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岩村的“雞鴨行長”童小鵬

一九三六年跟隨周恩來到西安工作的童小鵬（右二）。圖為葉劍英（左一）與辦事處小戰士在一起。（受訪者供圖）

■他16歲參加紅軍，參加了中央蘇區第一至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和長征。

■在重慶談判期間，他發出的“天書”確保了毛澤東與延安電訊的暢通。

■他的骨灰一半埋在了紅岩村，一半撒入了嘉陵江。他曾說，生是紅岩村的人，死了也要魂歸紅岩村。

1914年，童小鵬出生於福建省長汀縣童坊鎮，16歲參加革命，在紅一方面一軍團政治部工作。

“1933年5月，從前線歸來的童小鵬第一次見到了紅一方面軍總政委周恩來，從此他們結下不解之緣。”8月7日，重慶市地方史研究會會長周勇教授告訴重慶日報記者，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他便追隨童小鵬研究南方局的歷史和紅岩精神，並多次與其長談，向他請教，並寫過《紅岩老戰士童小鵬》《長征戰士紅岩村人 重慶老鄉》《揮手五十年 情歸紅岩村──童小鵬訪談錄》等文章，他向記者講述了一個個童小鵬的傳奇故事。

重慶是除北京以外，童小鵬跟隨周恩來工作時間最長的城市

1933年5月24日，周恩來在紅一方面軍作了一場關於部隊整編的報告。報告開始前，童小鵬聽其他同志稱周恩來為“胡公”，心裡便暗自想：周恩來一定是個蓄著長胡子的老年人吧。

報告開始了，周恩來目光炯炯、神採奕奕，精神抖擻地走上發言台，一口氣給大家作了4個小時的報告，這讓童小鵬既感意外又充滿敬佩。當天，他在日記中寫道，周恩來總政委的“報告極為周密詳細”。

“沒想到，幾年以后，童小鵬成為了周恩來的直接部下。”周勇介紹，1936年，童小鵬已調到軍委機要科工作，做毛澤東的秘書。當年12月13日，黨中央決定派周恩來率代表團去西安，需要配備譯電員和報務員。正被齲齒折磨得痛苦不堪的童小鵬聽到這個消息，便立即向機要科長葉子龍提出，希望去當譯電員，以便自己一邊工作一邊治病。

葉子龍要童小鵬當面報告周恩來。年輕的童小鵬鼓起勇氣，利用送電報的機會來到周恩來辦公室，羞羞答答地對周恩來提起了牙痛的問題。周恩來和藹地讓他坐下慢慢說，待他提出要求后，周恩來說：“我知道你在機要科中文化高一點，你去正合適，一邊工作，一邊補牙，有別的病也可以治。”就這樣，第二天一大早，童小鵬就跟隨周恩來前往西安。

“從西安事變起，童小鵬便跟隨周恩來奔走於南京、武漢、桂林、重慶等地，長期在國統區工作，曾任中共中央長江局秘書兼機要科長、南方局機要科長等職。新中國成立以后，童小鵬曾任中共中央統戰部秘書長、國務院副秘書長兼周恩來總理辦公室主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直到1976年周恩來逝世。童小鵬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工作了40年之久。在這40年中，重慶是除北京以外，童小鵬跟隨周恩來工作時間最長的城市。”周勇說。

“我們大家都抱定了為黨的事業，為民族解放而犧牲的決心”

8月8日，一群游客正興致勃勃地參觀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軍重慶辦事處舊址。

“抗戰時期，中華民族處在最危急的歷史關頭，周恩來等共產黨人，在這裡運籌帷幄，櫛風沐雨，一直奮斗到抗日戰爭取得最后的勝利，這裡不僅是國統區人民心中的燈塔，也培育了名揚中外的‘紅岩精神’，這是我們黨唯一產生在國民黨統治區的革命精神，更是新時代的教科書和必修課。”周勇說，當年，童小鵬作為中共南方局機要科長，親自參與和見証了那一段段難忘的歷史。

在紅岩村，童小鵬跟著周恩來經歷了第二次國共合作史上最為艱難的時刻。皖南事變發生以后，黨中央決定讓周恩來返回延安。但是，周恩來從抗日戰爭的全局和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大局出發，送走大部分同志，自己和董必武、鄧穎超及少數同志留在重慶堅持斗爭。童小鵬就是留下來的其中一個。

