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文稿歷險“越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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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敏，江西上饒人。192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后任贛東北省蘇維埃政府主席，閩浙贛省省委書記，紅十軍團軍政委員會主席等職。

1934年12月，方志敏率紅十軍團北上抗日，遭7倍於己的國民黨軍隊伏擊，他令軍團參謀長粟裕率主力突圍，自己斷后，苦戰13天后彈盡糧絕，不幸被俘，囚禁在南昌國民黨駐贛綏靖公署看守所，1935年8月6日就義，時年36歲。

方志敏身陷囹圄，斗志不減。在被監禁南昌的日子，他克服難以想象的困難和病痛折磨，寫出《可愛的中國》《清貧》《我從事革命斗爭的略述》《獄中紀實》等16篇文章，共436頁、13萬余字。方志敏在險惡的環境中寫作、積藏，這些文稿被秘密帶出牢房，最終回歸共產黨人手中，屢遭不測、歷經周折、充滿傳奇。

險寫險藏

方志敏被押到南昌沒幾天，就要求獄方提供清靜房舍和紙筆，自己要寫些東西。看守所所長凌鳳梧喜出望外，以為這個共產黨重犯要交代“罪行”，馬上安排他住進“優待號”。所謂“優待號”不過是十幾間不上鎖的囚室，監押的多是“違法犯罪”的國民黨軍政官員。

方志敏的監室四壁糊著草紙，靠牆有床鋪、馬桶，一張舊書桌擺著紙筆。沒過幾天，他果然寫完幾十張紙箋。凌鳳梧進來細看，似乎寫打仗經過，又像記述什麼事情，無始無終、互不接續、不知所雲。問他寫的什麼？方志敏道：“情緒緊張，記憶不好，想起一段寫一段，要全寫完再整理。”

原來，方志敏被捕后就做好打算，要把十幾年斗爭經歷，經驗教訓和對黨的忠誠、熱愛全都寫出來。放風時，他把想法講給同時被捕的軍團長劉疇西、師長王如痴，兩位戰友雖稱贊，卻又擔心：我們處境險惡，隨時會犧牲，寫出來固然好，但要保証送出去，否則是白費精力。

方志敏深感戰友意見重要，他堅持寫作的同時，用更多精力物色送出文稿的人選。第一個爭取對象是23歲的看守高家駿，他參加過學生運動，曾到過蘇區，對共產黨充滿好感。他值班時，常聽方志敏講革命道理和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對方志敏的學識才華，堅強意志由欽佩變成敬重，常給他帶些筆墨紙箋，生活用品等，還暗暗與他策劃擇機越獄，並給關押在普通牢房裡的劉疇西、王如痴等人傳遞紙條，聯系共同行動。方志敏提到有文稿需要送出，他毫不猶豫地答應幫忙。

另一位是住在對門監舍的胡逸民，他曾任國民黨中央審判委員會主席，南京監獄長等職，因涉嫌泄露“圍剿”計劃，私放共產黨等罪名被監押。看守所大小獄吏都知其身份和背景，對他十分優待，不但可以隨便走動，還允許他年輕的姨太太向影心來牢房送食品、衣物等。

方志敏剛搬來，胡逸民對這個共產黨高官很好奇，常來海侃神聊。為爭取他，方志敏就有意與他攀談有關人生、時局、救國救民的話題。胡逸民聽了講述，覺得既翔實透徹、通俗易懂，又理據分明、發人深省，對方志敏的學識才華漸漸佩服起來。

一天，他憂心忡忡地對方志敏說：“先生的韜略，做個政府部長都綽綽有余，如今身陷牢獄，恐難保命，他們總勸你投降，不知你做何打算？”

方志敏淡定地說：“投降是大笑話，准備犧牲就是了，真正革命者隻有被敵人殘殺，沒有投降的！”

胡逸民曾在監獄目睹許多人面對死亡的神態，但這樣的大義凜然卻從未得見。他為其膽識氣魄徹底折服，表示有事一定盡力。方志敏提到送出文稿，他信誓旦旦地應承。

外送文稿有望，方志敏信心倍增，但在敵人的眼皮底下寫作，時時隱伏著凶險。他剛住進“優待號”，獄警總長桂永清就令隔壁的反共分子徐葵監視他。徐葵原任國民政府航空署長，因南京機場失火入獄，他多次密報方志敏深夜寫作，桂永清率眾突然夜查，好在方志敏早有防備，被搜去的都是些胡編亂造的文字。

