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終心系群眾的人民戰士耿飚

　　耿飚是一位具有傳奇色彩的革命人物。在民族獨立和解放運動中，他先后擔任了紅1軍9師參謀、紅1師參謀長、紅四方面軍第4軍參謀長、第19兵團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等職務，后擔任中央軍委秘書長兼國防部長。在其革命生涯中，以“足智多謀”和“驍勇善戰”而聞名於世，但他卻總是謙虛地稱自己：永遠是人民的戰士。
　　少年英雄。耿飚於1909年出生在湖南醴陵一戶貧窮農民家裡，從小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1922年，13歲的耿飚以放哨員和聯絡員的身份，積極參與到中共湘區委員會領導的水口山工人罷工運動中。他不怕犧牲，智勇雙全，帶領幾百名童工直面礦警隊的槍口，使得官僚資本家妄想破壞罷工斗爭的企圖破產。1926年，隨著湖南工農革命高潮的到來，作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的一員，耿飚服從黨組織的安排，勇敢地完成了從敵人兵工廠秘密接運槍支的任務。1927年，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耿飚根據黨組織的安排，在醴陵組建農民赤衛隊並參與攻打長沙等軍事行動。在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損失時堅持斗爭，在瀏陽找到黨組織，並在瀏（陽）醴（陵）縣委領導下的游擊隊擔任隊長一職。1928年，耿飚正式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從此開始了南征北戰的革命生涯。
　　足智多謀，驍勇善戰。1930年，工人出身且有文化的耿飚被組織安排到紅1軍團第3軍第9師做情報參謀。在此期間，通過收集國民黨軍隊的新聞報紙，掌握蔣介石軍隊的調動情況以及軍事訓令等內容，做好敵方情報搜集的工作。中央紅軍第一次反“圍剿”作戰打響之際，第26團在進攻過程中受阻，耿飚在得到師長徐彥剛同意后，抄起馬刀，單槍匹馬去查看遇到的問題，迅速摸清了敵軍的火力。他帶領跟進的突擊排在敵軍側面打開了突破口，最終使紅三軍、紅四軍和紅十二軍從各個方向會合，實現了我方的“扎口袋”戰術，成功抓獲了敵軍前線總指揮張輝瓚，幾個月后耿飚被提拔為師參謀長。1931年，耿飚被任命為紅9師作戰科長，負責組織第一期教導隊，從軍事、政治、文化三個方面入手，對紅9師游擊隊員骨干進行正規訓練，從而實現“首先完成老百姓到軍人的過渡”的目標。第二次反“圍剿”勝利后，師長讓耿飚帶上特務連學習搭橋，他刻苦自學《工程學》，邊學邊練，反復多次進行實踐，使特務連的架橋技術不斷提高，逢山開路、遇水架橋。此外，他還採取“拖牛”戰術，以強行軍、急行軍和敵人周旋，並在敵人間進行閃電式穿插和迂回，僅用3萬人的兵力將30萬敵軍拖垮，在紅軍第三次反“圍剿”作戰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經過戰火的洗禮，耿飚逐漸成長為一名驍勇善戰的紅軍將領。1933年，在第四次反“圍剿”中，由於戰況激烈，作為戰略制高點的黃柏嶺仍在敵軍手中。在進行戰術討論時，李聚奎提議採用正面調虎離山，從側面進行后背襲擊的戰術，他們兩人立下一個小時內完成任務的軍令狀。耿飚和李聚奎分別帶27團和26團從左右沿山脊進攻，在一個小時內完成了黃柏嶺攻堅任務。面對國民黨軍隊的第五次反“圍剿”，耿飚帶領兩個連在敵軍猛烈的炮火襲擊下堅守，為其他部隊成功轉入二線防御地帶做掩護。在戰斗中，他腿部受傷，子彈穿過他的膝蓋，但傷口剛縫合，就又回到前線，根據掌握的情況，及時向上級提出打一場運動戰而不是堡壘戰的想法。
　　1934年，擔任紅二師第四團團長的耿飚不顧個人安危，拖著得了瘧疾的重病之軀，用自學的架橋技術，強渡瀟水襲擊道州，突破烏江打通道路，帶領紅四軍團踏上二萬五千裡征程。紅四團作為長征開路先鋒到達粵北。敵軍佔領樂昌並進行重點布防，之后朝九峰山開進，上級下令讓紅四團不惜一切代價上九峰山。紅四團在暴風雨的夜色中不斷向九峰山挺進，並在暴雨中將比紅四團早一點上山、還立足未穩的敵軍趕下去，之后紅四團加緊對陣地的防線鞏固，進行九峰山大阻擊，成功掩護紅九軍團和中央、軍委安全通過粵漢線。他所率領的紅四軍團打了許多硬仗、巧仗、險仗和惡仗，突破了敵軍的四道封鎖線，跳出敵人的包圍圈，粉碎了蔣介石企圖消滅紅軍的陰謀。其中最慘烈的一戰是橫渡湘江，紅四軍團通過火拼、肉搏等多種戰斗形式頂住了敵軍15個團的火力，“血染湘江”。
　　1935年1月，耿飚在紅四團接到強渡烏江的重任后，進行詳細部署。首先派出偵察兵將對岸敵軍兵力部署、江水等情況進行偵察，之后用制作的竹筏進行強渡。但是敵軍的反扑火力太猛，於是耿飚決定造竹排，將竹排連接形成浮橋，同時又下令陳光做火力支援，接應部隊渡江。耿飚帶領紅四團進入黔北重鎮遵義，在婁山關附近的板橋鎮進行實地偵察與走訪調查。由於正面進攻代價大，側面進攻又無路，在得知后山有一條險路可以直達山頂后，耿飚帶隊乘勝智取婁山關。之后，耿飚被調到紅一師師部擔任師參謀長，渡江越山到陝北，在二萬五千裡長征后，又投入新的戰斗中去。
　　耿飚之問：共產黨人的初心與情懷。1941年，耿飚在陝甘寧隴東任129師385旅副旅長，其駐扎在此的部隊中一名戰士犯了嚴重錯誤，旅部決定對其實施槍決。但是，老百姓卻都為這名戰士求情，無論如何勸說都不肯離去，尤其是受害者的父母跪下為這名戰士求情，當時整個操場上的老百姓全都跟著跪了下來，哭著說共產黨都是好人，請求饒了這名戰士，讓其將功補過。耿飚向老百姓解釋說，共產黨軍隊有嚴明的紀律。可是，不答應，老百姓就不起來。最后，耿飚隻能流淚接受了群眾的要求。
　　1991年，退休后心裡始終裝著根據地老百姓的耿飚，重返當年駐扎部隊的甘肅慶陽。一天晚飯后，突然聽到駐地外有吵鬧的聲音，一打聽，才知道是當地老百姓來告狀的，訴說對當地少數領導干部的不滿。離開慶陽那天，耿飚接見了縣裡的主要領導，跟大家講述了這段50年前的革命往事。故事講完后，耿飚面色凝重，高聲發問：“現在，我要問問你們今天在座的每一位，不管哪一個，如果犯了事，老百姓還會不會替你們求情？”“耿飚之問”，源自他心底對養育了中國革命的人民群眾的熱愛，體現了共產黨人的初心與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