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原生態的初心和使命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開幕。最后一天的會議（最新考証認為是8月3日）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舉行。中國共產黨這艘紅船，承載著初心和使命，在北京孕育，在上海制造，在南湖起航了。

初心和使命的溫度，不僅在於它的歷史抽象，更在於活生生的載體和靈魂。所以，讓我們從當年初心和使命承載者的身上，去真實地感悟歷史的溫度吧。

一大代表的原生態初心

初心，用現代語言可以作很多闡釋，但顧名思義，從歷史過程來看，就是黨成立之初的心態、心志、心願。

那麼，最初的建黨者們，是懷著什麼樣的初心，走到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起點，參與了創建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進程的呢？

參加一大的代表，有的認為是12人，有的認為是13人。我們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和《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都認定代表為13人。除此之外，還有兩位共產國際代表。

這15人中，有的沒有去南湖，所以一般認為參加南湖會議的為10人，比上海少5人。

代表中年齡最大的45歲，最小的19歲。30歲以下的9人。平均年齡28歲。

選看幾位代表的初心——

李達，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者、中國共產黨的重要創始人之一。曾三渡東瀛，放棄理科，專攻馬克思主義學說。五四期間，雖在日本，但在上海《民國日報》上發表多篇文章，為國內的愛國運動叫好，並介紹社會主義。同時，嘔心瀝血，翻譯三部著作，系統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1920年夏回國后，與陳獨秀等發起成立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同時創辦中國共產黨第一個黨刊《共產黨》月刊。隨后又直接負責籌備召開一大，對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作出了重要貢獻。

李漢俊，中共創建時期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家、思想家之一。他早年就萌生救國救民的志向，曾表示：“我們求學是要成為有用之才，以便有朝一日為國家揚眉吐氣而出力。”在留日期間，李漢俊受河上肇影響，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為此，還放棄了最喜愛的數學。1918年年底回國后，僅僅在一年半時間裡，就發表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工人運動的文章和譯文90多篇。1921年，參與籌備了一大，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重要創始人之一。

山東代表王盡美，原名王瑞俊。參加一大回濟南后，寫下《肇在造化——贈友人》一詩：“貧富階級見疆場，盡美盡善唯解放。濰水泥沙統入海，喬有麓下看滄桑。”根據這首詩，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王盡美，意在追求社會的盡善盡美。王盡美1925年就因病去世，年僅27歲。1961年董必武在紀念王盡美的詩中說：“四十年前會上逢，南湖舟泛語從容。濟南名士知多少，君與恩銘不老鬆。”

所以，如果要說初心，對於一大代表來說，原生態的初心，首先是責任之心。面對災難深重的中國，許許多多的志士仁人，以高度的歷史責任感，博覽群書，尋訪世界，探求解救中國的道路和方式。一大代表就是富於歷史責任感的人。正是救國救民的歷史責任感，推動他們走到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起點。

有責任之心，就有思考。經過尋找、思考和比較，這些人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這就有了最初的信念之心﹔有了信念，就為之而奮斗，就有了奮斗之心﹔所有的奮斗，歸根結底為了誰？為了人民，為了民族，這就是為民之心。

所以，用我們現在的語言，初心可以說很多很多。但如果要說原生態的初心，應該就是責任之心、信念之心、奮斗之心、為民之心。這與習近平總書記概括的初心和使命是一致的，也可以說是最早的體現和表現。

58名早期黨員的群像

我們再看看一大時中國共產黨黨員群體的初心和表現。

一大時，中國共產黨有多少黨員呢？多年來，一直有53人、56人、57人等多種說法。《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和《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均表述為：當時“代表著50多名黨員”。

浙江嘉興有關部門和單位對《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中提及的59名成員加以梳理，逐個考証。除了搜集、查閱、辨析歷史資料，還分赴山東、北京、廣州、湖南、湖北、上海等中共早期組織成員的主要活動地和原籍家鄉進行實地調研，搜集各地最新研究成果，逐條核實有關人員情況，整理出每一個人的生平，並以表格形式列出每一個人的姓名、年齡、文化程度、職業以及去向。剔除重復的，補充未列的，認定：在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時，早期組織成員共有58人。

