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聽楊尚昆張震談周文龍將軍

——黨叫干啥就干啥的光輝典范

崔建東

2019年07月23日08:10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中華魂》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周文龍,是一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高級指揮員,是一位中國人民解放軍杰出的后勤領導,是一位將帥名錄上找不到名字的將軍,是一位為革命作出特殊貢獻的“軍地全才”。原國家主席、軍委副主席楊尚昆,原軍委副主席張震對他的評價是:聽黨指揮、兢兢業業、任勞任怨、默默無聞、黨叫干啥就干啥。

1994年夏天,周文龍將軍到北戴河療養,我作為工作人員全程陪同他,從而有機會當面聆聽了楊尚昆伯伯、張震叔叔對他的評價,也從中知道了周文龍將軍許許多多默默無聞、兢兢業業、任勞任怨、不計個人得失、從來不說、從不宣揚的點點滴滴。

親密無間

我們到了北戴河沒幾天,時任軍委副主席張震叔叔就來看他,一見面,兩人親熱得不得了,這兩個湖南老鄉用旁人很難聽懂的湖南話親熱地拉起了家常,從過去到現在,無話不談:從中央蘇區第一次反“圍剿”到第五次反“圍剿”、從血染湘江到遵義會議、從爬雪山到過草地、從直羅鎮到渡河東征、從紅大到抗大⋯⋯聊著聊著張震叔叔突然沖著周文龍將軍說:你還欠我一個抗大畢業証⋯⋯

原來,張震叔叔在抗大上學時,周文龍將軍是抗大校務部部長,學期還沒畢業,張震叔叔就接到命令要上抗日前線,由於時間緊迫,沒有拿到畢業証的張震就十分遺憾地離開了延安,故而幾十年來,每次張震叔叔見到周文龍將軍都要開玩笑的索要畢業証⋯⋯

接著,張震叔叔又曝出一件不為人知的大新聞——周文龍將軍還是我軍最早的銀行之一——冀南銀行的副董事長。

張震叔叔來過的幾天后,周文龍將軍聽說前國家主席、軍委副主席楊尚昆伯伯在北戴河療養,於是,打電話給楊尚昆的秘書,要與楊尚昆伯伯見上一見。

隔天下午,我陪同周文龍將軍來到楊尚昆伯伯在北戴河的住地,楊尚昆伯伯的蔣秘書見到我們就說:首長從早上開始就一直在念叨:怎麼還沒來⋯⋯

果不其然,楊尚昆伯伯見到周文龍將軍后,立即親熱地與周文龍將軍握手,嘴裡一直念叨:你把我這個老戰友忘了,為什麼一直不來看我。周文龍將軍說:哪裡能忘得掉,你以前是國家主席,又是軍委副主席,日理萬機,不便打擾,現在你退下來了,我不是看你來了嗎。楊尚昆伯伯說:你還是老習慣,在位不來、不在位來。

接下來,他倆你一言我一語說個不停。原來,他們都是紅三軍團的,楊尚昆伯伯是紅三軍團的政委,周文龍是紅三軍團第5師書記官、營長,而后陸續任司令部作戰參謀、軍團部秘書。1935年2月,遵義會議之后,紅三軍團取消師的建制,紅5師縮編為13團,周文龍任團管理主任,9月,周文龍擔任紅軍陝甘支隊第二縱隊司令部4科科長,這時,楊尚昆伯伯是紅軍陝甘支隊政治部副主任。1936年6月周文龍入紅軍大學第1期學習,同年12月畢業,奉中央軍委命令留校,任紅軍大學校務部副部長,楊尚昆伯伯當時是紅軍大學政治部主任,他們是名副其實的老戰友。

在他們長達數小時的聊天中,以及乘著周文龍將軍去衛生間的空隙,楊尚昆伯伯、張震叔叔講了許許多多周文龍將軍鮮為人知的故事⋯⋯

聽黨指揮

在周文龍將軍革命的一生中,有著數不清的聽黨指揮、服從命令的感人事例。

周文龍將軍,1909年1月19日出生於湖南瀏陽的一個佃農家庭,從小他思想進步,積極投身反帝反封建活動。1929年參加了農民協會,1930年參加工農紅軍,1932年1月入黨。在中央蘇區五次反“圍剿”斗爭中,參加了龍崗、中洞、水南、宜黃、寧化、廣昌等戰役戰斗,表現勇猛頑強,曾經三次負傷。

