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日報》的“紅色管家”熊瑾玎

社長潘梓年（中）、總經理熊瑾玎（左）、總編輯吳克堅（右）在工作中。（受訪者供圖）

從解放碑一路向北，沿民生路步行10多分鐘，便可見一棟深灰色的三層樓房，這裡就是《新華日報》營業部舊址。

“《新華日報》是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初期中國共產黨在國統區公開出版的唯一黨報。提起《新華日報》不能不說一個人，那就是它的創辦者之一熊瑾玎。與他一道工作過的人，很少稱呼他的名字，總是親切地叫他‘熊老板’。”8月11日，紅岩聯線研究館員劉英向重慶日報記者講述了一段段鮮為人知的故事。

“福興商號”成為中央領導機關開會辦公之地，“老板”便是熊瑾玎

1886年1月，熊瑾玎出生於湖南長沙一個中醫世家。20歲那年，他進入徐特立等人創辦的進步學校學習。在那裡，他讀到了黃興的《中國魂》和一些進步的民主主義革命書刊。

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后，國民黨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一些黨員紛紛退黨甚至叛變投敵。在這個危難的時刻，熊瑾玎毅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入黨后，熊瑾玎先后在中共湖北省委和在上海的黨中央機關工作。1928年4月，湖北省委機關遭受破壞，熊瑾玎轉移到上海，找到李維漢等同志接上組織關系。組織上安排他擔任中央機關的會計，負責籌集和管理經費，建立中央政治局開會辦公的秘密地點和中央同各地聯絡的通訊點。

熊瑾玎接受任務后，便以商人身份在上海四馬路雲南路口（今福州路人民廣場口）找到一所二層樓房，打起“福興商號”招牌，經營紗布生意，成為商號“老板”，該地由此成為中央領導機關開會辦公之地。

“商號沒有老板娘，久而久之會使人產生懷疑。”劉英稱，為了便於掩護，周恩來調來一個19歲的湖南女黨員朱端綬當“老板娘”，配合熊瑾玎的工作。朱端綬是熊瑾玎的同鄉，又是他在長沙女子師范教書時的學生，在漢口時曾一道照顧過生病的徐特立先生，其純潔、機敏和干練給熊瑾玎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經周恩來促成，兩人成為革命夫妻。

1933年4月，因叛徒告密，熊瑾玎在上海被捕。獄中，他英勇不屈。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經過黨中央向國民黨嚴正交涉和反復斗爭，他才獲釋出獄。

在眾多友人的幫助下，《新華日報》從未因原料和資金不足而停刊

1938年1月，熊瑾玎受周恩來委派，同潘梓年、華崗、章漢夫、吳克堅等人一道，擔負起在國民黨統治區創辦《新華日報》的出版工作。熊瑾玎被任命為《新華日報》總經理，又一次當上了“老板”。

《新華日報》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和關懷下，於1938年1月11日在武漢創刊。當年10月，日軍進逼武漢，黨中央決定將《新華日報》遷往國民黨政府所在地重慶。熊瑾玎帶領部分工作人員先赴重慶，用最短時間完成了籌備工作。《新華日報》於10月24日出完在武漢的最后一期后，重慶的《新華日報》接著就在10月25日出版，實現了無縫銜接，及時地把中國共產黨的聲音傳達給了民眾。

1939年5月，日機對重慶進行了連續大轟炸，《新華日報》社在市區已無容身之地。在周恩來的指示下，熊瑾玎多方設法，租到化龍橋附近虎頭岩下的一塊地皮，修建了一排排簡陋的竹編泥糊的平房作為《新華日報》總館和職工宿舍。

“那時，國民黨政府表面上同意《新華日報》出版，實際上把它視為眼中釘，千方百計阻撓和刁難。”劉英稱，皖南事變后時局十分緊張，國民黨頑固派限制《新華日報》發行量，扣留報童，封鎖紙張來源……凡是給共產黨提供紙張、油墨的，國民黨特務都會跟蹤，想以此扼殺《新華日報》。

