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同行 肝膽相照

　　1949年7月5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常務委員在中南海合影。

　　在天安門廣場上，矗立著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決定建立的、通高37.94米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碑的正面，鐫刻著毛澤東同志題寫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個金箔大字，背面是由毛澤東同志起草、周恩來同志書寫的碑文：“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斗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這篇隻有114個字的碑文，既非常簡明，又非常厚重，濃縮了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百折不撓的奮斗史、革命史，折射出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的頑強意志。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和人民軍隊流血犧牲拼來的，是用熱血鑄就的。“三年以來”“三十年以來”的“人民英雄”，以共產黨人為主體，當然也包括為民族獨立、人民幸福而奮斗的廣大中華兒女。中國共產黨的勝利，是人民的勝利，是統一戰線的勝利。在建立、建設和發展新中國的過程中，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中的志士仁人，與共產黨人鮮血流淌在一起，力量凝聚在一起。

　　鮮血流淌在一起

　　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組織上海各界人士請願團赴南京請願，呼吁和平，反對內戰。當晚，請願代表到達南京下關車站后，遭到大批國民黨特務圍攻毆打，時間長達5個小時。代表團成員馬敘倫、雷潔瓊、閻寶航等多人被打傷住院。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下關慘案”。當天深夜，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等同志到醫院看望。周恩來同志對受重傷的雷潔瓊先生說：“你們的血是不會白流的。”鄧穎超同志將自己的外套脫下，為雷潔瓊先生換下血衣。馬敘倫先生握著周恩來同志的手說：“中國的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過去，我勸你們少要些兵，少要些槍。現在我說你們的戰士不能少一個，槍不能少一支，子彈不能少一粒。”

　　1946年6月底，民盟和各界人士在昆明發起萬人簽名運動，反對國民黨內戰，要求和平。南京國民政府密令昆明警備司令部、憲兵十三團等：“中共蓄意叛亂，民盟甘心從亂，際此緊急時期，對於該等奸黨分子，於必要時得宜處置。”7月11日晚，李公朴和夫人於外出歸途中，遭國民黨特務暗殺。7月15日下午，聞一多在主持李公朴追悼會和記者招待會后也遭殺害。這就是震驚中外的“李聞慘案”。慘案發生后，毛澤東、朱德同志分別給李、聞家屬發了唁電、表示哀悼，稱贊他們“為民主而奮斗，不屈不撓，可歌可佩”。

　　1947年11月，國民黨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民盟總部被迫解散，部分人士轉移到香港，民盟負責人張瀾先生不為強暴所屈，在被迫解散的次日發表聲明，嚴正表示：“本人對於中國和平、統一、民主前途之信念，本人為此目標之努力，並未稍更。本人誠懇希望盟友在愛國公民之立場上，在法律之限度內，繼續為我國之和平、統一、民主而努力。”

　　1947年3月20日，國民黨以莫須有的罪名，將民盟中央常委杜斌丞等人逮捕。杜斌丞在獄中受盡各種折磨，視死如歸。他在遺書中說：“彼獨裁暴力，雖能奪我革命者之生命，絕不能阻撓人類歷史之奔向光明，終必為民主潮流所消滅也。”10月7日，杜斌丞被槍殺於西安玉祥門外。毛澤東同志為其題詞：“為人民而死，雖死猶生。”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國民黨的倒行逆施，阻擋不了歷史前進的腳步。“下關慘案”“李聞慘案”以及之前的“校場口慘案”等一系列慘案，使越來越多的民主黨派人士堅定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推翻國民黨獨裁政權，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的新中國的決心。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其中第五條提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和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5月1日，毛澤東同志還致電李濟深、沈鈞儒先生，對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時間、地點、參會黨派等進行協商，並提議“由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於本月內發表三黨聯合聲明，以為號召。”“五一口號”立即得到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和有關人民團體的熱烈響應。1948年5月5日，李濟深、何香凝、沈鈞儒、章伯鈞、馬敘倫、王紹鏊、陳其尤、彭澤民、李章達、蔡廷鍇、譚平山、郭沫若等12位民主人士聯名致電毛澤東和全國同胞，表示：“適合人民時勢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曷勝欽企。”之后，聚集香港的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推動和組織下，多次召開座談會，在香港《華商報》發表大量文章，圍繞新政協的性質、影響、任務等問題展開熱烈討論，掀起了一場頗具聲勢的新政協運動。1949年1月22日，李濟深、沈鈞儒等民主黨派的領導人和著名的無黨派民主人士55人聯合發表《對時局的意見》，一致認定中共提出的關於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聯合政府的主張“符合於全國人民大眾的要求”，懇切表示“願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共策進行，以期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獨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國之早日實現”。這充分表明，中國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公開地、自願地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決心走人民革命的道路。