為應付敵人，方志敏在許多張稿紙上寫一段無關緊要的話，暗暗編號，白日構思文章，這頁寫幾句，換一頁再寫幾句，即使被搜去，也看不出首尾，待到夜靜更深，再按編號連續抄下來。

盛夏酷熱，牢裡潮悶，蚊虫肆虐，方志敏不顧叮咬，揮汗如雨，依不停筆。他入獄倍受折磨，極為虛弱，寫作時間稍長，就頭暈目眩、渾身無力。但他咬緊牙關，或靠桌站一會兒，或閉目躺一陣，略有好轉再接著寫。后來，高家駿偷偷帶來些藥物，才緩解病痛，保証持續寫作。

日復一日，文稿越積越多，方志敏讓高家駿找來油紙包好藏進枕頭，但因屋頂漏雨，鋪蓋要常拿出去晾晒，很容易暴露。

一天午夜，方志敏剛把寫完的文稿摞起包好，外面突然腳步紛沓，桂永清帶領看守來搜查。把油紙包裝進枕頭已來不及，方志敏急中生智，把紙包扔進馬桶，文稿才躲過一劫。

為藏匿文稿，方志敏仔細查尋牢房每個角落，揭開一塊糊牆的草紙，發現裡面是青磚，頓時來了主意。他讓高家駿找來半截鋼鋸條，夜深時掀開床頭的牆紙，一點點劃掉磚縫的膏泥。不久，鬆動的磚就被拔出一塊，墊在枕頭下，牆洞剛好藏入文稿，再用草紙糊住，擋在床板后，極難發現。他把這秘密告知了高家駿，倘若自己突遭不測，讓他一定取出文稿，想辦法交給黨組織。

有個雨天，屋頂漏水，床鋪上方牆壁的草紙全被淋濕墜落，方志敏還未及轉藏文稿，桂永清就召集全體“人犯”訓話，獄警也趁機搜查監舍。方志敏心如火焚，暗想文稿難保！待回到監房，發現磚塊被重新插回牆洞，油紙包卻不見蹤影。他拉開門向外張望，見遠處巡視的高家駿沖他點點頭，方志敏頓時明白：文稿已被轉移。

文稿多次險遭不測，方志敏倍覺將其送出迫在眉睫。一天，向影心又送來酒肉，胡逸民請方志敏一起吃喝。為考驗他們是否言行必果，方志敏說：“我想勞請小嫂子去一趟城裡‘聚賢齋’茶樓，給黃韻波老板送封信。”

胡逸民和向影心滿口答應，沒幾天，向影心果然捎來黃韻波的回信。原來，“聚賢齋”是地下黨聯絡站，方志敏給負責人黃韻波的信中，講了文稿情況和越獄打算。

回信說：“文稿可隨時捎來。經黨組織商議，目前越獄條件不成熟，要盡量與敵人周旋，為外界營救爭取時間。”信中還附來宋慶齡、魯迅、鄒韜奮和李公朴在上海的地址，讓方志敏寫信請求他們協助營救。

險送險取

與外界黨組織取得聯系，方志敏欣喜萬分，他又把一個方方正正的油紙包交給了向影心，叮囑她一定要親手交給黃老板。紙包裡是他寫完的文稿《我從事革命斗爭的略述》，6萬多字，近200頁。

向影心走后，方志敏日思夜盼回音，卻杳無音訊，過去1個多月，不見人至也沒信來。胡逸民委托幾個獄警打聽消息，都說向影心已搬離原住所，去向不明。

飽浸心血的文稿如泥牛入海，卻未動搖方志敏的初心，依然堅持在逆境中寫作。2個多月后，方志敏又寫完《在獄致全體同胞書》《我們臨死以前的話》等3萬多字文稿，讓高家駿帶出去交給黃老板。不料高家駿又揣了回來，說：“聚賢齋”關張歇業，黃老板不知去向。方志敏知道，交通站已遭敵人破壞。

正當一籌莫展之時，高家駿的女友程全昭從杭州來南昌，她是一位進步青年，與男友志同道合。她看望高家駿時，與方志敏見過幾次面，方志敏覺得這個女孩子熱情爽快，誠實可靠，就與高家駿商量，能不能讓她去一趟上海，送文稿和信件。

程全昭聽說要她去上海與陌生人接頭、送信，覺得有些像偵探小說的情節，既新鮮又好奇，慨然應允。方志敏交給她4張名片，上寫：上海寶隆醫院內科208室：李貞。4封信分別寫給宋慶齡、魯迅、鄒韜奮和李公朴。方志敏說：“你去上海化名‘李貞’，到寶隆醫院找一位叫林疏俞的女醫生，她會安排你暫住。文稿交給信上4人任何一位都可，但必須交給本人，見不到本人留下信和名片，他們會到醫院找你。”