1934年5月,紅三軍團從福建打回江西,在廣昌保衛戰中,14團3營營長負傷,周文龍接任營長,奪回失去的兩個山頭陣地。也就是在這場戰斗中,周文龍再度負傷,經后方醫院數月治療始見好轉。當年10月,得知部隊有大的行動,周文龍離開休養地起程追趕部隊,師部已經開拔,他拄著拐杖又趕到了軍團總部,終於跟上了長征隊伍。

1934年11月,周文龍到5師13團任作戰參謀。11月27日,彭德懷命令紅5師急奔湘江、灌江之間的新圩,阻擊桂軍的進攻。5師14團正面迎敵,15團側翼出擊,在沒有固定工事的10裡陣地上,與上有飛機轟炸、下有炮火支持的強敵展開殊死的搏斗。在政委負重傷,團長、副團長、參謀長、政治處主任英勇犧牲,營以下干部大部分犧牲的緊急關頭,周文龍指揮不足一個營的兵力與10倍、20倍的敵人鏖戰3天3夜,協同側翼部隊掩護中央機關、軍委縱隊全部渡過湘江。

1935年5月,周文龍隨部隊過金沙江進入四川會理,通過彝族區,強渡大渡河,翻越大雪山,然后從毛兒蓋出發過草地,1935年10月12日到吳起鎮,勝利完成二萬五千裡長征。部隊到達陝北后,周文龍又參加了直羅鎮和東征戰役。

1936年6月,周文龍入紅軍大學系統地進行了軍事政治學習,同年12月畢業。畢業后,周文龍急迫地要求返回部隊,但是,軍委一紙命令留校,任紅軍大學校務部副部長,盡管周文龍心裡一百個不願意,但是,一切聽從黨指揮,一切聽從黨安排的黨性原則,使周文龍堅決地服從了軍委的命令,從此,周文龍將軍暫別硝煙彌漫的火線,走上了后勤領導的工作崗位。

楊尚昆伯伯說,周文龍同志聽黨指揮、服從黨的安排,最高風亮節的例子就是在已評軍銜,即將授銜的前夕,堅決按照組織安排,二話不說轉業到地方,與中將軍銜失之交臂,實在是非常遺憾﹔雖然我也沒有授銜,但是,我很早就到中央工作了,遺憾少一些,不像他授銜就在眼前了。

1955年,國務院決定將燃料工業部一分為三,成立煤炭、電力、石油三個工業部。周總理向彭德懷提出,部隊派得力干部支援新興的石油工業。1955年6月,總參謀長黃克誠約周文龍到中南海居仁堂談話:“國家需要石油,軍隊也需要石油,中央軍委決定推薦李聚奎同志和你到石油工業部工作。不懂的東西可以學,一個部門,除生產技術,還有財務、人事、供應、政工,這些你還是有經驗的。”隨后,軍委總干部部副部長賴傳珠告知周文龍:“你的軍銜已評定為中將,但由於轉入地方工作,9月份就不給你授銜了,希望你愉快地走上新的工作崗位。”

1955年7月,周文龍帶著未能授銜的遺憾,與李聚奎一起脫去軍裝,毫不猶豫地走上了建設石油工業這個新的崗位,從此,周文龍為新中國石油工業的蓬勃發展,嘔心瀝血、殫精竭慮、任勞任怨地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兢兢業業

1937年1月,紅軍大學改名為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隨著“抗大”名聲越辦越響,從蔣管區和各地慕名而來的青年越來越多。到第3期,學員已超過4000人,校舍緊張,連打地鋪的地方也沒有了。校領導研究,對外宣布“招生名額已滿,暫時停止招生”。這件事被毛澤東知道了。毛澤東找楊立三、周文龍(正副校務部長)談話,明確指出:“抗大就是為抗日戰爭培養干部,越多越好,豈有停止招生之理,校舍困難,想辦法解決。”楊、周二人帶領有關人員走遍延安的大川小溝,對地勢、土質、水源作了全面勘察,最后選定在鳳凰山、清涼山麓開土建窯。兩個多月的時間,共挖出200余孔總面積達3000余平方米的新校舍,各地合格青年想來上抗大,基本都能容納。

周文龍將軍擔任抗大校務部長期間,正是國民黨對陝甘寧邊區實行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根據地生活極為困難的時期。他積極領導抗大師生開展生產自救活動,兩個多月完成18000畝的開荒播種任務。各伙食單位養豬、養羊、養雞、種瓜、種菜、種豆、開作坊、磨豆腐、做粉條,師生生活逐步得到改善。