　　從1948年8月起，在中共中央和地下黨組織的幫助和運籌、部署下，在香港和國統區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置個人生死於不顧，為籌備新政協、共商建國大計，紛紛北上哈爾濱、河北平山縣。從1948年9月沈鈞儒、譚平山、蔡廷鍇、章伯鈞等5人乘蘇聯貨輪從朝鮮羅津港登陸，再輾轉抵達哈爾濱開始，到1949年5月14日，包括李達、王亞南、姜椿芳等100多位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乘坐貨輪抵達天津塘沽，中共香港分局先后分20余批次，成規模秘密護送民主人士及家眷1000多人北上解放區，其中350余人為民主人士。

　　1949年元旦這天，李濟深先生在船上眺望茫茫大海，應茅盾先生所請，即興作詩抒懷：“同舟共濟，一心一意，為了一件大事！一件為著參與共同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康樂的新中國的大事！同舟共濟，恭喜恭喜，一心一意，來做一件大事。前進！前進！努力！努力！”還有人則賦詩抒懷。葉聖陶先生吟出：“翻身民眾開新史,立國規模俟共謀”。柳亞子先生合道：“萬夫聯臂成新國，光明在望我奚求”。陳叔通先生接續：“縱橫掃蕩妖氛靖，黽勉艱難國是求”。彭澤民先生重返久別20余年的故土和解放區，喜悅之情溢於言表，賦詩寫道：“廿年空有還鄉夢，今日公車入國門，幾經羈縻終解脫，布衣今日也稱尊。”朱蘊山先生在途中也吟詩多首，有“一頁展開新歷史，天旋地轉望延安”“解放聲中到大連，自由樂土話翩翩”“神州解放從今始，風雨難忘共一舟”等佳句。“詩言志”，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表達當時激動和喜悅心情的詩句，生動詮釋了什麼叫“人心所向”“大道之行”。

　　在奔赴籌備新政協的征途中，馮玉祥先生在黑海因輪船失火遇難。民革重要領導人楊杰先生北上前，在香港被國民黨特務暗殺。新疆的阿合買提江等人，因飛機失事而犧牲在曙光升起的時節。黃炎培先生之子、民建臨時干事會常務干事黃竟武因參與和領導掩護中共地下黨員、爭取工商界人士工作，於1949年5月被捕，幾日后同其他12位志士被活埋於國民黨的監獄內。在重慶解放前夕，關押在白公館的民革川康組織負責人周從化，與關押在渣滓洞的江竹筠等英勇就義。據統計，有30多位民主黨派成員、無黨派民主人士犧牲在白公館、渣滓洞監獄中。迎著新中國的曙光，共產黨員、民主黨派成員、無黨派人士，血液流淌在一起。這些民主黨派英烈，用生命筑起了風雨同舟的歷史豐碑。

　　力量匯聚在一起

　　在籌備新政協的過程中，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特別重視邀請宋慶齡先生參加。1949年6月19日，毛澤東同志親筆致函宋慶齡先生，信中說：“慶齡先生：重慶違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誠，與日俱積。茲者全國革命勝利在即，建設大計，亟待商籌，特派鄧穎超同志趨前致候，專誠歡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駕蒞平，以便就近請教，至祈勿卻為盼！專此。敬頌大安！”並讓鄧穎超同志帶著信函專程前往上海，面呈宋慶齡。周恩來同志也給宋慶齡先生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慶齡先生：滬濱告別，瞬近三年，每當蔣賊肆虐之際，輒以先生安全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從此永脫險境，誠人民之大喜，私心亦為之大慰。現全國勝利在即，新中國建設有待於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穎超專誠迎迓之便，謹陳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駕，實為至幸。”這兩封信，表達了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對宋慶齡先生的深深敬意和誠意。因孫中山先生是在北平逝世的，北平是宋慶齡的傷心之地，她本來不願再往，但看到兩封信之后，宋慶齡先生非常感動，欣然北上。8月28日，當宋慶齡先生抵達北平時，毛澤東、周恩來、林伯渠、董必武等中央領導人和民主黨派中央領導人，提前近一個小時到車站迎接。

