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爭精神：共產黨人的政治品格

7月26日，在四川省瀘定縣，群眾在紅軍飛奪瀘定橋紀念碑下練習合唱。 新華社發（唐文豪 攝）

　　“各級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要加強斗爭歷練，增強斗爭本領，永葆斗爭精神，以‘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罷艱險又出發’的頑強意志，應對好每一場重大風險挑戰，切實把改革發展穩定各項工作做實做好。”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過程中，靠堅持不懈的斗爭精神，從一個勝利走向又一個勝利。

　　不畏艱難、勇於犧牲的精神品質

　　在戰爭年代，要斗爭就會有犧牲，共產黨人堅持沖鋒在前，毫不退卻﹔在和平年代，要斗爭就會有付出，共產黨人堅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勇於斗爭的精神蘊含在共產黨人的血脈中。

　　早在上世紀一二十年代，李大釗面對袁世凱復辟帝制，勇敢地站在斗爭的第一線，組織了“神州學會”，揭露袁世凱勾結日本帝國主義的賣國行徑，駁斥帝國主義分子鼓吹的中國國情不適合民主政治的謬論。1919年面對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幾個人的賣國行為，他指出，我們的仇敵不僅是日本帝國主義者，賣國的也不僅是他們三個，所以，單是打死幾個人，開幾個公民大會，達不到目的，必須“反抗侵略主義，反抗強盜世界的強盜行為”“把這強盜世界推翻”。這種意識形態的斗爭，對於五四運動堅持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國主義方向大有益處。同時，也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

　　“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這就是井岡山軍民在極端艱苦、殘酷的斗爭中所表現出來的威武不屈精神的真實寫照。面對幾倍以至十幾倍的國民黨軍的“圍剿”，毛澤東深刻分析了中國社會的各種矛盾，徹底批判了害怕敵人、實行逃跑主義的錯誤主張，批判了對中國革命悲觀失望的論調，預見中國革命的高潮就將到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井岡山軍民充滿革命必勝的信心和力量。他們不為貌似強大的敵人所嚇倒，不為革命力量的暫時弱小而氣餒，不為眼前的困難所屈服。他們“下斗爭的決心，有耐戰的勇氣”，以梭鏢加土槍一次又一次粉碎敵人的軍事“圍剿”，終於取得了黃洋界保衛戰等諸多輝煌勝利，保衛了井岡山。

　　抗日戰爭中，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無數中國共產黨人為了民族的存亡，沖鋒陷陣，與日寇浴血奮戰，英勇犧牲，成為全民族抗戰的模范。1937年10月23日，毛澤東為陝北公學成立題詞：“要造就一大批人，這些人是革命的先鋒隊。這些人具有政治遠見。這些人充滿著斗爭精神和犧牲精神。”他用武鬆打虎的故事激勵干部戰士的斗爭精神。1938年5月發表的《論持久戰》，深入闡發了中國民眾中蘊含的巨大斗爭能量，強調弱國要不被消滅而且戰勝強國，就必須全民動員起來斗爭，進行人民戰爭，這樣才能取得持久抗戰的勝利。整個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依靠人民群眾開展人民戰爭。日本歷史學家井上清說：“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不僅敗於美國，而且更慘的是敗於中國。正確地說，敗給了中國人民。”

　　經歷了幾十年的浴血奮戰，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奪取政權，建立了新中國。通過改革開放，中國人民從站起來到富起來。中國共產黨人敢闖敢試，把改革開放不斷向前推進，使中國人的面貌、社會主義中國的面貌、中國共產黨的面貌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

　　既要敢於斗爭又要善於開展斗爭

　　進行偉大斗爭，必須科學把握時代的斗爭精神。斗爭是一門藝術，既要敢於斗爭，又要善於斗爭，在斗爭中講究方法、策略和藝術。

　　敢於斗爭就是要堅定斗爭信心。隻有堅定斗爭信心，才能知難不懼、鍥而不舍。在日常工作中，斗爭絕非庸俗地為私利而斗，而是直面前進道路上的風險和挑戰，不斷攻堅克難，推動黨和人民事業發展。

　　在紅軍長征最困難時刻，張國燾搞分裂活動，使中國革命步入危急關頭。此時的葉劍英以敢於斗爭的精神，堅決維護全黨全軍的團結，機智勇敢地同張國燾分裂紅軍、分裂黨中央的陰謀作斗爭，保証了黨中央和紅軍勝利北上。毛澤東說，葉劍英在長征途中關鍵時刻“救了黨，救了紅軍”，稱贊他“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涂”，周恩來也引用“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來贊譽他。

　　善於斗爭就是要謀劃斗爭策略。發揚斗爭精神絕不是逞強好勝、好勇斗狠，也不是盲目沖動、不講變通，而是在堅持原則、堅定立場的基礎上因時因勢採取最為有效的行動，以達成既定的目標使命。領導干部既要有兵來將擋、水來土掩、見招拆招的硬功夫，又要有四兩撥千斤、借力發力、借勢謀勢的軟辦法。隻有提高斗爭策略，始終堅持敢於斗爭和善於斗爭有機統一，才能更好推動黨和人民事業發展。