1940年3月,周文龍將軍調任八路軍供給部副部長。4月,奉命隨朱總司令去西安,領取自1939年10月以來被國民黨扣發的軍餉。6月初,全數領到現金近258萬元,還將5.1萬元殘幣換成新幣。7月20日回到八路軍總部駐地,彭總從屋裡跑出來,一把攥住周文龍的手,上下打量很久,說了一句“辛苦了!”周文龍向彭總、左權副參謀長、楊立三部長展開清單,包括1939年冬衣、1940年夏衣、糧米費、醫療費、兵站費⋯⋯實領現金257.795萬元。

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歲月,周文龍將軍兼任冀南銀行副董事長。他根據總部首長關於“在敵后根據地建設自己小后方”的指示,鞏固建設兵工廠、被服廠、鞋廠、皮革廠、紡織廠、造紙廠、肥皂牙粉廠等,利用山區有利條件,與敵人巧妙周旋,千方百計地滿足軍用民需。

1942年7月,周文龍將軍任八路軍后勤部副部長,積極協助八路軍副參謀長兼后勤部部長楊立三做好后勤保障工作,為大反攻奠定了基礎。

解放戰爭時期,周文龍將軍任晉冀魯豫軍區后勤部部長兼政委,華北軍區供給部部長、政委,總后勤部參謀主任等職。1945年9月,周文龍將軍受命組織上黨戰役的后勤保障工作。1947年6月,劉、鄧率12萬大軍千裡挺進大別山。周文龍將軍日夜操勞,運籌得當,將作戰物資源源不斷地送上前線,保障部隊連續十幾個月艱苦作戰,取得殲敵26萬的輝煌戰績,創建了有3000萬人口的中原解放區。1948年5月,晉冀魯豫軍區與晉察冀軍區合並組成華北軍區,周文龍任供給部部長。此時,三大戰役逐步拉開序幕。12月,周文龍將軍受命組建華北軍區石家庄辦事處,任辦事處主任,完成淮海、平津、太原戰役的物資調供,保障四野南下,裝備18兵團、19兵團進軍大西北。

1949年除夕聚餐會上,劉伯承司令員笑著對周文龍將軍說:“你的黃色炸藥真送得及時,要是遲到幾分鐘,黃維就跑掉了。”毛主席舉杯到后勤部長桌前說:“前方打勝仗有你們后勤部門的功勞啊!”

1950年10月,志願軍入朝作戰。糧食、彈藥、冬服、藥品、運輸工具的供應十分緊張。前線申請物資的電報雪片一樣飛來。為及時解決前線急需,總后勤部部長楊立三、華北軍區后勤部部長周文龍一起搬到中南海聶榮臻代總參謀長兼華北軍區司令員辦公室隔壁辦公。

1951年1月底,朝鮮前線需要彈藥1.4萬噸,我國生產能力隻有1500噸,不足之數,向蘇聯購買。華北軍區在努力擴大生產的同時,大批翻修繳獲的日、美炮彈,以解燃眉之急。為解決部隊穿衣吃飯問題,短短幾十天趕制冬服21.5萬套(其中東北10萬套,華北11.5萬套),動員北京、天津、石家庄、太原等地區軍民制作炒面466萬斤,解決前線因敵機低空偵察不能生火做飯的問題。

3年間,周文龍將軍主持裝備了出征部隊3個兵團、9個軍、7個特種兵師團,前送彈藥、油料、人馬裝具、糧油食品、藥品器械等總計17.2萬噸,5886個車皮,由華北軍區調干為主組成志願軍后勤第二分部,包括3個醫院、3個醫療隊、3列衛生列車、2個軍械庫、2個兵站、1個汽車團、1個騾馬團,人員實力8977名。所有這些,都為打贏抗美援朝戰爭,提供了有效的后勤支援。

戰爭結束、部隊入城,由流動改為駐防,周文龍將軍受命組織龐大的營房建造任務。經勘察規劃,總面積307萬平方米、造價2.3億元營建任務分3年逐步完成。其間,為建好一個子弟學校,周文龍將軍四處奔走,以280匹市布的價格買下京西海澱樂家花園,創建了知名的“八一學校”。如今,從這個學校畢業的學生,已有不少走上黨和軍隊的領導崗位,其中就有習近平總書記。

“文化大革命”中,周文龍深受其害,到1976年夏秋之間,周文龍還沒有被“解放”,老戰友王平、楊得志出於關心愛護,邀他暫離北京到部隊“走走看看”,呼吸點新鮮空氣。在武漢軍區,老戰友盛情款待。再到廣州軍區見到許世友司令,許世友(原抗大校務部副部長)高興地大叫:“我的老部長呀,幾年不見你了,聽說你受沖擊很厲害,真是黑了天!”昔日戰友情深意長,都勸周文龍爭取回部隊工作,周文龍也有這樣的願望,於是向中央遞交了歸隊的申請。