　　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過程中，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許多重要意見建議被採納。具有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起草、修改和定稿，是集體智慧的偉大杰作，是統一戰線付諸實踐和發揮重要作用的具體體現。當中共提出共同綱領草案初稿后，在周恩來同志主持和指導下，共同綱領起草小組、新政協籌備會和政協全體會議代表又進行了多次討論和修改。九三學社代表許德珩先生說：共同綱領草案“是經過了籌備會多次的周詳討論的，在大會開幕以前來到北平的六百多位代表也曾經分組多次的研討，六百多位同仁之中，可以說是很少很少沒有發言的，也很少有發言不被重視的﹔凡是在目前緊要的，能夠辦得到的建議，都是被採納的。這種民主的、實事求是的精神，是值得我們欣慰的。”民主建國會代表章乃器先生說，在討論共同綱領的過程中，“保証了大家都有充分的發言權，做到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做到了反復討論，不厭求詳﹔做到了多數起了決定作用，少數心悅誠服。這才是真正的、徹底的民主。”當共同綱領在政協全體會議上獲得一致通過時，會場上響起了長時間的、潮水般的掌聲和歡呼聲，因為這份共同綱領凝聚著全體代表的智慧和心血，反映了中國各階層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全國人民建設祖國的共同意志。

　　在確定新中國的國號時，許多人主張為“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張治中在回憶錄中說，有些民主人士認為，“民主”與“共和”意義相同，是重復了，念起來也有點拗口，建議去掉“民主”兩個字，意見被採納。在討論國旗方案時，相當一部分代表傾向於旗左上方有一顆大星、下方一條代表黃河的橫杠。張治中不贊成這一方案，但他的意見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一貫敢於直言的他，直接向毛澤東陳述自己的看法。他說：“紅色是代表國家和革命的，中間這一杠，把紅旗劈為兩半。不變成分裂國家、分裂革命了嗎？同時，以一杠代表黃河也不科學，老百姓會聯想到孫猴子的金箍棒。”毛澤東贊同張治中的意見，后來，又經過反復協商討論，最后確定國旗為五星紅旗。在討論國歌時，馬敘倫先生等提議，用《義勇軍進行曲》暫代國歌，而且認為，“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等這樣的歌詞也不用改，此意見被採納。此外，馬敘倫先生還建議，將每年的10月1日定為國慶日，這個建議也得到採納。政協全國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決定，在天安門廣場建立人民英雄紀念碑。紀念碑的總體構想和四周浮雕造型的主要設計者，則是民盟中央的兩位常委——雕塑大師劉開渠先生和建筑學家梁思成先生。

　　1949年9月21日，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開幕。在會議上，黃炎培先生發表了一篇熱情洋溢的演講，他說：新中國是一所大廈。“這一所大廈，是鋼骨水泥的許多柱子撐起來的。這些柱子是什麼？第一是中國共產黨，還有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地區、人民解放軍、各少數民族、國外華僑，和其他愛國分子，這些單位就是一根一根柱子。這鋼骨水泥是什麼，就是中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其他愛國分子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大廈的基礎”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大廈頂上旗幟就是“新民主主義”。大廈有五個大門，每個門上有兩個大字，就是“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富強”。這所大廈的主人是“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中國人民”。黃炎培形象地說明了新中國的政權基礎、領導力量、指導思想和奮斗目的。

　　第一屆中央政府的人事安排，非常注重發揮民主黨派人士的作用。早在1949年3月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就說過：“我黨同黨外民主人士長期合作的政策，必須在全黨思想上和工作上確定下來。我們必須把黨外大多數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樣，同他們誠懇地坦白地商量和解決那些必須商量和解決的問題。”他還強調，要使黨外人士“在工作崗位上有職有權”，對作過貢獻的各民主黨派的領導人要“用大位置好好安置”“沒有黨外人士進入政府就不行”。在第一屆中央人民政府的6位副主席中，非中共人士有宋慶齡、李濟深、張瀾3位﹔4位副總理中，非中共人士有郭沫若、黃炎培2位﹔15位政務委員中，非中共人士有9位﹔政務院（即今國務院）所屬34個部、會、院、署、行中，擔任正職的非中共人士多達14位，佔41%。黃炎培先生后來在日記中寫道：“共產黨領袖對民主黨派的態度是：以誠相待、思想見面﹔患難與共、真誠合作。”老一輩革命家與黨外人士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過程中，結下了“肝膽相照、患難與共”“道義相砥、過失相規”“緩急可共、死生可托”“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深厚情誼。曾任民建中央主席的胡厥文先生為表達聽毛主席的話，跟共產黨走的決心，曾賦詩一首，詩曰：“黨派今何似？長鬆附蔦蘿。百年生死共，痛痒共搔摩。”馬敘倫先在臨終前寫下這樣一段話：“我們隻有跟著共產黨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才有良好的結果，否則根本上就錯了。”

