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權：“太行浩氣傳千古”

　　左權，中國工農紅軍和八路軍高級將領，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1942年5月，在指揮部隊掩護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軍總部機關突圍中不幸犧牲，年僅37歲。朱德在《吊左權同志》詩中寫道：“名將以身殉國家，願拼熱血衛吾華。太行浩氣傳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躬身前哨偵察，側擊制勝
　　1937年8月，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左權任副參謀長。左權細心、沉著、理智、負責、積極，體力、精力充沛，作戰經驗豐富，指揮能力強，是部隊參謀工作中難得的人才。
　　1938年2月，日軍進犯臨汾。當時，周恩來正在臨汾八路軍辦事處。21日，朱德、左權從臨汾率部奔府城（今安澤縣），准備向上黨盆地進發，創建與鞏固太行山根據地。這時，正值日軍進犯府城。朱德在左權的建議下，決定迎擊並拖住敵人，使臨汾的機關安全轉移。戰斗中，左權先是帶領戰士利用有利地勢有效打擊日軍，隨后帶領騎兵機智迂回、突襲日軍側翼，打退了日軍多次進攻。臨汾遭遇戰殲敵200余人。同時，由於奮力阻擊贏得了時間，使周恩來在臨汾的工作得以順利結束，並保証了府城至臨汾四五十個村庄的群眾安然脫險。羅瑞卿評述道：“1938年春，日寇進犯臨汾，與我總部遭遇，左參謀長躬身前哨偵察，側擊制勝，迄今軍中稱道不已。”
　　4月初，日軍在晉西南分9路進攻129師並妄想“圍殲”八路軍總部，摧毀太行山抗日根據地。按照部署，左權制定了變內線為外線、變被動為主動，在運動戰中打破日軍圍攻的戰略戰術。左權帶領部隊以急襲手段打擊主要一路日軍，在長樂村殲敵4000余人，收復遼縣（今左權縣）等18座縣城，使上百萬群眾從敵人極端殘暴統治下解放出來。長樂村戰斗是全國聞名的戰斗，為晉冀魯豫抗日解放區的建立奠定了堅實基礎。左權高興地說，咱們軍隊和人民好比兩個拳頭，隻要配合得好，日本鬼子就是有三頭六臂，也不愁不打它個稀巴爛！
　　1940年8月，八路軍發動百團大戰。在關家垴戰斗中，彭德懷、左權的指揮所離前沿陣地很近。危急關頭，左權請彭德懷轉移到安全地帶，自己留下守候在電話機旁，臨危不懼。當他正在閱讀作戰情報時，敵機從頭上呼嘯而過，炸彈爆炸，將指揮所的古廟后牆震塌，強大的氣浪還把廟頂掀掉一角。警衛員建議將指揮所后撤，左權掃視了一下剛被炸彈揭開的古廟“天窗”，俯身抓起一件衣服包住電話機命令說：“指揮所的同志全部向前推進，猶豫等於死亡！”然后他回過頭來嚴肅地告誡警衛員：“一個指揮員怎麼能考慮個人安危，戰士們離不開我們，他們在浴血苦戰啊！”
　　李達曾回憶：“我親眼看到左權副參謀長，時常廢寢忘食，運籌帷幄﹔冒著槍林彈雨，在硝煙彌漫的戰場上，指揮部隊勇猛殺敵。為了勝利，歷盡千辛萬苦，使我永生難忘。”
　　理論修養和作戰經驗兼備的軍事家
　　左權是“兩杆子”——槍杆子、筆杆子都過硬，是既有豐富作戰經驗又有深厚理論修養的優秀軍事家。左權之所以能有力地指揮部隊不斷取得勝利，同他的深厚軍事理論修養密不可分。他曾經就讀於黃埔軍校、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是學歷最高的八路軍將領之一。毛澤東曾贊揚他：“左權吃的洋面包都消化了，這個人硬是個‘兩杆子’都硬的將才啊！”
