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新中國的扶貧救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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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青少年時代起就立下“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遠大志向，樹立了救國救民的崇高理想，關心國家的安危、民族的苦難和人民的疾苦，致力於國家獨立、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的偉大事業，和毛澤東、朱德等老一輩革命家經過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創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開國元勛。新中國成立后，身為政務院、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同志，領導開展了預防和治理自然災害，扶貧救災、抗震減災等工作，成效顯著，人民至今深深敬仰緬懷他的豐功偉績和人格魅力。

一、以人為本是救災工作的基本理念

救災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人，主要搶救和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促進生產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新中國建立后，周總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始終將減少災害造成的人員傷亡當作救災工作的重點。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內務部責成各級人民政府要高度重視救災工作,不許餓死一個人！為貫徹落實周總理“救人第一”的講話精神，1954年12 月，陳雲在關於加強救災工作的指示中強調“救命第一”，不要因過分強調恢復生產問題而引起災民大批死亡。20世紀60 年代初，內務部發文指出：災區必須把救災工作當作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要千方百計做到不餓死人，不凍死人。

周總理特別重視提升人民群眾的文化水平，扶貧先扶智。1950年6月，周總理簽發政務院關於開展職工業余教育的指示，要求對工廠企業中的工人、職員進行識字為重點內容的教育，以提高廣大工人的文化水平和職業技能。7月，周總理簽署政務院關於救濟失業教師與處理學生失學問題的指示，提出解決教師失業和學生失學問題的辦法。12月14日，周總理簽署政務院關於舉辦工農速成中學和工農干部文化補習學校的指示，強調人民政府必須給予工農干部受教育、增才干的機會。

周恩來總理以人為本的救災理念還表現在查禁煙毒，保護人民身心健康方面。1950年2月，周總理簽發政務院關於嚴禁鴉片煙毒的通令。7月，周總理致電西南、西北、中南軍政委員會並告廣東、東北人民政府，要求各地封閉煙館，嚴懲大煙販。7月，致電劉伯承，對西南軍政委員會關於禁絕鴉片煙毒的實施辦法，提出修改意見，要求增寫“徹底禁絕煙毒”等文字。1951年2月，周總理簽發政務院重申毒品禁令，強調人民政府應監督焚毀毒品，所有機關、部隊、團體，均不得在國內外買賣毒品。1952年12月，周總理簽發政務院關於推行戒煙、禁種鴉片和收繳農村存毒的工作指示，指出應本著“教育改造，治病救人”的方針，嚴禁種植鴉片，收繳農村存毒。

周總理高度重視老區人民的生活改善和平反冤案問題。1951年7月21日，他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老根據地幾個問題的處理原則的通報，指出對各地生活困難的烈、軍、工屬，應訂出可能救濟的數目和辦法，實施救濟﹔對蘇區肅反擴大化造成的冤假錯案，要予以糾錯平反﹔對老區人民手中持有的蘇區鈔票，應准備定期兌回。

周總理特別重視改善知識分子的生活狀況。1955年1月，周總理主持國務院匯報會議，會議決定略微提高高校的教授、科學院的科研人員和衛生部門的科技人員的工資標准，最高者可以超過行政人員的最高工資標准。提高工資后家庭生活仍有困難者，可以再給予補助。同時，略加提高中學教員的工資，特別增加那些表現進步、服務多年的中學教員的工資，以示獎勵。1956年1月,周總理在知識分子工作會議上，正式宣布知識分子中的絕大部分“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明確了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知識分子可以享受一般勞動人民的生活待遇。

二、預防災害是救災工作的首要前提

救災工作的首要前提是預防災害，把工作做在災害發生之前，將災害消滅在萌芽狀態。平常要注意對大江大河的治理，變水患為水利。大力植樹造林，防止水土流失，保護生態環境，尤其要做好地震預測和預防工作。