201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採用了58人之說。

最初的58名黨員，分布在四面八方，他們以共同的心願和心志，創建中國共產黨，揭開了一個偉大歷史進程的序幕。

這58個人都是什麼樣的人呢？

首先從學歷來看，留學日本的18人，北京大學畢業的17人，其他大學的8人，中師、中學畢業的13人，另有2人文化程度稍低。

從職業來看，擔任教授、教師的17人，學生24人，報人（記者）、律師、職員等自由職業者10人，棄官不做的3人，工人4人。

這58個人，基本上都受過中等以上的教育。有的是參加過辛亥革命的老同盟會會員，很多是五四運動前后出國留學的知識分子，還有在五四時期成長起來的左翼青年學生。他們大多數都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活躍分子。大部分人的職業是教師、記者或學生。總的來說，這些人的家境都不錯，至少都不算太差。

顯然，這些人投身革命，參與建黨，並不是迫於生計，也不是為了個人，當然也不是逼上梁山。而是自覺肩負起救國救民的責任，試圖運用馬克思主義來改造中國和世界，從而創立了中國共產黨。

陳獨秀被稱為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五四運動的總司令，是中國共產黨的早期主要領導人。他一生風雨，曲折坎坷，先后5次被捕入獄，監押時間累計5年以上。他對中國共產黨的作用眾所周知，雖然犯了錯誤，被開除出黨，但晚年蔣介石派胡宗南、戴笠前去探望，希望陳獨秀與之合作，被陳拒絕，帶去的禮物也堅辭不受。

李大釗為創建中國共產黨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作為一名學識淵博、勇於開拓的學者，其道德、學問和思想影響了五四時期一代先進青年。1927年犧牲時年僅38歲。“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就是他一生的光輝寫照。

“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這58人中，后來犧牲、病逝的有22人﹔堅持到革命勝利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有4人﹔因各種原因脫黨的有23人，其中脫黨后又恢復黨籍參加革命工作的有5人，新中國成立后擔任各級領導干部的還有12人﹔被開除黨籍的有10人，其中有些是不公正的﹔真正叛黨的隻有沈玄廬、張國燾2人﹔陳公博、周佛海、宋介3人是脫黨后淪為漢奸的。

這些人后來的人生道路和結局，如果用一個詞來概括，就是大浪淘沙。“淘沙”的結果，少數人淘汰，大多數人還是經受了考驗。這樣的結局非常形象地告訴我們：確立初心不容易，堅持初心更不容易。

《國際歌》聲中的心志

如果要選一個始終貫穿和代表共產黨人“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而奮斗的形象化標志，《國際歌》是典型的一個。

《國際歌》，是1871年巴黎公社留下的一份寶貴的文化遺產，曾經做過第一國際、第二國際的會歌。作詞歐仁·鮑狄埃，作曲比爾·狄蓋特。

1906年，《國際歌》正式傳入俄國，為了便於傳唱，翻譯者隻選用了其中三段。

1912年，在鮑狄埃逝世25周年的時候，列寧撰文寫道：“一個有覺悟的工人，不管他來到哪個國家，不管命運把他拋到哪裡，不管他怎樣感到自己是異邦人，言語不通，舉目無親，遠離祖國，——他都可以憑《國際歌》的熟悉的曲調，給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

1923年，剛從蘇聯回國、時任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新青年》《前鋒》主編、《向導》編輯的瞿秋白，在北京滿懷激情將《國際歌》翻譯成中文。他也是選用了三段。其中的“國際”一詞，曲譜很長，但漢字隻有兩個字，沒法延續那麼長時間。瞿秋白反復琢磨，改用音譯“英特納雄耐爾”一詞，與曲調同步，馬上好唱了。

1924年6月，中共三大在廣州召開。會議的最后一天，全體代表來到黃花崗烈士陵園，由瞿秋白、張太雷領唱會議期間剛學會的《國際歌》。在雄壯有力的《國際歌》聲中，黨的三大勝利閉幕。

由此，在黨代會上高唱《國際歌》，成為延續至今的一個慣例。

193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江西成立時，曾將《國際歌》作為《國歌》。至於我們現在唱的《國際歌》，則是1923年由蕭山從俄文轉譯、陳喬年配歌的。1962年，中國音協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邀請有關專家，對《國際歌》譯文重新作了修訂。

