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的父親黃克誠

黃克誠和家人。（資料圖片）

　　父親有點“清官”的名氣。

　　也許是從小苦慣了，也許是后來在革命斗爭中錘煉的自覺性，他在生活上是很儉朴的。有時他可能嚴格得“邪乎”。據說當初戰爭時期有一次媽媽沒給姐姐領統一發的灰布衣，扯了幾尺花布，搞了“特殊化”，父親發了好大的脾氣。

　　父親律己與治家一向嚴格。我們家的衣食住行，除了住房由公家安排、比較寬敞外，其他都很簡單。我們小時穿的衣多由外婆縫制。家裡還種了幾棵刀豆、幾窩南瓜。於是吃菜常常不外是豆莢南瓜、南瓜豆莢，到了冬天還在吃干豆莢。

　　公家給父親配有汽車，但我們是極少能坐的。我年幼時多病，常常是叫輛三輪車去看病。我還記得雨天裡，我發著燒，坐在挂著油布帘子的三輪車裡的情景。

　　父親一向不通音樂之類的“雅趣”。因讀過幾天舊書，他對中國書法略懂一點，但也從無“把玩”的興致。過去別人也曾送過他幾幅古字畫，有些大約還是名貴的（如米芾的字)。1965年組織分配他去山西任副省長。離京前，他把我們叫去，頭一次給我們看了看這幾件字畫及他多年來保存的一些中央蘇區時代的紀念品，隨即就把這些東西一並送給了博物館。

　　說來父親唯一的嗜好就是下棋。雖然他在順利時也下棋，但對他來說，棋似乎更是逆境中的“難友”。他起初學下圍棋，就是在上世紀20年代末奔走四方找黨組織時，於異鄉的客店觀戰，觀出了一點門道。廬山會議以后，圍棋又伴著父親度過了不少空落落的時光。1964到1965年間陳祖德初勝日本九段棋手時父親歡喜的樣子，我至今還歷歷在目。

　　對於家事和子女，父親很少顧及。活了一輩子，他始終不懂怎樣和小孩子親近。直到我們長大了，他有了孫兒孫女們，他對付孩子的唯一“手段”仍是“物質引誘”的老辦法。一塊糖或一片蛋糕的吸引力自然維持不久。孩子們在他身邊也就最多呆上幾分鐘。

　　對於童年的我來說，父親只是一個疏遠的“大人”。那時我家住在北海附近，父親每天去北海散步，也常帶上我。至於人們所謂的家庭生活的“天倫之樂”，我隻依稀地記得一個小小的插曲。仿佛是在秋冬之際一個星期六的傍晚，全家人都聚在客廳裡，屋裡暖融融的。媽媽給我和二哥讀一個蘇聯兒童故事。父親和母親說起什麼地方有電影或“跳五（舞)”之類。父親把我抱起來，在屋裡打了個轉，於是母親嘲笑地說他隻會“跳六”。這件小事永不磨滅地烙在了我心中。

　　直到我成人以后，才意識到，其實從孩提時起父親的影響就已在開始塑造我們的生命。

　　我七八歲時，家裡就讓我拿襪板補自己的襪子。那時沒有尼龍襪，襪子幾乎是每個星期都得補。10歲開始學縫被子，每每東拉西扯搞不勻整，常常急哭了。在這些事上，我家的家教是嚴的。雖然我日后也遠遠不是做活兒或持家的好手，但自小較少嬌、驕二氣。

　　我上小學時，還有不少干部子弟學校，但父母送我上了附近一處街道小學。直到三年級末，我的操行得了個“中”，父母大概覺得沒有余力管教吧，才決定送我去八一學校住校。當時在那裡讀書的都是軍隊干部子弟。每到星期天，各機關都來車接本單位的孩子們。有些家長還派小汽車來。我和另一個女孩（烈士子弟）似乎是班上僅有的兩個沒車接的人。我們常常結伴去擠公共汽車。有時為了省一角錢買糖吃，就從學校所在的海澱鎮一直走到動物園。

　　我們都愛父親。雖然這愛來得很遲，雖然我們只是在經歷了生活的顛簸之后才漸漸地理解了父親。當我嘗試著把一些關於父親的雪泥鴻爪的印象和思緒綴起來時，便越來越深刻地意識到，我並不只是在緬懷自己的父親，而是在又一次地追尋整整一代革命者前仆后繼獻身的腳印。

　　千千萬萬的先驅將生命鋪作了新中國的基石。不論人們是否自覺地銘記，也不論在歷史的特定時刻裡人們怎樣地歌頌或詆毀，那一代共產黨人的努力已永遠地刻在了中華民族的命運裡。

　　他們的奮斗，他們的勇氣和犧牲精神，他們走過的彎路，他們的個人選擇所包含的歷史必然性，他們執著地夢想著的世界大同的明天……這一切，作為他們的后代，我們不會忘記。（黃梅 作者系黃克誠次女，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文章節選自她的《歲寒心——我心目中的父親黃克誠》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