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萬大軍睡馬路

世間總有些記憶要歸於永恆。在紀念上海解放七十周年之際，回首上海從“冒險家的樂園”到享譽全球的現代化大都市的神奇發展歷程，人們都不會忘記1949年5月，第三野戰軍攻佔上海后為了不擾民，十萬將士夜宿馬路那一震撼人心的場景。作為即將在全國執政的中國共產黨最好的形象代言人，仁義之師以亙古未有的壯舉，征服了曾見識過各種軍隊的上海人民﹔那張攝自南京路的令世界驚嘆的照片，極大增加了一支人民軍隊的美譽，成為共產黨獻給人民的最好的禮物。

“進入上海，對於中國革命來說，是過一大難關”

1949年，中國革命戰爭勝利的天平，已經明顯向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傾斜。

1948年11月16日，淮海戰役發起第十天，中共中央軍委決定，由劉伯承、陳毅、鄧小平、粟裕、譚震林“五同志組成一個總前委，可能時開五人會議討論重要問題，經常由劉陳鄧三人為常委臨機處置一切，小平同志為總前委書記”。1949年2月21日，中共中央軍委確定，由第二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政治委員鄧小平，第三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陳毅、副司令員粟裕、副政治委員譚震林五人組成的淮海戰役總前委，在渡江作戰中“照舊行使領導軍事及作戰的職權”，對准備參加渡江戰役的第二、第三野戰軍和第四野戰軍一部及中原、華東軍區部隊，實施集中統一指揮。

1949年4月20日，南京國民黨政府拒絕在《國內和平協定》上簽字，國共談判宣告破裂。4月21日，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發布向全國進軍的命令。4月20日夜至21日，在西起湖口、東至靖江的千裡江防上，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分中、東、西三個突擊集團強渡長江，國民黨苦心經營三個半月的長江防線頃刻土崩瓦解。

戰爭局勢發展之快，甚至超出了中國共產黨人的預料。

4月23日，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中國共產黨人自大革命失敗告別城市后，橫掃千軍如卷席的雄師勁旅尚未完全做好准備，就接踵進入了江南的大都市。

年初，在中國革命的重要歷史轉折關頭，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了“兩個務必”的重要思想，指出：“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並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了城市。”毛澤東要求黨和軍隊“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鑒於新解放區干部十分缺乏，毛澤東強調“人民解放軍永遠是一個戰斗隊”，同時指出“人民解放軍又是一個工作隊”，“我們必須把二百一十萬野戰軍看成一個巨大的干部學校”。

4月1日，部隊向江南進軍前，第三野戰軍就公布了《入城三大公約十項守則》，明確提出了部隊進入大城市“不住民房、商鋪”的要求。中央軍委已給總前委和華東局發出南京解放后關於外交工作八條指示。怎料部隊一進城，就發生了牽動世界視線的涉外風波。

按照預定作戰計劃，接管南京的任務本由陳賡統領的紅軍部隊第二野戰軍第四兵團擔負。由於國民黨部隊兵敗如山倒，我軍兵臨南京城下之際，陳賡所部尚在安徽望江至江西湖口地段，抵達南京尚需時日。渡江戰役總前委確定，三野八兵團派兩個軍進駐南京。4月23日凌晨，由魯中南縱隊和濟南戰役中吳化文率領起義的國民黨整編第96軍一部改編的35軍，率先攻入南京城。4月25日清晨，35軍103師307團一營營長謝寶雲，帶通信員為部隊安排食宿時，誤入西康路美國駐華大使館。出生於中國杭州的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看到貿然闖入的解放軍官兵十分吃驚，用嫻熟的中國話說：“我是美國大使司徒雷登，你們進入使館就是侵犯美國，必須立即退出！”不熟悉外事常識和紀律的謝寶雲回答說：“我們不知道這是美國大使館，這是中國的地方，這所房子裡的所有東西都是屬於人民的。”

一場涉外風波由此而生。一時間，西方在寧外交官均提心吊膽。

4月27日凌晨四時，毛澤東為中央軍委起草了致總前委的電報，其中有幾句分量很重的話：“三十五軍到南京第二天擅入司徒雷登住宅一事，必須引起注意，否則可能引出大亂子。”

鄧小平和陳毅接到毛澤東的電報，尚在向南京進發途中。鄧小平看到電報對陳毅說：“主席生氣了。”陳毅亦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此刻，兩人更加透徹地領悟了3月初，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期間講的“進入上海，對於中國革命來說，是過一大難關”這句話的深刻內涵。