（一）將預防災害與保護生態環境結合起來。1950年6月下旬，周恩來總理主持政務院第37次、38次政務會議，他在講話中指出，要多在少數民族地區搞好農田水利建設，用雪山的流水灌溉田地庄稼。11月3日，周總理在政務院第57次政務會議討論治淮報告時講話指出：治淮的過程是從有災到少災，由少災到無災，要逐步地在治理淮河過程中減少或消除自然災害，為民造福。是年，為控制永定河洪水，保証北京人民生活和工農業生產的穩定水源，由周總理批准修建官廳水庫。1951年1月，周總理主持政務院第67次政務會議，他在講話中再次闡明了辯証治水理論：“從現在的蓄泄並重，提高到以蓄為主﹔從現在的防洪防汛，減少災害，提高到保持水土，發展水利，達到用水之目的。”1953年8月，周總理主持政務院第186次政務會議，討論水利部長傅作義作的關於農田水利工作的報告，他在講話中提出，“一五計劃”期間，還是要搞小的農田水利工程，將防洪、防旱和防澇相結合，農業、林業和水利綜合考慮。1957年8月，周總理在北戴河主持國務院第11次常務會議，再次強調水利建設要和防洪、水土保持、排澇等結合起來。三峽的理想不能放棄，但這是遠景。1958年3月，周總理視察重慶獅子灘水電站並題詞：“為綜合利用四川水力資源樹立榜樣，為全面發展四川經濟開辟通路。”強調要保護利用好水力資源，為經濟建設服務。1959年11月，周總理在聽取黃河流域水土保持治理規劃初步方案匯報時指出：水土保持是長期的工作，需要持之以恆，不能隨意放棄忽視。1966年4月5日，周總理視察了河北岳城水庫，指示對水庫要全面規劃，綜合利用，水庫要防洪、灌溉並重，他說：“水庫應該是第一防洪，第二灌溉，第三水土保持，要綜合利用，綜合經營，一切工程都要這樣做。”1964年12月，周總理出席國務院召開的治理黃河會議，在講話中說：總的戰略是要把黃河治理好，把水土結合起來解決，使水土資源在黃河上中下游都發揮有益作用，“讓黃河成為一條有利於生產的河。”1966年2月23日，周總理同出席全國林業工作會議的部分代表談話，強調“植樹造林是百年大計”。指出林業工作“要兩條腿走路。”林業部過去隻注意林區採伐，我看主要任務還是造林。“國營與群眾營林，重點放在群眾﹔伐木與育林，重點放在育林。”1970年4月上旬，72歲高齡的周總理與林一山等談治理黃河、長江問題，要求他們繼續干好大江大河的治理工作，保護自然環境，防止旱澇災害。

（二）將保護森林與預防災害相結合。1950年4月，周恩來總理在政務院會議討論董其武關於綏遠工作報告時講話強調，保持水土的重要措施就是多種樹木。8月，和有關人員研究內蒙古林業管理問題，決定嚴禁亂砍濫伐森林和開荒燒山，內蒙古和東北有關地區各級政府成立林政局，按級分區負責保林育林工作。並致電毛澤東、劉少奇、朱德，提出要重視保林、育林工作。1951年上半年，全國共發生森林火災4270次，周恩來立即致信毛澤東等領導人，提出要嚴加管控森林防火。1952年3月4日，周恩來簽署發布了政務院關於嚴防森林起火的指示，要求各級人民政府主要領導親自布置檢查防火工作。1965年1月，周總理在三屆人大一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會議期間，周總理叮囑江西省委負責人說，江西山區多，我們不能光採伐不造林育林，光吃祖宗飯，造子孫孽。隻要我們有雄心壯志，長期搞下去，增加森林覆蓋率，興國河床的淤沙問題就可以徹底解決。