時隔多年以后，童小鵬對此還記憶深刻。他曾告訴周勇，在生與死的關頭，周恩來要求全體同志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要保持共產黨員的革命氣節。如果被捕，男的可以承認是黨員，女的可以承認是家屬。但是，責任都推到他一個人身上，就說曾家岩和紅岩村是一個支部，書記是周恩來。如問別的事，就說不知道，去問周恩來。

“這種剛柔相濟、鍥而不舍的政治智慧，善處逆境、寧難不苟的英雄氣概是何等感人肺腑。”周勇說，在上世紀80年代，他拜訪童小鵬，童小鵬談起這件事時說：“周恩來的話深深地扣動了每個同志的心弦，使我們大家都抱定了為黨的事業，為民族解放而犧牲的決心。”

提起南方局和重慶八路軍辦事處設在紅岩村的歲月，周勇還提到了一個有趣的故事——“雞鴨行”。

“那時重慶八路軍辦事處設在紅岩村，條件十分艱苦，但同志們充滿了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周勇解釋，重慶八路軍辦事處是我軍設在國民黨區內一個公開合法的機關，直接由中共南方局領導。南方局是黨中央派出機構，對外不公開，設在辦事處內，書記是周恩來。當時南方局有秘書處，秘書處下設第一科（機要）、第二科（電台）、第三科（抄寫）。童小鵬是秘書處負責人，還兼機要科科長，他負責的電台、機要、抄寫3個科都在紅岩村辦事處新辦公樓3樓，由於第3層的窗戶都開在屋頂上，外面遠遠看去就像一個個雞籠，所以南方局的同志們都開玩笑說3樓是“雞鴨行”，並打趣地稱呼童小鵬是“雞鴨行長”。

“在那麼緊張的戰爭環境，在周恩來的領導下，革命先輩們還充滿著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紀律嚴明，精神飽滿。這樣崇高思想境界、堅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氣值得我們認真學習。”周勇說。

重慶談判期間，“天書”確保了毛澤東與延安電訊的暢通

“從事機要工作既需要勇氣也需要智慧。”周勇道出童小鵬另一段趣聞。1938年冬天，八路軍重慶辦事處成立的時候，經國民黨當局允許，在紅岩村架設了一部50瓦的公開電台。到了1943年，國民黨當局以各軍辦事處不准開設電台為由，封閉了紅岩村的電台，改由國民黨軍政部用他們的無線電總台代為收發報。為了打破國民黨當局的封鎖，八路軍辦事處除一般的電報送軍政部電台代為收發外，機密電報全用自己秘密架設的5瓦小台與延安通報。

抗戰勝利后，毛澤東到重慶談判，每天都要通過紅岩村的秘密電台同延安保持密切聯系。所有延安來電，都由童小鵬當面送給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閱示。

“當時每天的電報非常多，能夠送國民黨軍政部電台代為發出去的卻很少。為避免懷疑，童小鵬他們就寫了很多沒有實際內容的‘天書’交給國民黨電台去發，掩護並確保了毛澤東與延安電訊的暢通。”周勇說。

如今，在紅岩革命歷史博物館裡就珍藏著一件“寶貝”——童小鵬用過的萊卡135相機。

記者看到，這部德國生產的萊卡135相機，機身材質為金屬，黑色，相機鏡頭及其他功能鈕均為銀色，相機外套為咖啡色皮套，機身和機套上均有“LEICA”（即“萊卡”）字樣。因年代久遠，機身已鏽跡斑斑。

“當年，童小鵬用這部相機記錄下很多中國歷史的精彩瞬間，他還稱自己是‘攝影游擊隊員’。”周勇介紹，毛澤東在重慶談判期間接見三位美國士兵的合影﹔1941年冬，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會見司徒美堂、黃興夫人徐宗漢等的照片都出自童小鵬之手。

2007年，童小鵬去世。如今，童小鵬與夫人紫非的骨灰合葬在曾經戰斗、生活過的紅岩村裡。童小鵬之子童丹寧稱，父親的骨灰一半埋在了紅岩村，一半撒入了嘉陵江。童小鵬曾說，生是紅岩村的人，死了也要魂歸紅岩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