方志敏又把從胡逸民處借來的20塊銀圓給她做路費。2天后，程全昭順利抵達上海，住進寶隆醫院。她按地址找到宋慶齡家，恰宋慶齡外出，程全昭隻好留下信和名片。接著她又去內山書店找魯迅，到生活書店找鄒韜奮，去中華職業學校找李公朴，結果都沒見到本人，也留了信和名片。

信全都送出，書稿卻無從交付，她隻好回到住處，進門不一會兒，值班護士來告：有人在洗手間等你。

她滿腹疑惑地來到洗手間，見是一位穿著華麗的貴婦，沒待細問，貴婦拿出“李貞”的名片，自稱姓宋，看過方志敏的信，說有一包文稿要交給我，特意來取。程全昭見她拿得正是自己送出的名片，說得也絲毫不錯，便毫不懷疑地回屋取來文稿交給了她。

對方接過文稿，面色嚴肅起來，說：“你已被密探盯梢，處境危險，必須馬上離開。”

原來，收信的4位民主進步人士常與共產黨聯系，反動政府已秘派特務蹲守他們的住所，發現陌生人往來就跟蹤、監視。毫無對敵斗爭經驗的程全昭，根本沒察覺自己已被監視，更不知隨時有被捕的危險。

來人說著摘下禮帽，脫掉旗袍，露出散亂的假發，破舊的外衣，她又換上布鞋，扎起腿帶，從胭脂盒蘸些褐黑的粉末在臉上胡亂揉搓幾下，再把文稿紙包塞進后背，瞬時變成個弓腰駝背的鄉下老嫗。

程全昭則按對方吩咐，穿戴上她的衣帽和高跟鞋，大搖大擺地走出醫院，坐黃包車趕到碼頭，不料買船票時卻傻眼了：方志敏給她的銀圓花去不到一半，余下的全都被偷。她急忙翻出其它衣袋的零錢，好在還夠買一張去杭州的船票，便准備先回家取錢再去南昌。哪曾想到，她這次出走被父母認定是“私奔”，到家就被嚴加看管，再難脫身了。

南昌的方志敏和高家駿朝思夜盼，等了1個多月，也沒有程全昭的回音，他們判定出了意外。1935年6月10日，高家駿帶著與程全昭同樣的名片、信件來到上海，把李公朴的信送到后，就發現有特務跟蹤。他不敢再送余下的3封信，便漫無目的地轉悠到天黑，才把特務甩掉，急忙趕到車站，登車前往杭州打探程全昭的消息，不料當夜住宿的旅店失火，未送出的信件全被燒毀。

兩次送出文稿都未得回音，方志敏苦悶至極，也預感敵人留給自己的時間不多了。1935年7月28日，他把《可愛的中國》《清貧》《獄中紀實》等3萬余字文稿和宋慶齡、魯迅在上海的地址交給了胡逸民，說：“敵人隨時可能槍斃我，文稿托付給你了，無論如何要帶出去。”

胡逸民握著方志敏的手，嚴肅而凝重地點點頭。1935年8月6日，他目睹了敵人把方志敏帶出牢房，押去刑場。時隔2個多月后，他在於右任擔保下被釋放。

胡逸民剛出獄就帶著文稿趕往上海，找到宋慶齡家，但主人已搬遷，打聽左鄰右舍都不知新住址。他又趕去找魯迅，但魯迅去了北平講學，歸期不定。

胡逸民心情異常沉重，正茫然無緒時，他在報上看到一篇章乃器的文章，頓時想到，這位“上海救國會”主席與共產黨往來密切，找他也許會有辦法。

胡逸民找到“上海救國會”，章乃器聽說有方志敏文稿，將信將疑，不知是不是特務的圈套，便說：“我不認識共產黨、方志敏，但可以幫你打聽一下。”他拿出自己的名片，一撕為二，遞給胡逸民一半，說：“把你住址留下，如果晚上有人拿另一半名片來找你，對上碴口，就把文稿交給她。”