　　在組成政務院時，傅作義先生說：“周恩來先生提議由我來當水利部長，主席團竟一致通過，這是我做夢也不曾想到的。在國民黨蔣介石統治的舊中國，我拎上整箱的黃金美鈔，想打通關節買個部長當當而不可得呀！”他淚流滿面地說：“如今共產黨毛澤東要我這個起義將軍當部長，這是毛澤東的英明，共產黨的偉大，共產黨不得天下則天理難容矣！”傅作義先生從出任第一任水利部長，到后來擔任水利電力部部長，前后工作23年。他深入調查研究，踏遍全國的山山水水，為新中國水利電力事業做出了很大貢獻。

　　增進共識在一起

　　1950年10月24日，全國政協一屆十八次常委會議協商討論抗美援朝問題，決定起草一份《各民主黨派聯合宣言》，以表明立場，號召各方。大家公推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國政協外交組組長羅隆基執筆起草。1950年11月4日，中國共產黨聯合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國人民政協無黨派民主人士、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致公黨、九三學社、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共同發表了《各民主黨派聯合宣言》。《宣言》明確提出：“中國人民支援朝鮮人民的抗美戰爭不止是道義上的責任，而且和我國全體人民的切身利害密切地關聯著，是為自衛的必要性所決定的。”在出兵的名義上，毛澤東同志與周恩來同志研究，擬用“支援軍”的名義。黃炎培先生得知后登門造訪，對毛澤東、周恩來同志說：“有個問題要考慮呀，自古道師出有名，名不正則言不順，這個仗就不好打。”“支援軍，那是派遣出去的。誰派出去支援？國家嗎？我們是不是要跟美國宣戰？”黃炎培建議用“志願軍”的名義，表明這是中國人民志願組成的軍隊。毛澤東聽后說，“哦，很有道理！”遂從筆筒裡拿起一支鉛筆，將“支援”兩字劃去，改成“志願”兩個字。接著說道：“黃老先生指教的好啊，就叫‘中國人民志願軍’！我們不是跟美國宣戰。不是國與國宣戰。我們是人民志願的嘛。這是民間的事兒，人民志願去朝鮮幫助朝鮮人民，而不是國與國的對立。”黃炎培先生的意見被採納，赴朝部隊的名稱被確定下來，名震世界軍事史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就這樣誕生了。

　　1978年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將全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重大決策，揭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開始了黨在思想、政治、組織等方面的撥亂反正，本著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開始大規模地平反冤假錯案、落實政策和調整社會各方面的關系。政協委員中的許多人及親屬，既是被落實政策、被平反冤假錯案的對象，又積極呼吁和協助黨和政府，推動各項政策的落實。如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問題，全國政協在召開五屆五次會議前，召開了24次座談會，邀請200多位專家學者參加，廣泛聽取和反映意見建議，並組成調查組，赴上海、浙江、江蘇、山東作了一個半月的調查，特別是對中年知識分子入黨難、安排使用、工資待遇、夫妻兩地分居、住房困難、子女入學和就業等，進行調查研究，提出意見建議。為年齡五十歲左右、工資五十多塊錢、住房五十來平方米的“三五牌”中年知識分子面臨的教學科研任務重、基層黨政工作任務重、經濟負擔重，工資收入低、生活水平低的“三重兩低”的問題，奔走呼吁。