（三）採取預防為主的方針。1950年3月，周恩來總理簽發政務院關於水利春修的指示，規定仍然以防洪、排水和灌溉為水利建設的主要任務，以黃河、長江、淮河等主要河流為春修工程的重點，確保這些大江大河不會發生潰決問題。5月19日，周總理主持政務院第33次政務會議，在討論中央救災工作視察團的工作報告時說：人民政府要准備大興水利，治理江、淮、河、漢的水災。會議成立了以周恩來為代理主任的中央救災委員會。8月24日，周總理出席中華全國第一次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在所作的重要報告中指出：興修水利，一定要治本，要把淮河、漢水、黃河、長江等修治好。”8月下旬至9月中旬，周總理出席水利部治理淮河工作會議，指導會議制定“蓄泄兼籌”的治淮方針。會議期間，周總理還約見天津市委書記黃敬談海河治理工程問題﹔和董必武等開會研究治淮計劃，決定江蘇、安徽、河南三省聯合發動，專家、群眾和政府相結合，以三年為期，根除淮河水患。10月，政務院頒布由周恩來主持制定的《關於治理淮河的決定》。1951年8月17日，周總理在第98次政務會議討論華北農業生產和抗災情況報告時說，要採取預防災害為主的方針，每年都要准備與災害作斗爭。同年8月，和薄一波、黃敬研究治理海河的工程問題。9月7日，在第101次政務會議上討論內務部關於全國各地最近發生的災情報告時，周總理再次強調對於災害應該以預防為主，今年要防明年之災，現在要防今后之災，在救今年之災時，要結合預防明年之災，在救當前之災時要結合預防今后之災。1952年3月，周總理發出關於加強防疫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領導部門做好群眾防疫宣傳、督察工作，防止傳染病危害。1954年3月6日，周總理簽發的關於加強災害性天氣的預報、警報和預防工作的指示，要求中央和地方有關部門進一步重視對大范圍災害性天氣的預報、警報，並抓緊做好各項預防工作。為了預防意外災害的發生，必須提前准備糧食等物資。1956年9月16日，周總理在黨的八大會議上作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指出，因為條件限制，今后若干年內，我國農業生產難以避免自然災害的影響，“為了應付歉收，就必須有糧食和主要經濟作物的儲備。”1957年6月26日，周總理在一屆人大四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鑒於我國農業有時豐收，有時歉收，這裡豐收，那裡歉收的不平衡情況，“必須在豐收的年份和地區照顧到歉收的年份和地區，並且還必須准備應付特別嚴重的自然災害和其他意外。”1965年2月，周總理召集衛生部門負責人開會，指示農村要把水、糞、除四害、預防主要疾病等項工作搞好。

（四）預防地震與抗震救災。1956年6月，國務院編制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長遠規劃》，明確地將地震預告方法的研究列入規劃。同年12月，由李四光建議，范文瀾主持，編撰出版《中國地震資料年表》一書，為預防地震提供史料鑒戒。周總理特別注意發揮國家職能部門和干部隊伍的抗震救災作用，培養造就了一支高素質的勤政為民隊伍。1966年3月6日，河北邢台地區發生地震，3月8日，周總理向邢台地震災區通電話詢問災情，部署救災工作，並立即指示衛生部派出醫療隊前往救護，決定由國家科委和科學院負責前往地震現場探測研究﹔由內務部長曾山代表中共中央、國務院前往視察慰問和安排救護﹔由衛生、公安、內務等部門組織醫療、供應、工程人員隨隊前往。根據周總理的指示，北京軍區立即派部隊到邢台地震災區搶救遇難群眾。空軍出動了飛機、鐵道部組織了專用列車，負責運送救災人員、醫療器材和救災物資。國務院財貿辦公室通知商業部、糧食部、供銷總社等部門，積極做好醫藥、糧食和其他救災物資的調集和支援工作。糧食部通知河北省糧食廳，先按需要撥糧食，以后再結賬。商業部立即通知所屬醫藥公司，直接供應藥品和醫療器械。衛生部成立邢台地震搶救辦公室，由衛生部辦公廳、醫政司、防疫司、藥政司、計財司及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醫學院各抽一人組成，由辦公廳副主任劉學文負責，當天便派出了醫療隊。周總理還和財政部溝通解決好救濟款問題。3月9日，以內務部長曾山為首組成中央慰問團，乘專機赴邢台災區。上午到石家庄，然后換乘直升機去隆堯慰問。同日，衛生部防疫司副司長張兆生到達邢台地震現場，協助做醫療隊的組織工作。周總理在內務部長曾山、北京軍區副司令員鄭維山的陪同下，由北京乘飛機到達石家庄視察災情，指導抗震救災工作。3月10日，周恩來總理到隆堯縣白家寨視察災情，慰問受災群眾，在2000多人參加的群眾大會上講話，周總理帶領群眾高呼口號：“奮發圖強！自力更生！重建家園！發展生產！”3月16日，周恩來提出救災工作要立足於生產自救，避免單純救濟的做法，克服依賴救災的思想，使國家救濟能真正發揮作用。4月1日，周總理到寧晉縣東汪公社等地視察抗旱春播工作，在群眾大會上講話強調，救災勿誤農時，主要靠自己的力量發展生產，重建家園。周總理還在多次講話中提出要抓好地震預報工作。4月1日，周總理視察中國科學院地震考察隊時，指示必須加強預測研究，做到准確及時。周總理對中國科技大學地震專業的同學說：“希望在你們這一代能解決地震預報問題。”5月28日，周總理接見參加邢台地震科學討論會的代表，在講話中提出“兩個三結合”思想：一是領導、專家和群眾三結合﹔二是科學研究和教學、生產相結合。1970年1月5日，雲南通海發生7.8級地震后，周總理指示：“地震工作要以預防為主。”2月7日，周總理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見了出席第一次全國地震工作會議的全體代表，他在重要講話中說：“要預測，有實踐，才能有預見，有預見才能預防。”“從預測到預防，以預防為主。”“不要等地震后去救，去救那也是很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預防，防就要預測。”

