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對解決澳門問題時機的把握

　　澳門即將迎來回歸祖國20周年。與解決香港問題一樣，解決澳門問題從一開始就是在鄧小平親自領導下進行的。不過，澳門回歸祖國面對的問題挑戰與香港有所不同，針對其特點，鄧小平特別注意把握解決澳門問題的時機。
　　“拖一下”的玄機
　　澳門歷來是中國領土，但自1553年起，被葡萄牙非法佔據達446年。不過，相較於鴉片戰爭后才被英國佔據的香港，收回澳門的主權和管治權卻不那麼復雜。因為香港問題是英國政府先后通過三個不平等條約強迫清政府割讓和租借香港的土地造成的。澳門方面，雖然在鴉片戰爭后葡萄牙政府也曾向清政府提出一些不平等條約，使其管治權合法化，但其承認澳門的領土主權屬於中國，葡方只是“永駐管理”，這為中方提供了有利於收回澳門的前提。
　　1974年葡萄牙發生革命，之后宣布實施非殖民地政策，承認澳門是中國領土而不是葡萄牙殖民地。1979年2月8日，中國和葡萄牙建立正式外交關系，同時就澳門問題雙方達成原則諒解，同意“澳門是中國領土，定將歸還中國。至於歸還的時間和細節，可在將來認為適當時候由兩國政府談判解決”。
　　當時，鄧小平並沒有急於解決澳門問題，而是精細地把握著澳門回歸進程的節奏，這是出於對實現祖國統一的全盤考慮。很長一段時間，他沒有單獨提出澳門問題，而是在論述台灣、香港問題時同時談到。不單獨論述並非不關心，而是有整體的計劃。
　　1987年，在《中葡聯合聲明》簽署前，鄧小平向葡萄牙總理卡瓦科·席爾瓦闡釋：“就澳門問題來說，解決的條件早已成熟，你們早就想把澳門還給我們。我們拖了一下，主要是當時對用什麼方式解決澳門問題還沒有考慮成熟。因為解決了澳門問題，香港、台灣問題怎麼辦？”他還指出：“中國在不長的時間內解決了香港問題、澳門問題，為處理國際上有爭議的問題樹立了一個范例。”
　　可見，“拖一下”的玄機在於，在實現香港、澳門回歸祖國的過程中，中央採用的是先難后易，首先集中力量解決主要矛盾的戰略。實踐証明，經過復雜斗爭實現了香港問題的解決，同時也就為澳門回歸提供了成功、生動的范例，形成了比較完備的方案，創造了非常有利的條件。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發表后，鄧小平於10月3日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規模達200人的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其中包括澳門立法會議員、出口商會會長吳榮恪，他在活動快結束時請鄧小平談一下澳門的問題，鄧小平向眾人說明：“澳門問題的解決，想用香港的方式，我們以前不講，是不要因為澳門問題影響了其他。澳門問題的解決當然也是澳人治澳，‘一國兩制’。”這是鄧小平就解決澳門問題的原則和方式首次公開表態。
　　“拖一下”的另一個目的是保持澳門的穩定繁榮。鄧小平的上述表態迅速引起澳門居民的熱烈反響。盡管對“一國兩制”普遍接受，但當年很多澳門人還沒有在心理上真正准備好迎接回歸，尤其是澳門的地域和人口規模都比較小，澳門人長期被排除在政府管理之外，比較缺乏治澳的人才，確實存在一定的不安情緒。於是，鄧小平時隔兩天再次發聲。
　　10月6日，鄧小平會見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馬萬祺夫婦時說：“澳門問題也將按照解決香港問題那樣的原則來進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五十年不變等等。澳門收回后，賭業可以繼續下去。”通過連續的兩次談話，鄧小平重申了我們一貫的立場，闡述了澳門問題解決的方式和時間，發揮了穩定澳門人心的作用。
　　次年2月22日在廣州珠島賓館，鄧小平向馬萬祺等人詢問澳門的社會經濟情況。馬萬祺回答說：澳門目前社會比較安定，經濟也有較大的發展，1984年出口總值增長幅度較大。鄧小平連連稱好，他向澳門同胞致以節日問候，並對華裔工商界人士促進澳門政治穩定、經濟發展給予鼓勵。
　　1985年5月24日，葡萄牙總統拉馬略·埃亞內斯訪華，鄧小平對他表示：“中葡之間沒有吵架的問題，隻存在一個澳門問題。這個問題在兩國建交時已經達成諒解，隻要雙方友好協商，是不難解決的。”這時，關於收回澳門的時間實際也有三種考慮：一是早於香港，二是同時收回，三是晚於香港，錯開一點。鄧小平傾向於第三種考慮，但是主張必須在20世紀內解決。這是在中葡談判開始前就已經確定了的。
　　不容許“拖”的宣言
　　中葡兩國政府就澳門問題的談判自1986年6月30日開始，用時8個半月，共4輪。雙方存在兩個比較大的分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澳門回歸的時間。