　　作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水利樞紐工程，作為牽涉國脈國運的“國之重器”的三峽工程，於1994年啟動建設，2012年全部機組投產發電。三峽工程的建設，凝聚著人民政協、統一戰線的心血。1993年，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領導人和無黨派人士考察團一行100余人赴重慶、四川、湖北考察三峽工程。100余人中，有6位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和全國政協副主席，有30余位擔任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常委、委員的正、副部級干部，還有幾位學部委員和高級專家學者等等。組團的規模之大，層次之高，前所未有。考察的內容，有移民區、淹沒區、三峽工程框紐模型、升船機模型、泥沙實體模型、三峽工程壩址、中華鱘研究所等。結束考察前，一位民主黨派中央領導人在講話時說：“我們的考察活動就要結束了。但我們對三峽工程的關心還不能畫句號，隻能是逗號。等三峽大壩截流時，我們還要來，等三峽工程全部完工時，我們還要來。那時，我們中有的同志已經百歲了，百歲也要來。隻有到了那時，我們對三峽工程的關心，對三峽工程所做的一切努力，才能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這段講話，充分體現了民主黨派成員對現代化建設的高度重視和真切關心。據統計，全國政協六屆一次會議開始，先后有3400多名全國政協委員聯名提出了有關三峽工程的提案達600余件。在項目論証階段，有50多位委員參加，有20多位委員擔任專家組成員。前后有多位政協副主席率團赴實地考察調研。政協委員圍繞建還是不建、早建還是晚建、建高壩還是建低壩等問題，提出了很多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雖然有的意見不一致，但正如一位領導同志所言：“正是不同意見才促進了三峽工程論証的深入。提不同意見的同志都是積極的、認真的，出於愛國熱情和對人民負責的精神。”

　　改革開放以來，全國政協參與推動了包括南水北調工程、青藏鐵路建設等在內的一系列重大工程的建設，促進了一系列問題的解決。從加快天津濱海、海峽西岸、北部灣等沿海經濟區建設，到構建西部開發、振興東北、中部崛起等區域發展戰略格局，從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到科教興國、人才強國、創新驅動發展、鄉村振興、可持續發展、軍民融合發展等一系列重大戰略的部署和實施，都凝聚著政協委員的智慧和力量。

　　全國政協委員高度重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1996年1月，全國政協以“全委（1996）1號”文件的方式，向中共中央報送《進一步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建議》。《建議》中提出了“一手硬、一手軟”的問題，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為精神文明建設提出了更為廣大而深刻的問題，如何在新的發展形勢下解決好精神文明建設的問題，是擺在我們黨和我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大問題。在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上，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同志明確表示，政協委員在精神文明建設方面的建議，對決議的形成作出了貢獻。

　　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堅強領導下，人民政協在繼承中發展、在發展中創新，緊緊圍繞中心、服務大局，聚焦全面深化改革凝聚共識、匯集力量、建言獻策，作出了新的積極貢獻。

　　十二屆全國政協關於“實施精准扶貧中存在的問題和建議”的監督性調研，先后壓茬開展兩輪，104名委員組成15個調研組43個調研小組，分別赴15個省（區、市）75個縣（區）實地調研，取得重要履職成果。十三屆全國政協圍繞“創新驅動發展”召開的專題協商會，近百名全國政協委員中的兩院院士應邀參會，與有關部委負責同志面對面協商，彰顯了科學家在專門協商機構中的重要作用，體現了在科教興國中的影響力。2019年6月14日，全國政協圍繞“構建居家社區機構‘三位一體’的養老服務體系”召開第24次雙周協商座談會，這是十二屆全國政協以來召開的第100次雙周協商座談會（十二屆共召開76次）。雙周協商座談會是委員與中央和國家機關定期座談交流的協商平台，是委員建言獻策、增進共識的履職途徑，經過100次的實踐，已經成為政協協商民主的經常性平台和重要品牌。

　　回顧創建新中國和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我們可以得出三點認識和體會：

　　一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包括各民主黨派、各團體、各民族、各階層、各界人士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選擇，是歷史的選擇。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之間肝膽相照的親密友黨關系，是在爭取自由、民主，建立新中國的歷史進程中形成的，是在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不斷鞏固和發展的。

　　二是，各民主黨派作為中國共產黨久經考驗的親密友黨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是中國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偉大征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一支重要力量。

　　三是，人民政協植根於中國歷史文化，產生於近代以后中國人民革命的偉大斗爭，發展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光輝實踐，具有鮮明中國特色，是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重要力量。

　　（本文作者系全國政協教科衛體委員會副主任。本文是作者隨全國政協委員宣講團在地方政協宣講稿件的一部分，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