陳毅一到南京，就親自檢查了解入城部隊執行紀律的情況。

4月28日清晨，鄧小平和陳毅起床后在“總統府”漫步。

來到東園，隻見滿地是水，連走廊裡的紅地毯也泡在水中。一問方知，原來是戰士對自來水龍頭好奇，扳來扳去跑了一地水。陳毅令部隊把屋內外打掃干淨，除站崗執勤人員外，全部撤出“總統府”。

按照中央軍委批准的計劃，第三野戰軍一星期后將要解放和接管上海。陳毅在南京調研后認為，一星期后進上海，城市可以攻下，但接受准備工作量甚大，時間顯然太短了，搞不好真可能“引出大亂子”。陳毅與鄧小平商量，總前委再三研究，於4月30日向中央軍委提出，攻佔上海盡可能推遲半個月到一個月為好。毛澤東接電報后經過三天縝密思考，同意總前委的意見，決定推遲攻佔上海。

1949年4月30日，總前委電告准備參加上海戰役的第九兵團、第十兵團，部隊進入上海前，集中一段時間進行整訓，再對干部戰士進行一次入城政策紀律教育，首先過好“政策關”，為跨越中國革命的“難關”做好充分准備。總前委認為，“根據南京經驗，在我黨我軍未作適當准備，倉猝進入大城市，必然陷於非常被動的地位”，“如不經過十天左右的整訓，進城之后一定會發生許多問題。”

5月3日，毛澤東批准了總前委的報告，中央軍委復電明確，第三野戰軍推遲進佔上海，“以便有十天時間作准備工作。”

總前委決定，這次由參戰部隊官兵和接管干部參加的專題整訓，在東距上海200公裡、北距南京68公裡的丹陽舉行。總前委對三野指戰員提出兩條要求，解放上海，一要打得好，顯示出我軍的威力和藝術﹔二要進得好，入城后部隊政策紀律好，軍容好。

“野戰軍不能再‘野’了！”

1949年5月，僅有3萬人口、因丹鳳朝陽一語得名的小鎮丹陽，忽然熱鬧起來。5月2日，三野副司令員粟裕，率部分參與接管上海的干部從常州進駐丹陽。5月3日，陳毅從南京經鎮江抵達丹陽。5月6日，總前委書記鄧小平帶華東局財委一批干部亦趕到丹陽。

總前委認為，在進入上海的各項准備中，最重要的准備是思想准備。從5月4日起，准備接管上海的南下干部，開始認真學習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精神，從思想上解決黨的工作重心從鄉村轉到城市的問題。關於城市接管政策的學習，主要安排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即“約法八章”）《中共中央華東局關於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城市政策匯編》，以及華東軍區暨第三野戰軍司令部頒發的《入城守則和紀律》等內容。5月6日，華東局在丹陽召開有180多名部局以上干部參加的會議，進一步強調了接管上海應嚴格遵守的政策紀律，提出要保持人民軍隊艱苦朴素的傳統和作風，既要能睡洋房、點電燈，又能睡牛欄、點油燈，思想上千萬不能腐化，保持我們的勝利。

1949年5月8日，陳毅在丹陽街頭散步，走到光明大戲院前，從海報上看到戲院正在演出歌劇《白毛女》。熙熙攘攘的戲院門口，有幾個沒票的軍人硬要往裡闖，不讓進就鬧了起來，有票的老百姓反而進不去了。部隊官兵都已看過《白毛女》，為啥沒票還要強闖戲院？陳毅劍眉緊鎖，親自上前干預，要求沒票的軍人全部退場。

光明大戲院見聞，令陳毅憂思愈甚。4月1日頒發《入城三大公約十項守則》后，部隊已搞教育，可在南京、杭州和丹陽，還是發生了不該發生的問題。面對從鄉村到城市的轉折，在長期農村包圍城市武裝斗爭中所向披靡的人民軍隊，正經受著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

早在1949年2月，三野南下到達徐州東北的賈汪不久，陳毅就找到時任司令部城市政策組組長曹漫之，要他組織起草三野入城公約和守則。陳毅說，自古以來，軍隊進入城內，住進民房，干好事的不多。我們很快就要進入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那裡的老百姓受國民黨反動宣傳的影響，對我軍很不了解。我們進城以后，一定要嚴守紀律，給他們一個好的“見面禮”。因為老百姓接觸我們，首先注意的是軍隊的紀律，所以，入城紀律是入城政策的前奏，入城紀律搞不好，以后影響很難挽回。你要好好把這份文件起草好，提請總前委領導討論。曹漫之記錄完陳毅的指示，剛轉身離去，陳毅又把他叫回來，專門交代說，你去找些歷史書查一查，看上面有沒有軍隊“不入民宅”這句話，作為我們起草文件的參考。

