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迎紅軍”：浙西南革命中的軍民團結

　　偉大的革命實踐創造偉大的精神，在浙西南革命中，紅軍挺進師深入浙西南，堅持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路線，出現了當地農軍“三迎紅軍”的生動局面，走出一條軍民合作的道路，最終締造了偉大的浙西南革命精神，即忠誠使命、求是挺進和植根人民。

　　1935年5月10日，紅軍挺進師主力在劉英、粟裕率領下，歷盡千辛萬苦進入浙江省鬆陽縣西南邊界。下午，浙西南農軍（當地叫“青幫”）首領陳鳳生、副首領陳丹山在安岱后外垟寺嶺頭迎候﹔11日上午，農軍副首領盧子敬率領38名農軍戰士和學生舉著紅綠彩旗，敲鑼打鼓在水店外幕寮列隊歡迎﹔下午，在斗潭永福寺，“二陳一盧”召開歡迎紅軍大會，喊出“青紅一句話，永世不分家”的政治口號，並由此形成“青”“紅”大聯合，軍民合作開辟根據地的良好局面，史稱“三迎紅軍”。

　　“三迎紅軍”開創了浙西南地區軍民合作的新局面，為浙西南革命根據地的開辟、建設和保衛奠定了堅實的群眾基礎。之后，挺進師迅速組建了浙西南“地方政治工作團”，放手發動群眾，特別有鬆遂龍邊三縣的農軍和革命群眾廣泛參與，迅速聚集在共產黨和紅軍旗幟下，形成了一股澎湃的革命洪流。繼而在6月初的小吉會議上，挺進師政委會全面部署了根據地建設的各項工作任務：圍繞根據地建設的武裝割據為第一要務﹔根據地裡的黨政群團組織建設是主體﹔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則是指標性任務﹔快速開辟、全面建設根據地裡的交通聯絡情報機構，力爭在半年時間裡基本完成。挺進師之革命星火，在浙西南儼然成了燎原之勢，紅了大半個浙江。而這一切，都離不開軍民團結合作、攜手共建這一關鍵。

　　“三迎紅軍”為紅軍挺進師立足浙西南提供了群眾基礎

　　“三迎紅軍”創舉與挺進師立足浙西南，與根據地軍民齊發動、全參與、快速開辟、全面建設以及后來的根據地保衛戰，血凝山川之英勇壯烈，有著內在的必然聯系。在“三迎紅軍”最后的歡迎大會上，“二陳一盧”提出了“青紅一句話，永世不分家”的口號，旗幟鮮明地把當地農軍和群眾號召起來，並始終努力踐行這一口號。它既是農軍首領面對廣大群眾的號令，又形象地比喻了紅花綠葉相襯托、軍民魚水情深的關系。就紅軍挺進師來講，欣然接受軍民大聯合、開辟根據地這個事實，是貫徹黨的群眾路線的生動體現。在來鬆陽縣之前，挺進師已得知在浙西南腹地有這麼一支人數眾多的農軍隊伍，還有“二陳一盧”為首領的大批革命志士，對這裡的革命群眾基礎，他們已相當了解。所以才會在撕開入浙突破口后，大踏步地挺進鬆陽，急切地要與“二陳一盧”相會。挺進師首長一進入鬆陽地界，就感受到這裡老百姓的熱情、貼近與無私。事實証明這步決策是完全正確的，是明智之舉，因而挽救了生死存亡危急關頭的挺進師。