（五）堅持常抓不懈的原則。1953年8月20日，周恩來總理在第186次政務會議上指出，改造大自然不是短期的事，農業、林業、水利等部門要准備長期的奮斗，時刻警惕防范自然災害的發生。1954年9月23日，周總理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指出：“對自然災害的斗爭是我國人民的一個長期的艱苦的任務。”

三、生產自救是防災救災的基礎性工作

中國共產黨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防災救災的目的就是讓人民過上美好生活，安居樂業。1950年3月，周總理簽發政務院關於春耕生產的指示，要求有計劃地從救濟糧中積存一些糧食准備春耕時吃用，保証正常進行農業生產。1951年9月26日，周總理在闡述發展生產鞏固財政經濟問題時，總結了淮河流域對待水災生產自救的經驗，認為皖北1951年夏糧豐收是救災跟生產結合在一起得到的好處。他說：“救災一定要跟生產相結合。”1953年5月16日，周恩來簽署發布政務院關於加強增產糧食和救災工作的指示指出，“隻有幫助災民搞好生產，才能安定災民情緒，縮短災荒困難時間，度過災荒。”1963年9月7日，周總理在8省生產救災會議上講話提出，我們要建立四個現代化的國家，必須下幾十年的功夫，特別要強調節約，“要搞生產自救。”9月19日，周總理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闡明我國的救災工作方針是：第一是生產自救，第二是集體的力量，第三是國家支援。“這樣三結合，才可以度過災荒。”救災一定要和生產相結合，使農民得到了救濟以后，有能力為明年的生產創造有利條件。

1964年10月24日，周總理仔細審閱了當年河北很多地方遭受洪澇災害的報告，致信李先念說：“重點放在生產自救。”中央慰問團帶著藥品、食物、帳篷和其他慰問品，分五個組到邢台地震災區各地慰問，受到廣大群眾熱烈歡迎。1966年4月5日，周總理到河北磁縣視察，他在講話中說：“救災離不開生產。”“要生產自救，整個說起來就是自力更生。”1966年2月15日，周總理聽取抗旱工作小組陳正人關於河北省抗旱工作的匯報，指出工作組下去后，不能增加地方負擔，不要妨礙群眾生產，要通過生產勞動進行調查研究，做好地方抗旱和生產工作。