1978年11月,69歲的周文龍經中央軍委批准再次入伍,任解放軍總后勤部顧問,增補為總后黨委委員。這個年齡,這樣的職務,在我軍歷史上很不尋常。1980年3月,總后勤部王平政委奉軍委楊尚昆副主席指示,派周文龍將軍解決安徽、江西、湖南、湖北部隊干休所老干部不斷向軍委寫信上訪的問題。周文龍將軍絕不以老資格自居,平心靜氣地講話,充分傾聽老同志的呼聲。老同志把周文龍將軍當作貼心人,暢所欲言,態度誠懇,周文龍將軍一一記下,通過多方聯系、交涉,使問題一一妥善解決。能在晚年為這些老同志和他們的親屬做點實事,周文龍將軍頗感欣慰。

默默無聞

周文龍將軍為部隊建設、國家建設、尤其是石油工業建設廢寢忘食、嘔心瀝血、兢兢業業、任勞任怨、功不可沒。但是,由於他一生低調行事,從不張揚,因此,許多功勞鮮為人知,如果不是楊尚昆伯伯和張震叔叔親口所述,恐怕這些事情和功勞將會永遠的塵封了。

上個世紀50年代初,部隊后勤正規化建設以學習蘇軍為主,前后有多位蘇聯軍事顧問到華北軍區工作。周文龍將軍虛心學習、認真總結,提出了許多建議,其中后勤運輸、公路建設、油料供應建議,受到充分重視並在實踐中得到印証。

石油工業部成立后,李聚奎任部長,周文龍任副部長、黨組副書記,分管干部、勞動、財務、教育、物資供應、國際交流等工作。

石油會戰雖然不必冒槍林彈雨,但其艱苦創業的難度,不亞於戰爭年代。周文龍以其果敢堅毅的性格、通達干練的能力和軍隊工作的豐富經驗,多次帶領工作人員走戈壁、進荒原,哪裡有石油就到哪裡、哪裡有困難就到哪裡、哪裡有問題需要解決就到哪裡。

周文龍看到大慶石油會戰實行鑽機整體搬家時缺少牽引設備,周文龍就與裝甲兵司令員許光達聯系,很快得到一批退役的蘇式T—34坦克,用作鑽機搬遷的牽引車。通訊器材緊張,周文龍又找通信兵部王諍部長,一次就調給500公裡的通訊線材。會戰人員緊張,周文龍寫信向羅瑞卿總參謀長求援,羅總長批示從1960年退伍兵中動員3萬人給石油部。此外還陸續調集了3000余名轉業干部支援石油建設。1963年,大慶油田生產原油470萬噸,佔全國石油產量半數以上,周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宣布:我國經濟建設、國防建設和人民所需要的石油,基本上都可以自給!

石油工業部組建的頭一個10年,是我國經濟建設艱難起步的時期,在國家重點投入和各部門、各地區大力協作支援下,陸續開發出克拉瑪依、柴達木、大慶、華北、勝利、大港、遼河、南陽、江漢等陸上油田,並著手海上石油的勘探開發。由於缺少有經驗的船員、潛水員和運輸船隻,周文龍找到海軍司令員肖勁光,肖勁光表示全力支持,不久就調給8艘登陸艇,200余名有海上工作經驗的復員戰士和8名潛水員,同時還將打撈上來的“重慶號”巡洋艦作為海上倉庫交付他們使用。1966年,在渤海灣建起第一座鑽井平台,開鑽建成后單井日產原油30噸,是我國石油工業從陸地向海洋邁出的第一步。

在石油部,周文龍一直分管教育,並兼任石油干部學校校長。

他回想毛主席兼任抗大教委會主席的情景,認真學習領會毛主席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教育方針,他提議把大慶會戰的經驗編入教材,得到部黨組一致認同。為進一步提高教學質量,他要求各石油院校認真貫徹基礎理論、基本知識、基本技能教育的“三基提綱”,對一茬茬畢業生走上工作崗位多有裨益。

周文龍分管干部工作,特別重視從基層干部和優秀工人中提拔各級干部,堅持“三老四嚴”,在實踐中考驗識別干部,在開發建設油田中培養年輕干部,使石油工業人才輩出,成為“工業學大慶”的一項重要內容。

來源:《中華魂》2019年第7期

(責編:曹淼、任佳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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