　　中方在談判啟動時即提出：比香港回歸晚一年，1998年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這樣表示澳門與香港不同，也有利於平穩過渡。但葡方卻要求在葡佔領澳門450周年，即2003年歸還澳門。
　　為什麼葡方非要推遲交接時間呢？首先，葡萄牙仍想把澳門當作在東南亞拓展貿易和文化的橋頭堡，不願放棄在澳門的諸多利益。其次，則與葡萄牙國內的黨爭有關。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西歐各國的絕大多數政黨都對黨綱進行了重大修改，以爭取最大多數選票為目的。而葡萄牙各政黨左右翼之間的分野卻依然比較鮮明，四大傳統政黨地位穩固，代表左翼的社會黨和代表右翼的社會民主黨兩強相爭的局面一直持續。1985年，社會民主黨剛剛上台執政，變成在野黨的社會黨希望扳回一城，與中國進行的關於澳門問題的談判也成為兩黨大做宣傳文章、爭奪選票的競技場。社會黨的領導人甚至公開表示，要到葡佔領澳門460周年，即2013年才把澳門歸還中國。
　　澳門回歸時間的問題經曠日持久的談判，無法達成協議。1986年11月，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周南訪問葡萄牙深入磋商，但雙方仍未能取得共識。
　　鄧小平看清了這一情況的本質，他特別堅決地要求：“澳門必須在本世紀內收回，不能容許葡萄牙把它在澳門這條殖民主義尾巴拖到下一個世紀。”在這一原則指導下，周南在回國登機前向記者表示：“在20世紀末之前，完成港澳回歸祖國的大業是中國人民的意願，也是中國政府的決心。”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於12月31日再次表態：“任何關於2000年以后交還澳門的主張都是不能接受的。”同時中國政府決定將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的時間調整為1999年12月20日。
　　面對中方不可動搖的堅定立場，葡方不得不作出反應，軟化了原有立場，強調加強葡萄牙與中國友好合作關系有“極大重要性”，並向我方作出友好表示。1987年，葡連續2次召開最高國務會議，由總統親自主持，討論長達數小時，最終接受了中國1999年12月20日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的方案。
　　對節奏的把握促進了祖國統一和地區繁榮穩定
　　無論在內政還是外交領域，對時機的精確把握都非常重要。所謂“相時而動”“及鋒而試”，鄧小平對解決澳門問題節奏的把握，張弛之間蘊含高超的外交智慧和領導藝術，既營造最有利的前進態勢，又抑制可能出現的消極因素，促使這一歷史上長期遺留的問題最終得到圓滿解決。1987年《中葡聯合聲明》簽訂后，日本《每日新聞》稱贊：“具有長期殖民地歷史的澳門歸還給中國，在亞洲解放史上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應該贏得歷史性的評價。”
　　“一國兩制”的天才構想，為解決台灣、香港和澳門問題提供了最佳方案。全程參與這項工作的周南則談道：“鄧小平不但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國兩制’的光輝思想，而且親自領導了按照‘一國兩制’思想解決香港和澳門問題的全過程。”“他都是在關鍵的時刻，對於一些重大的關鍵性的問題，作出了關鍵性的指示。”
　　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功，使中國社會安定團結、欣欣向榮，也使祖國統一大業不斷邁向前進。20年來，澳門出色地實踐了“一國兩制”，保持穩定繁榮，發展多元文化，打造世界旅游休閑中心、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台，取得令世界矚目的發展成就，如今更成為“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閃亮的“盛世蓮花”。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澳門回到祖國懷抱，走上了同祖國內地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寬廣道路。這是中華民族發展進程中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件，開辟了澳門發展新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