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覺哉的家風

　　謝覺哉是著名的“延安五老”之一，被人們尊稱為謝老。新中國成立后，曾任內務部部長、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雖身居高位，但謝老從不以元老自居，而是嚴格要求配偶子女及親屬，帶頭樹立良好家風。
　　和諧融洽一家親
　　由於時代原因，謝老一生有兩段婚姻。第一段婚姻是典型的舊中國農村傳統婚姻，當時他隻有15歲，妻子長他5歲，名叫何敦秀。第二段婚姻是革命婚姻，第二次國共合作期間，謝覺哉被派到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做黨代表，由於工作需要，在組織的安排下與王定國結為夫妻。與王定國結婚后，謝覺哉依舊關心湖南老家的情況，關心何敦秀的生活以及孩子們的教育問題。20世紀50年代末，80歲高齡的何敦秀被她的兒子謝放接到北京居住后，謝覺哉和王定國還請她到家中做客，也多次過去看望她，並經常送去生活費。
　　謝覺哉對子女要求非常嚴格，但也非常慈愛。他通過家書與子女展開心靈對話，事無巨細地關心教導成長中的兒女們，公開出版的家書就有100余封。他叮囑孩子們“不但要經受艱難環境的考驗，而且要到生死關頭去經受考驗”。他鼓勵兒子謝放參加王震率領的八路軍三五九旅南下開辟湘鄂贛革命根據地，並在兒子的手冊上題下“不懼、會想、能群、守紀、勤學、強身”這12個字。他從不束縛孩子的發展，支持孩子實現自己的理想。謝覺哉晚年身體每況愈下，子女又分散在各地，家中隻剩正准備參軍的小兒子謝亞旭。王定國建議把小兒子留在身邊，謝覺哉卻回絕了，“父母要支持孩子實現革命理想”。他又對謝亞旭說：“小時候你整天拿著木頭槍東沖西殺，說長大了要當解放軍……現在正是當兵的時候，不要挂念家裡，也不要挂念我的身體。”小兒子來到部隊后，被分配到南京郊外，謝老病重也不讓家人叫他回來，直到謝老病逝，兒子才知道已同父親永別。
　　教詩開課學習忙
　　謝覺哉自小勤奮好學、酷愛讀書。他4歲從師，11歲就讀完了《詩經》《春秋》《易經》《禮記》等經典，21歲考中秀才。之后在毛澤東、何叔衡、蔡和森等人的影響下，系統學習了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關於維新變法的著作，完成了由“反封建的秀才”向“革命的新文化戰士”的轉變，並加入中國共產黨。
　　謝覺哉一直注重培育勤奮好學的家風，這在他與王定國結婚時就初露端倪。兩人結婚時王定國還是文盲，有一次謝覺哉寫文章時讓她去辦公室拿《西北日報》，拿了3次都不對，謝覺哉納悶地問怎麼回事，王定國不好意思地回答她不識字。謝覺哉聽后立即說：“不用怕，我教你！”從那以后，在他們相伴的34年中，謝覺哉教王定國學詩詞、練書法，在謝老的教導下，王定國轉變成為一位著名的社會活動家。
　　謝覺哉非常重視子女的學習，潛心培養他們勤奮好學、刻苦鑽研的良好習慣。20世紀50年代，鑒於子女多數都在住校的實際情況，謝覺哉夫婦就利用周末時間開辦家庭課堂，給孩子們集體上課。王定國講述自己童養媳的經歷憶苦思甜，謝老則從吃、穿、住等各個方面談古說今教育子女。有一次，謝亞旭因為作業難，沒有完成就睡覺了。謝老晚上開會回來聽說此事，立即走到床邊將小兒子輕輕喚醒，不顧一整天工作的疲憊，陪著孩子直到把難題解出寫好才休息。“要學點東西，沒有刻苦的精神不行，作業難做，下決心鑽進去就不難了。”事后，謝老語重心長地開導兒子。
　　謝覺哉還非常關心身邊同志的學習，尤其是要求他們學習毛澤東的著作、文章。擔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期間，他曾以自己寫的通知被毛澤東一字不留全改了，又在毛澤東的教導下悟出要“向人家學、向自己學”的經驗，告誡高院的工作人員要勤於學習，除學習毛澤東已經發表的著作、文章外，還要選印他最近的一些短篇或批語二三十篇，作為范文熟讀深思。
　　廉潔奉公一身清
　　作為黨的高級干部，謝老始終將自己視作人民公仆、普通共產黨員，從沒有什麼特殊要求，對子女和親屬更是嚴格約束。他經常告誡兒女們：“我是共產黨人，你們是共產黨人的子女，不許有特權思想。”
