批進城，縣長狼狽逃竄，起義隊伍迅速佔領了全城，宣布宜興工農兵蘇維埃政府成立，第一面繡有鐮刀錘頭的紅旗在宜興上空飄揚。由於敵強我弱，三天后，起義軍不得不撤離，史硯芬、匡亞明等人轉移到上海。

　　到上海后，史硯芬被安排在共青團江蘇省委工作。1928年春，擔任共青團南京市委書記，其間，他在南京工人中發展組織，在學生中頻繁地開展工作，組織創辦文藝刊物，以生動活潑的形式宣傳革命理論，揭露反動派的丑惡行徑。

　　1928年5月，史硯芬在參加南京台城舉行的一次秘密會議時，由於叛徒出賣，不幸被捕。在獄中，他雖受盡酷刑，但始終堅貞不屈，並以筆當槍，寫下了《夜鶯啼月》等文章，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黑暗統治，以及對共產主義美好理想的向往。敵人對史硯芬束手無策，最終以“意圖顛覆黨國”為借口判處其死刑。

　　史硯芬面對死亡沒有絲毫恐懼，唯一放心不下家中的弟弟妹妹。自從前些年祖母和母親相繼去世后，兄妹三人相依為命，史硯芬作為大哥肩負著教養弟弟妹妹的責任。預感到自己不久於世，史硯芬拖著傷痕累累的身體，在昏黃的燈光下，寫下這封訣別信。他不得不將家庭的重擔轉交給妹妹，還對弟弟妹妹的生活作了安排，最后一次盡了大哥的責任。

　　1928年9月27日，天剛蒙蒙亮，史硯芬被押赴刑場。

　　史硯芬的獄友賀瑞麟在《死前日記》裡記錄了史硯芬犧牲當天的情景：“今日六時，史硯芬、齊國慶、王崇典幾位同志……拖向雨花台執行死刑。硯芬臨行時，身著到南京來的青綠色直貢呢夾長衫、漢清送給他的白番布膠皮底（鞋）、白單褲。因為剛洗過臉，頭發梳得光光的。他第一個先出去，神氣最安逸……硯芬臨去時，向我們行一個敬禮……‘再會’。”

　　史硯芬被敵人槍殺於雨花台，犧牲時年僅25歲。他的親屬冒險趕到刑場收殮遺體，在史硯芬內衣口袋中，發現了這封沾滿鮮血的訣別信。這封家書雖不長，但充分表達了他為共產主義理想甘願獻身的決心和對黨的事業必勝的堅定信念。

　　如今，這封家書保存在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事跡陳列館，供后人瞻仰、緬懷。（蔣守昌 李曉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