　　蕭勁光一生遇到過種種艱難險阻，歷經坎坷。但他以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和百折不撓的斗爭精神，表現了共產黨人崇高的無產階級黨性。1946年10月，黨中央和東北局為粉碎國民黨“先南后北”的戰略攻勢，決定派蕭勁光等去南滿工作，此時的南滿，形勢異常緊張，國民黨軍步步緊逼。面對嚴峻形勢，他們深入調查，分析形勢，從敵情、我情、軍情、民情，聯系到東北和全國的形勢，確立了“以戰求存”的靈活戰略方針。正因為蕭勁光巧妙地利用了當地的形勢開展斗爭，才有我軍在東北戰場上演的“四保臨江”精彩一幕。

　　科學斗爭就是要提高斗爭藝術。不提高斗爭藝術，就會失去斗爭的主動權。

　　在中國革命的許多緊要關頭和極其復雜的環境中，周恩來處處表現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所具備的能力。他把堅定的斗爭精神與靈活的策略融合起來，顯示了爐火純青的斗爭藝術。一方面，他“對黨對人民無限忠誠，鞠躬盡瘁”，在黨和國家遭受嚴重危難的時刻，挺身而出，奮起抗爭﹔另一方面，他顧全大局，從實際效果出發，以清醒和理智的態度，牢牢掌握工作的分寸和火候，將黨的損失、國家的損失降到最低程度使自己生命放射出璀璨的光芒。

　　以斗爭精神整頓作風優化環境

　　進入新時代，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要求我們必須增強斗爭意識、永葆斗爭精神。需要強調的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斗爭不是“內斗”“亂斗”“瞎斗”，而是強調在應對重大挑戰、抵御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解決重大矛盾中扛得了重活、打得了硬仗，以動真碰硬、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精神狀態，以闖關奪隘、善作善成的意志品質，不斷攻堅克難。

　　2019年3月，中共中央印發了《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其中，黨政領導干部必須具備的基本條件之一，就是“有強烈的革命事業心、政治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有斗爭精神和斗爭本領，有實踐經驗，有勝任領導工作的組織能力、文化水平和專業素養”。這給各級干部提供了斗爭的依據和遵循。

　　第一，要與不良的社會風氣和破壞國家安全的人和事作斗爭。當前，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調整和思想多元化帶來的沖擊，導致社會各群體之間價值取向有所差異，金錢崇拜、追求享樂、個人主義等給社會風氣帶來負面影響。對此，我們要堅決開展斗爭，為淨化社會風氣提供正能量。特別是面對波譎雲詭的國際形勢、復雜敏感的周邊環境、艱巨繁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黨員干部必須始終保持高度警惕，防范化解重大風險，以高度的政治職責，以守土有責、守土盡責的精神，主動打好化險為夷、轉危為機的戰略主動戰。愛國者包爾漢面對帝國主義分子和分裂主義分子互相勾結的局面，同鼓吹分裂的人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他運用豐富的歷史知識，以鐵的事實，撰寫的《論阿古柏政權》等文章，剖析分裂勢力的來龍去脈，闡述新疆與祖國的關系。文章中有對侵略者的無情揭露，有對別有用心者的有力鞭撻，也有對無知者的認真提醒。這篇文章后來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

　　第二，要與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作斗爭。前不久，中辦印發了《關於解決形式主義突出問題為基層減負的通知》，指出當前不少困擾基層的形式主義問題。早在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按照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主張，不斷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政權建設中實行“三三制”原則。李鼎銘作為開明紳士代表被選為米脂縣參議會議長、陝甘寧邊區參議員。他在陝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第一次會議上，與其他11名議員提出了實行精兵簡政的議案。議案提出后，得到了絕大多數同志的支持，但也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評，甚至有人懷疑李鼎銘提出議案的動機。毛澤東看到這個議案后非常重視，閱讀並用紅筆畫圈標記重點，並一字一句地抄到自己的本子上，還在議案旁寫了這樣一段批語：“這個辦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們的機關主義、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對症藥。”11月17日，毛澤東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邊區財政經濟計劃草案時說：“邊區財政經濟方針須實行兩大原則，一是精兵簡政，調整人員，二是擴大收支，發展事業。”幾十年間，中國共產黨人一以貫之地以“反對形式主義”作武器，將斗爭進行到底。如今，《關於解決形式主義突出問題為基層減負的通知》又一次把與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作斗爭擺在重要位置。如何破除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成為檢驗廣大干部發揚斗爭精神、增強斗爭勇氣、提高斗爭本領的標尺。

　　第三，要與違背黨的優良作風的行為作斗爭。事不關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對、少說為佳的庸俗哲學和好人主義在一些地方和單位不同程度地存在。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好人主義盛行，有問題不指出，有過錯不批評，這種庸俗作風盛行之處，往往就是黨組織和領導上政治軟弱、作風渙散的地方，就是黨員、干部中出問題多的地方。”可以說，當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差不多先生”，還是做敢於亮劍勇於斗爭的“啄木鳥先生”，不僅是作風問題，更關乎黨性原則。“你在消極腐敗現象面前當好人，在黨和人民面前就當不成好人，二者不可兼得。”習近平總書記的這句話令人深思。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和新時代的中國共產黨人，以自己的言行啟示世人，對黨忠誠，應當是一種無私忘我、行端影直的淨氣，是一種鐵骨錚錚、腰杆挺直的骨氣，更是一種敢於碰硬、敢於攻堅的勇氣。（葉介甫 余敬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