　　不許子女特殊化，是謝覺哉家風的特色之一。早在延安時期，有一次他的孩子到機關食堂玩耍，正遇到開飯時間，管理員想留孩子吃“小灶”，謝覺哉堅決反對，馬上要求孩子回家，並囑咐他們以后少去“小灶”食堂。擔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期間，因工作需要，公家配給謝老一輛小車。有一次，偶然發現子女用了車后，謝覺哉非常生氣，“國家給我的汽車是工作時才使用的，你們沒有權利叫司機開我的車外出”。隨后，謝覺哉叫家人付了車費，還在一次黨組織生活會上，就孩子動用汽車的事作了自我批評。謝覺哉參加革命前在湖南老家育有4男3女。新中國成立后，湖南老家的兒女們紛紛希望在京“做大官”的父親給予“照顧”，走出農村到北京工作。謝老寫信勸他們不要來，他說：“你們會說我這個官是‘焦官’（湖南方言，指不掙錢的官）。是的，‘官’而不‘焦’，天下大亂﹔‘官’而‘焦’了，轉亂為安。”
　　他還作詩一首：“你們說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官﹔起得早來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將自己比作家鄉村子裡一輩子在地主家做長工的周老官，這顯示出謝老的人民公仆本色。后來，有的兒子不聽勸阻來京要求安排工作，謝覺哉依舊鐵面無私，他說：“全國剛剛解放，下頭更需要人，你有文化，還是回家鄉工作好。”面對妹夫提出介紹工作的要求，他則回應道：“你要我安排你的工作，除非我回去當老百姓，你來當部長。”
　　1949年后，謝覺哉曾3次回到湖南，有兩次到南馥沖老家。在老家，謝老對子女和家鄉干部們的浮夸接待、農村山林環境的破壞、老百姓生活困頓的情況很有意見，他批評教育道：“修車路，不是對我的尊敬，而是對我的不尊敬，人民看了，要說我謝胡子是個官，是個架子很大的官，這是浮夸風的反映。”並坦言：“我兩次回鄉，都不很稱意。我還想回鄉一次，不過有三個條件：第一不要派人包圍我，要讓我行動自由﹔第二農村要容易買到豬肉﹔第三要看到到處是幼林。”言語中體現出老一輩革命家清廉正派的風骨。
　　勤勞節儉樂吃苦
　　謝覺哉的勤儉家風源自其從小受到母親的熏陶。謝覺哉的母親是一位善良的婦人，會勞動、善家務、儉省節約，很受人尊敬。據謝老回憶，母親從不溺愛他，從小就教他喂豬割草，教他做人處世的道理，勤勞儉朴、做個好人等朴素道理他很早就銘記於心。
　　謝覺哉非常注重孩子勤勞品格的培養。早在參加革命前他就曾告誡還在上高小的長女瓊英，“讀書和勞動是兩不誤的事情，學會燒茶、煮飯等治家之事同等重要”。
　　抗戰勝利前夕，當從老家的來信中得知女兒冰茹已能自食其力時，他興奮地回信：“冰兒自己勞動養家很好，我聽了非常高興。靠遺產生活，是最沒出息的人干的。”新中國成立后，謝覺哉教導子女“凡自己能做的事，都要自己動手，掃地、洗衣服、煮飯、炒菜、院子裡挖土種菜，都要做，做慣了就閑不住，身體也會強壯”。他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三年困難時期，院子裡有塊空地，謝老就在休息時間帶著家人翻地種菜，自力更生。
　　謝覺哉生活非常節儉，常常是一件衣服、一雙鞋子一穿就是十幾年，每當家人要給他買新衣、做好吃的時，他總是說：“我們的吃穿已經很好了，再好就要過分。”謝老不僅自己生活節儉，還經常教導子女保持艱苦朴素的生活習慣。20世紀60年代，謝老家中人多，孩子們吵吵嚷嚷地喊著要換房子。為此，謝老給子女們寫了一封家信。信中寫道：“有一個觀點必須更正：這個房子是很好的，不要因有點點子毛病，就叫嚷起來。”他以“有的人一家子住在一間房裡，農村的老百姓有的一年吃不到油，北京市的居民也隻能分到4兩油，雞蛋、肉也很難買到”等例子告誡子女“要看過去，看別人，要工作在先，享受在后，當廣大人民還十分困難的時候，我們過著這樣的生活，應該感到不安，而絕不應該感到不足”。
　　謝覺哉一生揚鞭奮蹄、筆耕不輟，留下了百余萬字的家書、日記，千余首詩歌和數十萬字的《謝覺哉文集》。董必武稱贊他“傳家絕業詩千首，報國方多筆一枝”。林伯渠贊其“清詞如海復如潮，健筆春秋百萬刀”。謝覺哉和諧融洽、勤奮好學、廉潔奉公、勤勞節儉的家風在這字裡行間、言傳身教中流轉，具有很強的現實教育意義。
　　（摘自2019年第3期《黨建》，原標題為《共產黨人的子女不許有特權思想”——“延安五老”之一謝覺哉樹立良好家風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