曹漫之邊組織起草文件，邊到圖書館查看《二十四史》等古籍，沒有找到“不入民宅”之類的話，於是又去請示陳毅。陳毅笑著對他說，你真是個書呆子！古書上沒有，我們就不能寫嗎？反正軍隊進城后，在沒有找到營房之前一律睡馬路，這一條一定要寫上，否則那麼多人一下子涌進老百姓家裡，肯定要出問題的，弄不好會天下大亂。

《入城三大公約十項守則》文件形成后，十項守則第二條明確寫著，部隊進城后一律“不住民房、店鋪”。陳毅讓接管干部和部隊討論，接管干部大都贊成這個文件，但部隊討論時卻炸了鍋。

“從紅軍時代起，《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就有住民房要‘上門板、捆鋪草’這一條，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我們都住在老百姓家裡，為什麼進大城市就不能住民房呢？”長期南征北戰，官兵頭腦中根深蒂固、揮之不去的“老房東”情結，十分執拗地左右著他們的思想。

“現在早晚天氣涼，不住民房睡馬路，戰士受涼生病了怎麼打仗呀！戰士睡馬路，軍、師指揮所也放在馬路上嗎？”有人大聲質疑。

“要是天下大雨怎麼辦？難道要我們的戰士躺在水裡睡覺嗎？還有傷病員，在馬路上怎麼醫治呀？”另有一些人振振有詞地說。

持上述意見的人，有連隊官兵，還有團營干部，不贊成的面之大，反對之強烈，出乎起草組預料。曹漫之隻好如實向陳毅匯報。

陳毅聽完部隊對公約和守則意見的匯報，有些生氣了。他斬釘截鐵地對曹漫之說：“這些困難都是可以想辦法克服的，但軍隊不入民宅睡馬路這一條要堅決執行！就這麼定了，天王老子也不能改！”

總前委在丹陽戴家花園討論《入城三大公約十項守則》時，陳毅突出強調了兩條：一是上海市區作戰不准使用重武器，這成為三野上海戰役中“瓷器店裡捉老鼠”戰法的根據和由來﹔二是部隊入城后一律不准進入民宅。經鄧小平、劉伯承同意，《入城三大公約十項守則》呈報黨中央。毛澤東看到總前委從抓最重要、最敏感的政策紀律入手，確保部隊官兵越過中國革命“難關”所進行的制度創新，頗感欣慰，給總前委回電寫道：“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新中國成立后任上海市副市長的民主人士盛丕華，1949年5月受中共邀請到京共商國是。他在5月2日的日記中寫道：“下午三時周恩來派車接至中南海，討論上海進去問題。軍隊進去后要分散在幾處駐扎，因此提到軍隊與民間合住問題，……王芸生、胡子嬰亦均有補充，大家認為與人民合住，實在不好。余主張最好與當地開明人士協商什麼地方有空屋，可以借住，就與該業主商借，比較恰當。有人主張與各同鄉會或公所等團體商酌辦法，大家認為妥當。”

盛丕華等人的建議為中共中央所採納。1949年5月6日，《中共中央軍委關於城市駐軍不住民房的決定》指出：“平津的經驗又証明，軍隊在城市中借住民房是十分不妥當的，因城市不同於鄉村。”《決定》明確：“城市解放初期，衛戍部隊應適當分散在市內駐扎，但不得借住或租住民房而應駐扎在中外兵營，……公共機關（機關應盡可能擠出房屋讓部隊住），廟宇、祠堂、公所，及會館等公共場所中。”

1949年5月16日，《中共中央關於入城部隊遵守城市紀律的指示》明確規定：“軍隊在城市特別在大城市、中等城市駐扎時不得借住和租住民房，免引起城市居民的不便和不利，而應駐扎在兵營、公共機關、廟宇、祠堂、公所、會館等公共建筑。”