　　“三迎紅軍”是浙西南人民革命性的生動詮釋

　　“三迎紅軍”的出現本身有其必然性，並不是“二陳一盧”偶然興致使然，或是因為紅軍部隊兵臨城下，懾於其勢而不得已為之。其實，在鬆陽西南邊境之安民、楓坪、玉岩及大東壩兩鄉兩鎮，早在1926年就開始了“二五”減租減息斗爭。從那時起，廣大貧苦山民在“二陳一盧”等領導下，開展過反帝愛國和打擊土豪劣紳的斗爭。1928年，他們喊出了“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的革命口號。到了1929年至1930年間，他們又假“青幫”之名，組織農軍隊伍，全盛時達5000余會眾，在鬆（陽）遂（昌）龍（泉）邊境開展打土豪、均貧富、平地權斗爭。特別是1930年，發動了多起農民武裝暴動，范圍涉及鬆遂龍宣四縣，並打出“紅軍”旗號。暴動后來雖被國民黨軍警殘酷鎮壓，主要領導人也被通緝追捕，但他們一直在尋找機會東山再起。他們還多次到江西、福建、安徽等地尋找共產黨和紅軍，尋求得到支持和領導。完全可以這樣說，鬆陽這批農軍首領及骨干，實際上是已經具備一定的革命思想、行動及理念的有志革命者。這一帶的勞苦大眾也在他們的影響帶領下，經歷過許多急風驟雨式的革命運動，因而奠下了初步的革命群眾基礎。所以說，“三迎紅軍”的創舉，在浙西南有其必然性。

　　“三迎紅軍”集中體現了當地革命領導人的先進性

　　假“青幫”之名，行農軍之實的“二陳一盧”，其實是鬆遂龍邊的農運領袖。這裡的“青幫”，與上海灘黑社會幫派組織之“青幫”完全不同，它是一種斗爭策略，實際行的是“均貧富、平地權”的革命群眾運動。因此一旦他們有所動作，便被國民黨當局當作赤色革命組織施以殘酷迫害，大肆鎮壓。並且，他們也不等同於那些嘯聚山林、打家劫舍的土匪、山大王。他們是生存於窮苦百姓中，並為窮人伸張正義、不畏權貴、敢作敢為的英雄好漢，是革命的同路人，共產黨和紅軍的堅定擁護、支持者。當紅軍到來時，他們便義無反顧地聚集在紅軍旗幟下，並且奮不顧身地甘願獻出一切。這些特點及群眾基礎，決定了他們是紅軍可以信賴、依靠的革命力量。這也有力地詮釋了為什麼會有“三迎紅軍”這樣一個非同一般的壯舉，一個浙西南特例。

　　“三迎紅軍”打開了浙西南軍民團結合作的新局面

　　“三迎紅軍”是由鬆陽農軍領袖主動組織的，是在當時艱苦的環境條件下，他們所能夠提供的最高禮節及歡迎儀式。自此，挺進師結束了自1934年7月離開中央蘇區后一直處在被敵人前堵后追的極其艱難困苦的境地。他們一進入鬆陽地界，便感受到了人民群眾的熱情，永福寺內外群情激昂，大批民眾簇擁著紅軍戰士，噓寒問暖，握手相慶，仿佛是回到了久別的中央蘇區一樣，與幾個月來在邊界輾轉疲於奔命的困境形成了鮮明對比。有了“三迎紅軍”這個良好開端，挺進師主力得以在大半個浙江擴軍游擊，擴大紅軍影響，以實現中央賦予的吸引、牽制敵人，從戰略上策應中央紅軍長征之目標。從此，挺進師完成“進入浙江、長期行動，開創新的根據地”這一艱巨任務的信心進一步增強。

　　誠然，“三迎紅軍”的場面在今人看來，或許不那麼宏大壯觀，但是，“三迎紅軍”的意義在於那來自人民群眾的熱情，在全國革命處於低潮的時候，在國民黨統治的腹心地區，卻出現了熱情迎接紅軍的一幕，的確是十分難能可貴。這對處於生死存亡危急關頭的挺進師來說，無疑是雪中送炭﹔而對當地堅持斗爭的農軍和廣大人民群眾來說，則是有了黨的領導和革命的方向。可以說，沒有紅軍挺進浙西南，沒有浙西南廣大人民群眾的參與和支持，浙西南地區不可能掀起全國革命的局部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