四、以工代賑是救災工作的有效方式

1949 年12月19日, 周恩來總理簽發《政務院關於生產救災的指示》，要求在有水利交通等工程的地方, 應當注意組織受災群眾工作,以工代賑。政務院關於1950年水利春修工程的指示指出: 在災區的工程, 要結合救災, “切實做到以工代賑”。1950年，第一次全國民政會議根據黨中央提出的以工代賑的要求，明確提出要大力實行以工代賑，把水災變成水利。1950年5月13日,周總理在關於救濟工作的電報中指出:兩三個月以上的長期救濟, “主要應以工代賑( 如修筑公共工程等) 為主要方向。”6月17日,周恩來簽署政務院關於救濟失業工人的指示，要求救濟辦法,“應以‘以工代賑'為主,而以生產自救、轉業訓練、還鄉生產、發給救濟金等為補助辦法。”11月3日，周總理主持召開第57次政務會議，在講話中提出“以工代賑，重點治淮”的意見。根據周總理的指示，第二次全國民政會議提出水利、交通、農林等部門應該組織有勞動力的災民參加災區建設工程，既解決災民的生活問題，又化解災害造成的嚴重困難。為緩解失業問題，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制定頒布了救濟失業工人暫行辦法，明確規定以工代賑的工程范圍與計劃、所需人工和經費預算、以工代賑工程人員的文化教育、娛樂，以及失業工人的安置救濟辦法等。據不完全統計，1950年7月至1953年底，在全國各地政府失業救濟工作中，以工代賑達280萬人次。1963年9月，周總理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提出要採取積極措施排除水災危害，要用以工代賑的辦法,修復河堤決口。邢台地震發生后,周總理提出了打井、開渠、截潛流、挖水窖、平整土地、修梯田、台田、園田、坑田等以工代賑的具體措施。實踐証明，實施以工代賑，不僅可以救濟災民，還能夠促進工程建設，一舉兩得，相輔相成。

五、要大力倡導互助救災方式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高度重視災害救助工作。毛澤東曾指示：要“搞點以工代賑和必要救濟。”1950年1月，內務部在關於生產救災的補充指示中指出：災區與非災區，災民與非災民，災民與災民，災民中有勞力者與無勞力者，有勞力與有資金的要互助合作，共渡難關。同年4月22日，周總理審批全國救濟會議報告提綱時強調：新民主義國家的救濟方針是互助救濟，即政府管理，人民自救，個人和團體參加，國際友人援助，“以救濟為中心，災區為重點。”4月28日，周總理主持第30次政務會議，在討論西北少數民族工作時發言指出，經濟發達的漢族地區要幫助經濟落后的少數民族地區。4 月 29 日,成立了新中國第一個全國性群眾救濟組織——中國人民救濟總會，積極協助政府開展國內外社會救濟互助活動。

1950 年 1 月，中央人民政府號召發揚互助友愛精神，發放賑濟糧救濟河北的災民，指令河北省人民政府立即從最近的倉庫迅速領取賑濟糧，使該省寧河、寶坻、薊縣、玉田重災區的 65 萬災民得到及時救濟。1951 年 3 月，內務部發布關於春荒期間加強生產救災工作的指示，提出要互助救濟，特別關照那些無勞動力的老弱病殘和極窮苦者。1952年4月12日，周總理為毛澤東起草致陳賡、宋時輪、甘泗淇電，指示中國人民志願軍要發揚國際友誼精神，可以對駐地附近斷糧的朝鮮居民酌情給予救濟，我國政府已准備供應朝鮮二萬噸糧食。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把沒有勞動能力、無依無靠的孤老殘幼定為一等救濟戶，享受政府救濟幫助。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者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時候，有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1956 年 7 月，經周總理等批准，中國人民救濟總會同中國紅十字會開始合署辦公，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務部負責辦理社會救濟、社會福利工作。至1958年，全國農村有413 萬戶、519萬人享受“五保”政策救濟。1961年3月8日，周總理在接見各社會主義國家的駐華使節時說，我們首先依靠中國人民自身的力量，以節衣縮食減低供應量，低標准，瓜菜代，用增產代食品的辦法來克服困難，用增產節約的辦法來保証工業生產。主要通過群眾路線來克服困難，戰勝災荒。1966年3月，周總理聽取北方8省、市、自治區抗旱情況匯報，強調中央與地方，地方與地方“要相互支援。”周總理扶貧救災的崇高精神和解決民生問題的深厚感情，令人敬佩和永久懷念。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堅決阻止貧困現象代際傳遞”，“決不能讓老區群眾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程中掉隊”，“扶貧、脫貧的措施和工作一定要精准，要因戶施策、因人施策，扶到點上、扶到根上，不能大而化之。”“在扶貧的路上，不能落下一個貧困家庭，丟下一個貧困群眾……實實在在幫群眾解難題、為群眾增福祉、讓群眾享公平。”習近平總書記“精准扶貧”、“精准脫貧”思想是對周恩來總理扶貧救災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具有一脈相承的內在聯系，都是新的時代條件下救災防災工作需要傳承弘揚和貫徹落實的重要指導思想。

來源：《中華魂》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