1949年5月10日，丹陽城南大王廟，陳毅給准備接管上海的干部作報告。他開場就大聲說道：“野戰軍不能再‘野’了！”會場笑聲未落，陳毅又列舉了近期親眼所見和親自調查的四件事：一是光明大戲院無票入場鬧事問題，指出這是嚴重違反紀律﹔二是當日他去丹陽師范隨機調查，得知有個軍人來校摘走一個電燈泡，昨又有人帶他將燈泡送還，從校方不滿意中的滿意，說到小事情對軍隊形象的大影響﹔三是滿街都是隊伍，下半夜街上還有兵，說明沒有執行請假外出制度﹔四是南下路上，直屬隊干部帶頭爬車、攔車和強行坐車，有人因此負傷，有時汽車根本無法開動，批評這是不講道理的流氓習氣。

陳毅說，上海是個現代化城市，是帝國主義反動派的窩巢，是百年來發展起來的奇形怪狀的復雜城市，必須要有謹慎小心、臨事而懼的態度，否則一定會栽跟頭。進入上海是中國革命最后一道難關，是一個偉大的考驗。共產黨不是沒進過上海，大革命時代進過上海、武漢、南京等城市，但又被人家趕出來了。這次進去是否還會被趕出來？主要是看我們自己。陳毅告誡說，反動派聽到我們在上海搞得好，會垂頭喪氣，聽到我們搞得不好，又會動起來，認為自己還有希望。陳毅強調，入城紀律是入城政策的前奏，是見面禮。入城紀律搞不好，入城政策會走彎路。他要求注意軍紀，艱苦朴素，反對腐化墮落。

集中整訓中，總前委委員、三野副司令員兼第二副政委粟裕，為三野干部作了《怎樣進入大上海》的報告，干部戰士寫了保証書。

進入上海，對於這支在軍事斗爭中穩操勝券的正義之師來說，已無懸念。丹陽集訓，則為仁義之師在上海展示良好形象蓄足了底氣。

“世界上何曾見過這樣秋毫無犯的軍隊”

1949年5月25日夜，三野主力發起的上海戰役正在激烈進行中，陳毅同三野政委饒漱石由丹陽乘火車赴上海。途徑蘇州時，陳毅、饒漱石約粟裕、張震到車站，就接管上海有關事宜進行交談。5月26日凌晨，陳毅、饒漱石進入上海聖約翰大學，與中共上海市委負責同志會合后，即展開了緊張的作戰收尾和接管工作。

5月25日起，三野九、十兵團陸續攻入市區。為最大限度保護城市和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官兵們寧可自己多流血犧牲，也不使用重武器，一個碉堡一個碉堡地攻克，一條街巷一條街巷地同敵人爭奪。官兵們白天浴血奮戰，晚上就席地而臥，睡在馬路和街巷裡。

5月26日清晨，正忙於指揮作戰和接管工作的陳毅，忽然對三野警衛營教導員王致冰說：“部隊的入城紀律，我還是有些不放心，警衛營派兩個人去檢查一下，看看情況怎麼樣。”

王致冰帶兩名戰士首先來到南京路。5月的上海清晨，雨后氣溫下降，使人感到絲絲涼意。王致冰在永安公司門口看到，身著單衣的戰士魚貫而臥，縮成一團，睡在冰冷的濕地上。走到威海路黃陂路口一個弄堂口，馬路邊有用兩塊雨布搭起的小棚子。王致冰走上前去，看見27軍軍長聶鳳智正俯身在看鋪在地上的軍用地圖，旁邊有安好的電話機。三人再往前檢查，師、團指揮所無一例外設在馬路上。王致冰走到四川路，看到戰士們渾身已被雨水淋濕，市民熱情邀他們進屋，戰士們婉言謝絕了。王致冰返回后，將檢查情況向陳毅作了匯報。陳毅說：“好，部隊沒有找到營房前，一律睡馬路，不能驚擾老百姓。”

5月27日清晨，解放上海的槍聲逐漸平息，更多的上海市民在蒙蒙細雨中打開家門或推開窗子，驚喜地發現，馬路兩邊濕漉漉的水泥地上，睡滿了身穿黃軍裝、懷抱槍支、和衣而臥的解放軍戰士！