《國際歌》不僅曲譜庄嚴、激昂，充滿著氣勢和力量，而且歌詞充分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思想。將近100年來，《國際歌》始終伴隨著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進程，鼓舞著共產黨人堅持“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要為真理而斗爭。”

“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

這些經典般的語言，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的強大精神力量。

因此，當一次次黨的會議隆重召開時，我們都能聽到《國際歌》的歌聲。

當許許多多的共產黨員走向敵人刑場時，我們經常能聽到《國際歌》的歌聲。

1929年8月，彭湃與戰友們高聲齊唱《國際歌》，呼喊著“中國共產黨萬歲”的口號走向刑場，英勇就義。

1935年6月，瞿秋白臨刑前，沿途高唱《國際歌》《紅軍歌》，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飲彈洒血，從容就義。

……

在今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園“革命烈士殉難處”的花崗岩照壁上，分別用蒙、壯、維、藏、漢五種文字鐫刻著《國際歌》和《國歌》。

《國際歌》，是中國共產黨初心和使命的反映，也是中國共產黨一路為初心和使命奮斗的典型標志。

無名英雄的奮斗和奉獻

中國共產黨在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兩大基本的革命斗爭形式：一是在農村，建立根據地，從事武裝斗爭﹔二是在城市，主要從事秘密的地下活動。組織人民群眾開展各種反抗國民黨統治或日本侵略者的斗爭。

由於城市環境非常嚴酷，在城市開展地下活動非常艱難，也具有很多的特殊性。但在黨中央領導下，各個地區、各個系統的地下黨組織，積極領導城市工作、開展地下活動，包括開展隱蔽戰線的斗爭，獲取情報，輸送物資、爭取人心，動員和組織人民群眾，極大地支持了農村的武裝斗爭，對中國革命的勝利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地下黨的成員，有久經考驗的革命家，有在不同領域工作的黨員骨干，也有滿腔熱血投身抗日和革命的青年學生。他們來自於不同的區域、戰線，從事或表面從事著不同的職業，從履歷來看似乎是三教九流。但這恰恰是黨的地下工作、秘密斗爭的需要。無論處在什麼樣的崗位和環境下，他們都有共同的信念、共同的期盼、共同的意志、共同的責任——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雖然其中也出現過變節者、動搖者，但多數人都經受住了嚴峻斗爭的考驗，展示出崇高的革命品質。

由於各種復雜的原因，黨的秘密斗爭包括在隱蔽戰線開展的工作不能公布，許多從事秘密工作同志的英勇事跡也很少得到褒揚，這是非常可惜的。所以，在可能的情況下，我們還是要更多地宣傳他們的事跡和貢獻。

赫赫有名的“中央特科”，就是開展秘密工作的重要組織。它於1927年11月由周恩來在上海建立。特科的勇士們神出鬼沒，斗智斗勇，建立了一套嚴密的安全保衛系統，派遣人員打入敵人的情報系統，鎮壓叛徒特務內奸，搜集重要情報信息，雖然也出了顧順章這樣的大叛徒，但總的說來，還是為保護黨的安全作出了重要貢獻。

解放戰爭時期，以陳修良為書記的南京市地下黨組織，在國民黨核心區展開斗爭，積極發動各種形式的人民運動，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在國民黨的國防部二廳、保密局二處、軍統南京電台總站、京滬杭警備司令部作戰處、美軍顧問團、蔣介石的侍從室和專線接線員，以及國民黨海陸空軍司令部，都安插了中共黨員和眼線，搜集了大量情報，策反了很多國民黨要人。共產黨員潘嘉鎮打入國防部二廳副廳長鄭介民家裡做家庭教師，地下黨的秘密材料竟然就藏在鄭介民家裡。到人民解放軍渡江前夕，南京地下黨市委委員朱啟鑾親自冒險渡江，將獲取的《京滬、滬杭沿線軍事布置圖》《長江北岸橋頭堡封港情況》《江寧要塞彈藥儲運及數量表》等絕密情報，送交位於合肥的渡江司令部，為渡江戰役和解放南京發揮了特殊作用。

由於工作的特殊性，許許多多的地下黨員都是無名英雄。他們所做的工作大多不為人知，貢獻也不便公開，有的還受過很多誤解和委屈。因此，他們是不忘初心、履行使命的佼佼者，永遠值得我們尊敬！

李忠杰（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