傍晚，果然有位衣著華麗的貴婦來找胡逸民，遞過半截名片，他接過與自己手中對接，撕碴絲毫不差，便拿出文稿交給了她。

胡逸民頓感如釋重負、異常輕鬆，但他無論如何也想不到，來人就是章乃器的夫人胡子嬰，數月前從程全昭手中取走文稿的也是她。

原來，程全昭去生活書店給鄒韜奮送信時，恰好章乃器夫婦也在場。以店員做掩護的黨組織負責人畢雲程看過信，得知有一包方志敏文稿在寶隆醫院，在白色恐怖下，無法証實信的真偽，貿然前去，風險極大，正在為難，胡子嬰自告奮勇去取。眾人商議一番，覺得她多年幫助丈夫傳遞信函，經驗豐富，可以勝任。大家謀劃出接頭、化妝，掩護程全昭撤離的辦法。胡子嬰為不暴露身份，用了母親的“宋”姓，讓程全昭誤認為是宋慶齡。

當時，取回程全昭手中的文稿，畢雲程送交中共中央特科，特科負責人王世英電傳到吳玉章在法國主辦的《救國時報》。1936年1月29日，《救國時報》全文發表了文稿中《在獄致全體同胞書》和《我們臨死以前的話》兩篇文章，這是方志敏歷險“越獄”的文稿最早公開發表。

事情萬分巧合，第二次取方志敏文稿的又是胡子嬰，她拿到后立即交給了上海商務印書館的中共黨員章秋陽，他轉送中共駐上海辦事處主任馮雪峰。新中國成立后，馮雪峰編輯出版了《可愛的中國》等手稿影印本。

險失險得

方志敏在獄中以驚人的毅力、頑強的精神寫出的16篇文稿以及信件，先后3次被帶出牢房，多經轉手，險失險得。

方志敏寫出的信件並不是沒有回音。新中國成立后，時任中國作協黨組書記馮雪峰回憶：1935年，我在中共駐上海辦事處工作時，收到魯迅先生轉來方志敏同志從獄中捎出的信件，內容是越獄打算和希望得到外界營救，信中還說捎來了文稿。魯迅先生也附來信，他說沒見到送信人，也未收到文稿。對於營救或越獄，他考慮暫時不妥，那隻能加速方志敏同志的死刑執行期，應利用蔣介石企圖軟化、勸降方志敏同志的時間，請他在獄中趕快為黨、為后代人寫一些珍貴的文章，時機成熟再實施營救或越獄。”

雖這些信件在“辦事處”多次遷移中散失，方志敏也沒看到回信，但魯迅的意見和地下黨的做法，以及方志敏在獄中所為卻驚人的一致，被后人譽為革命者心照不宣的靈犀互通。

1939年6月的一天，重慶《新華日報》記者薛凱、劉雨昕閑覽舊書市，在一攤位前發現一包手稿，打開細看，竟是方志敏的遺作《我從事革命斗爭的略述》，攤主要價500銀圓。

原來，舊書市臨近重慶虎頭橋監獄，常有獄警把監押人的遺信、文稿拿來變賣，也常有監押人的屬眷來此尋找親人的信函、絕筆。商販知道，這些信稿在不相干的人眼中不過是廢紙，而對其親屬卻價值連城，問價的人大多與其相關，攤主就大開獅口。

兩位記者深知遺稿的重要與珍貴，薛凱留在攤前守護，劉雨昕回去把消息報告給了報社總經理熊瑾玎。熊瑾玎馬上電話請示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主任葉劍英，葉劍英立即指示：要不惜一切代價收回。

熊瑾玎急忙趕到舊書市，一番討價還價，以370大洋買下，時刻有流失之危的珍貴遺作終於回到黨的懷抱。多年后，胡逸民証實，這確是當年向影心帶出的文稿。原來，向影心常來監獄探望胡逸民時，就已和國民黨軍官桂永清混在一起，后來通過桂永清結識了戴笠，當起軍統女特務，再后來又做上了毛人鳳的姨太太。4年前她帶出文稿交給了誰？怎樣從南昌流落到重慶……是永難解開的謎團了。

熊瑾玎把文稿略加整理，連同一張方志敏就義前的照片送到八路軍辦事處。葉劍英看后，被烈士的高風亮節、浩然正氣深深感動，凝思良久，在照片上題道：“血染東南半壁紅，忍將奇跡作奇功。文山去后南朝月,又照秦淮一葉楓。”

新中國成立后，《可愛的中國》被連續多年收入中小學課本，僅單行本就陸續出版20多種。1985年，方志敏在獄中寫作的全部文稿被收錄《方志敏文集》，由鄧小平題寫書名，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

習近平說：“我多次讀方志敏烈士在獄中寫下的《清貧》，那裡面表達了老一輩共產黨人的愛和憎，回答了什麼是真正的窮和富，什麼是人生最大的快樂，什麼是革命者的偉大信仰，人到底怎麼活著才最有價值，每次讀都受到啟示、受到教育、受到鼓舞。”  

來源：《世紀風採》201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