在中國最大經濟中心新生之晨，勝利之師睡馬路的亙古奇觀，深深征服了上海市民。

當年夜宿街頭的20軍59師175團2營副教導員萬中原撰文回憶：

我帶通信員到哨位上巡查，一些市民喜歡對著哨兵沒完沒了地看，從帽徽、胸章、手中武器，到腿上的綁腿和腳上的布鞋，似乎什麼都覺得新鮮有趣，看得年輕的戰士臉緋紅。他們說上海這個地方，可以說什麼兵都到過，英、美、法、日、意等國都派過軍隊到上海租界駐防，日本還兩次在滬發動侵華戰爭。“公共租界”萬國商團招募的兵大多是沙皇俄國的白俄。海軍更不用說了，差不多西方軍艦都停泊過黃浦江。至於中國自己的軍隊，從清朝騎兵開始，什麼太平軍、新軍、北伐軍、中央軍、“和平軍”都在上海出現過，所以上海百姓說解放軍“從沒有見過介好的軍隊”，是憑上海人的見識比較出來的。

就在大上海新生的那個榴花似火的清晨，深孚眾望的民主人士、著名民族資本家榮德生（榮毅仁父親）起床推開房門，看到齊刷刷睡在馬路旁的解放軍戰士，頓時被驚呆了。從古到今，世界上何曾見過這樣秋毫無犯的軍隊？

新中國成立前，人民解放軍是中國共產黨最好的形象代言人。解放軍將士睡馬路，一個政黨把用滾燙的初心鑄造的名片奉送給人民。

人在做，天在看。入城威武之師文明之師的感人舉動，終於使上蒼動容並賦予歷史一個閃光的定格。5月27日晨曦初露時分，第三野戰軍新華社前線分社攝影組組長陸仁生走上街頭。陸仁生1939年在常熟城參與創辦白雪照相館時期，1940年6月參加新“江抗”，擔任過江陰祝塘區區長和沙洲縣委宣傳部長。曾經主政一方的經歷，使陸仁生的眼力已遠遠超出白雪照相館。叱咤風雲的總前委五領導唯一一張合影，就由他攝於安徽蕭縣蔡窪村。陸仁生走到南京路，一個震撼人心的畫面扑入眼帘——一排排征衣未解的解放軍官兵，幕天席地睡在上海屋檐下！

陸仁生心頭一熱，視線有些模糊了。眼前的場景，不正是從血火中走來的人民軍隊愛民為民宗旨生動而感人的體現嗎？他端起照相機，迅速調整光圈速度，用略俯的角度抓取兩排戰士當街和衣而眠的景象，以管中窺豹的手法，著意突出近景幾位戰士的睡姿，有的緊抄雙手沉入夢鄉，有的酣睡中還緊握鋼槍……咔嚓咔嚓，極具象征意義的入城解放軍露宿上海街頭的場景，被陸仁生用相機寫進歷史。

陸仁生將洗好的照片交給20軍59師副師長戴克林，經上級審查同意報紙發表。5月28日，上海《解放日報》創刊號刊登了陸仁生拍攝的《夜宿街頭》照片，新華社和滬上媒體發稿后，世界許多通訊社紛紛報道這一壯舉，報紙在顯要位置刊登的照片，在海內外讀者中產生了極大視覺沖擊力和心靈震撼力。英國蒙哥馬利元帥看到解放軍夜宿街頭的照片，感慨地說：“我這才明白這支軍隊為什麼能夠打敗美國武裝起來的蔣介石數百萬大軍。”美國中國問題專家鮑大可說：“這是紅色中國第一張‘上海公報’！”曾大肆炒作“入宅”事件的美國之音，也五味雜陳作了報道。

至此，渡江戰役最后一戰上海戰役，以我軍軍政全勝而結束。

《夜宿街頭》照片發表后引起轟動，官兵們深感榮耀，不少官兵說照片上的戰士是本部隊的。1978年，眼睛已看不見了的陸仁生由四子陸列嘉執筆，口述了照片拍攝經過：

我當時被派到20軍某師，27日天剛亮，我得知進入市區的部隊第一夜就露宿在人行道上，就不顧一夜未睡的疲勞，很快來到現場，我在南京路西藏路以西地區戰士比較集中的地方拍攝了這張照片。

“南京路西藏路以西地區”，正是20軍59師夜宿馬路處，即今天南京路步行街西起首上海第一百貨商業中心門前，西藏中路以西地區。一段佳話的來龍去脈，終於水落石出。

南京“入宅”事件當事人司徒雷登在其回憶錄《在華五十年》也承認，中共軍隊“紀律嚴明，士氣高漲”，“對民眾秋毫無犯，雖然隨處借東西，但總是如數歸還或照價賠償。”

（作者：高建國，系作家，曾獲徐遲報告文學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