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窩會議若干史實考辨

　　編輯同志：

　　您好！

　　近期不少人在重走長征路，再一次引起人們對長征的關注。1935年8月中央在川西沙窩寨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商討紅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有關問題，我翻閱相關史料后有不少疑惑，如會議實際開了幾天？會議決議到底是何時通過的？可否請相關專家解答下？謝謝！

　　朝陽區讀者 王鵬

　　本報特請陝西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方海興作答

　　1935年8月，中共中央在長征途中於川西沙窩寨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商討紅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有關問題。由於保存下來的原始文獻稀缺等緣故，致使對沙窩會議史實的認知頗費周折。徐佔權編著的《解讀長征》指出：“中央檔案館珍藏的《沙窩會議記錄》第一頁左上角上，標有阿拉伯數字“6/8”（即8月6日），在“6”字下面還隱約蓋著個“4”字，都是鉛筆筆跡。“8”與“4”字筆劃纖細，似為原有的，“6”字筆劃粗壯清晰，似為后來加的”﹔“中央檔案館保存的這次會議通過的決議，即《中央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在標題之下還明白寫著‘1935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通過’。”現今《中國共產黨歷史》《紅軍長征史》《毛澤東年譜》等權威論著均認定，沙窩會議是在1935年8月4日至6日召開的，並摘引這份中央檔案館所藏《中央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中的內容來表述相關史事。

　　近日偶讀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由一方面軍五軍團參謀長調任四方面軍第九軍參謀長的陳伯鈞日記發現，其中應該是蘊藏著未被使用過的關於沙窩會議的關鍵史料。陳伯鈞1935年8月21日日記寫道：“晚同總政委（即張國燾——引者注）談與劉湘作戰的問題，看完八月七日中央政治局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政治形勢與目前任務的決議案。”8月26日日記寫道：“適五軍全部連以上干部亦在此召開政治工作會議，由張總政委報告八月七日中央政治局的決議”。8月27日日記寫道：“重閱《八月七日中央政治局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政治形勢及任務的決議》。”關於沙窩會議的情況，時任紅一軍團總供給部部長的林伯渠1935年8月4日日記記載：“中央在沙窩開會。”次日日記記載：“今日，中央繼續在沙（窩）開會。”7日日記又記載：“得悉昨晚沙窩會議已告一段落，決議案已通過”。

　　綜合以上史料，我認為，目前確認的有關沙窩會議的史實仍有再加推敲的必要。在此初談幾點看法，以期引起學界對此問題的深入探討。

　　第一、沙窩會議的召開時間應當記為1935年8月4日至7日。由林伯渠1935年8月7日日記“得悉昨晚沙窩會議已告一段落”的記載及陳伯鈞日記中多次出現“八月七日中央政治局的決議”可知，最后一天的會議應該是從6日晚開到7日晨結束的。因此，沙窩政治局會議的時間記為1935年8月4日至7日更為准確。

　　第二、現今保存在中央檔案館、標明為“1935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通過”的《中央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並非沙窩政治局擴大會議最后制定的決議。

　　徐佔權編著的《解讀長征》中記載了中央檔案館耿仲琳等考証沙窩會議決議的情況：“關於沙窩會議的決議，現在中央檔案館保存有兩個文本，一個是從莫斯科共產國際接收回來的，一個是原來中共中央保存下來的。這兩個文本都是油印件，從字跡和內容上看，是一個版本，所不同的只是從共產國際接收來的那個文本的封面上用毛筆寫有‘博古’的字樣……檔案保管人員在這個文本的首頁上加注說是決議的‘草案’。他們（指中央檔案館專家耿仲琳等——引者注）認為這個注不對，事實上，這個文件就是正式決議，不是草案。”“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決議》原稿，標題之下注明‘1935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通過’，但在該決議的首頁上還注有‘中共中央印 一九三五、八、九’等字樣”。

　　考慮到沙窩會議召開的背景，再參以存在《八月七日中央政治局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政治形勢及任務的決議》與標題之下著有“1935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通過”的兩份標題雷同的中央文件的情況，應該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由於8月5日會后張國燾的出爾反爾致使會議決議被擱置存檔，6日晚中央政治局繼續開會商討，至7日晨會議結束時通過了新的決議。此即林伯渠1935年8月7日日記記載的“得悉昨晚沙窩會議已告一段落，決議案已通過”。顯然，該決議案才是沙窩政治局會議最終制定的決議。陳伯鈞日記三次寫到該決議時都使用了“八月七日中央政治局”字樣，還明確記載了文件的標題。顯然，它與中央檔案館保存的、標明為“1935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通過”的並非同一決議。換言之，如今保存在中央檔案館、文本首頁有檔案保管人員加注“草案”二字的會議決議，就是沙窩會議決議草案而非正式決議﹔輕易否定檔案保管人員加注的“草案”二字而認定該決議就是正式決議的做法值得商榷。

　　第三、《八月七日中央政治局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政治形勢及任務的決議》曾在左路軍中組織學習，右路軍則是印發了8月5日通過的會議決議﹔此舉顯然是在當時的情況下中共中央採取的應對張國燾的權宜之計。

　　從陳伯鈞日記可知，《八月七日中央政治局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政治形勢及任務的決議》曾在左路軍中廣泛組織學習。而從中央檔案館所藏8月5日會議決議文本首頁注有“中共中央印 一九三五、八、九”字樣的情況以及與中央檔案館所存文本屬於同一版本的封面寫有“博古”字樣的沙窩會議決議文本等情況應該可以確定：沙窩會議后右路軍中並未印發8月7日通過的會議決議，而是印發了8月5日會議通過的決議﹔此舉顯然是在當時緊急而又特殊的情況下中共中央為應對張國燾的糾纏、求得全軍北上而不得不採取的權宜之計。

　　從沙窩會議后張國燾最初也曾率左路軍北上及徐向前回憶說“沙窩會議后，張國燾滿肚子不高興，臉色陰沉，不願說話。陳昌浩向我發牢騷，說中央聽不進國燾的意見，會上吵得很凶”等情況判斷，8月7日沙窩會議最后制定的決議對兩河口會議確定的、中共中央一直堅持的全軍北上方針不可能動搖，即中共中央不可能遷就張國燾的全軍西向青海或南下川西南的主張，但對他糾纏的其他方面的訴求肯定是有所讓步，否則就不會在8月5日通過決議后再於次日晚開會做出新的決議。

　　因此，應當盡力訪尋《八月七日中央政治局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政治形勢及任務的決議》全文或從其他一手資料中推定其內容。若有幸得之，將其與5日會議決議比對，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認識長征中張國燾向中央鬧分歧的原初情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