　　無論軍務多麼繁忙，左權總是擠出時間讀書，十余年如一日。他的閱讀范圍很廣，除中共中央、毛澤東的文電指示和著作外，還有俄文版《列寧全集》《蘇聯紅軍叢書》，德國的《論新戰術》、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等。對曾國藩、左宗棠的文集，他亦經常閱讀、研究。由於他知識淵博，在觀察與分析形勢時，能高屋建瓴、抓住關鍵。他給干部講課、作報告，能旁征博引，談笑風生，引人入勝。他曾與劉伯承合譯《蘇聯工農紅軍的步兵戰斗條令》，1941年《前線》雜志連續刊載了第一部。1942年，八路軍總部發布命令，將此譯著作為步兵戰術基本教材，並指出：“今后本軍關於現代步兵戰術的研究，均應以此為藍本。”
　　左權軍事理論根基深厚，但從不好為人師。劉伯承、鄧小平曾回憶道：左權“曾以譯文囑伯承核對，偶有改動處，必細心研究之。其誨人不倦與自修虛心如此！”劉伯承經常向身邊工作人員說：“我在語文上有兩位老師，中文請教小平同志，俄文請教左權同志。”
　　左權在華北敵后5年，憑著極高的政治熱情和驚人的革命毅力，著譯20余萬字，極大促進了八路軍軍事理論建設。周恩來稱他為：我黨當之無愧的“一個有理論修養，同時有實踐經驗的軍事家”。
　　愛護戰士，心系群眾
　　左權是八路軍的高級指揮員，但他平易近人，在士兵中間素有“貼心人”之稱。他特別關心戰士的進步，總是抓住對戰士進行教育的機會，是戰士的好“先生”。
　　左權對1937年4月來到他身邊的警衛員景伯承，從關心生活、工作入手，進而幫助其學習和思想進步。一次，景伯承突然病倒，發著高燒，迷迷糊糊睡著了。醒來一看，左權正坐在床邊用手撫摸著他的額頭。見他醒來，左權關切地詢問，並安排衛士長端來可口飯菜。首長的關懷，使景伯承感激萬分。景伯承有時想家，左權適時開導：想家很正常。打日本，就是為了保衛自己的家，有家就有國，有國也有家。想了，可以寫信回去問候，告訴家裡自己在打日本侵略者，保衛家鄉救中國！在左權的幫助下，景伯承進步非常快。
　　一次，左權去看望一位從延安新調來司令部的科長。左權問長問短，發現床上隻有一條被子，並沒有墊被。過后，左權親自詢問供給部門得知，墊被已分光，隻能以后有了再補發。回到駐地，左權立即讓警衛員把自己的一床棉被送給那位科長。當警衛員問他自己用什麼時，左權指著床上又薄又窄的被褥說：“我有這條夠了。太熱，也不好。快把棉被送去！”警衛員知道左權的脾氣，執拗不過，隻好把棉被送了過去。
　　總部四科科長林海雲從1937年至1940年都和左權朝夕相處。組織決定調他去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做經濟工作，他想不通。左權找他談心說：“我們活著的人想起死去了的先烈，心裡就難過。你我都一樣，沒有權利對黨交給的任務挑挑剔剔。作為一名革命者，特別是共產黨員，應該時刻准備著，服從黨的事業的需要，直到自己停止呼吸。”經過左權的耐心幫助，林海雲思想疙瘩解開，去了地方工作。
　　抗日戰爭是人民戰爭，作戰的勝利離不開人民的有力支持。左權時刻不忘群眾、關心群眾安危。
　　1941年夏，左權率部進駐漳河兩岸，帶領軍民開荒種地，把荒灘變成“聚寶盆”。與此同時，群眾也開展了生產自救運動。左權指出：“人民是水，我們是魚，水多了，魚也活躍了。抗戰，抗他個十年八年，隻要日本鬼子願意，我們可以奉陪到底。”
　　1942年1月，左權在遼縣麻田召開警備部隊連以上干部會議，作《關於財經問題》報告。他掰著手指頭從衣服、鞋子算到小米、蘿卜、山藥蛋，從槍炮、子彈算到鉛筆、茶葉、紙張。他說，這些開支都是老百姓給我們解決的，老百姓也很窮，每一點東西都來之不易。
　　1942年2月，八路軍總部從麻田轉移。在彭德懷、羅瑞卿等人先行撤走后，左權指揮警備連殿后。他在自己很危險的情況下，還心系群眾安危，指著一處山頭叮囑警備連連長：“那裡有老百姓，敵人不上來便罷，要是上來，你們就展開麻雀戰，絕不能讓鬼子糟害老百姓。”最后幫助當地百姓安全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