熊瑾玎領導同志們與國民黨當局作公開合法斗爭，在重慶報業聯合會上，理直氣壯地揭露國民黨頑固派的陰謀，迫使國民黨不得不分配一定數量的紙張。

但這還遠遠不能滿足《新華日報》的用紙需要。為此，熊瑾玎結識並說服了產紙地梁山縣（現梁平區）的一個本地人，並秘密派人去合伙創辦了一家造紙廠，保証了報社紙張供應。《新華日報》在重慶辦報期間，盡管困難重重，但從來沒有一天因缺紙而不能出報。不僅《新華日報》不愁用紙，還能供應生活、讀書、新知三家出版社紙張。

“辦報需要紙張，更需要資金。僅靠當時《新華日報》的發行收入根本無法維持報社的生存。”劉英稱，最初，南方局還能撥給相當數量的款項支持《新華日報》，但皖南事變后，國民黨對解放區的封鎖更為嚴密，並斷絕了對八路軍、新四軍的軍餉、軍械和軍需物資的供應，因而《新華日報》的經費也更加困難，很多費用得自行籌措。

此時，熊瑾玎贏得了一個重要的經濟支持者——在國防動力酒精廠工作的任宗德。當時，熊瑾玎經常向任宗德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分析抗日戰爭的形勢和前途以及發展民族工業特別是酒精業的重要意義，並鼓勵和幫助任宗德連續興辦了三家酒精廠。短短幾年內，任宗德積累了大量的資本，成為重慶屈指可數的大實業家。從1939年到1946年，國防動力酒精廠對《新華日報》在經濟上給予了極大支持。

此外，楚湘匯也是熊瑾玎結交的黨外朋友之一。劉英介紹，當時，楚湘匯擔任湖南銀行重慶分行行長，又是國民黨中央四行（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個銀行）常委，並兼任政府第二煉油廠廠長。熊瑾玎派了一些地下黨員到第二煉油廠工作，自己也常為楚出謀劃策，使煉油廠業務蒸蒸日上，被國民政府評為甲等廠。於是，楚湘匯用各種方式向共產黨提供捐款，通過熊瑾玎交給南方局，再由南方局撥一部分給《新華日報》。《新華日報》在重慶8年中所用的油墨、煤油、汽油都是這個廠供應的。

“在眾多友人的幫助下，《新華日報》從未因原料和資金不足而停刊。熊瑾玎廣交朋友秘密支持報社的情況，除周恩來、董必武等南方局極少數領導人知道外，報社的工作人員幾乎全然不知。解放后，眾人才逐漸了解到這些情況。”劉英說道。

他被人叫了半輩子“老板”，女兒病危時卻拿不出10塊大洋診治費

熊瑾玎廣辟財源的同時，也千方百計精打細算，節約開支。據曾在《新華日報》工作的老同志回憶，在熊瑾玎的倡導下，報館裡使用的信封是大家用舊紙糊的﹔稿紙、信紙、辦公用紙都是挑選出來的破損紙張印制的﹔工作手冊等是用裁割下來的邊角余料裝訂的﹔學習用的本子是用一些寫過或印過的紙翻過來訂成的。為了杜絕浪費，熊瑾玎對財務制度規定得很嚴格，每項開支他都認真審批，處處注意節約。

在這樣艱苦的歲月中，熊瑾玎不僅使《新華日報》突破了國民黨的經濟扼殺得以維持，還為中共南方局籌措了大量經費，他由此贏得了《新華日報》“紅色管家”這一美稱。

但就是這樣一個手中掌握著大量資金的“老板”，當他的女兒病危時卻拿不出10塊大洋診治費，以致孩子不治而亡。

1973年，熊瑾玎去世。“他被人叫了半輩子‘老板’，卻沒有為后人留下巨額物質財富，但留下一句‘嘆我已辭歡樂地，祝君常保斗爭身！’，留下了一個共產黨員甘於清貧，為黨為人民奉獻一切的精神。”劉英贊嘆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