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新聞

一本《見証初心和使命的“十一書”》,5位湘籍英烈的革命事跡入編。他們蕩氣回腸、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彰顯了共產黨人——

用生命鑄就信念與忠誠

2019年08月28日08:21    來源:湖南日報

原標題:2019年08月28日 星期三

  制圖/張楊

  尋淮洲

  王爾琢

  陳毅安

  夏明翰

  左權

  在艱苦卓絕的革命征途中,無數革命先烈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復興,拋頭顱、洒熱血,用生命和鮮血鑄就了共產黨人的信念與忠誠,踐行了共產黨人的初心與使命。

  近日,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與中央“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領導小組辦公室聯合編寫了《見証初心和使命的“十一書”》,作為全黨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的生動教材。該書以“宣誓書”“絕命書”“請戰書”等為線索,選錄了賀頁朵、傅烈、尋淮洲、王爾琢、盧德銘、張朝燮、陳毅安、夏明翰、趙一曼、左權、陳然等11位革命英烈為革命事業不懼流血犧牲、以身許黨的感人故事。其中,湘籍英烈有5位,他們是:尋淮洲、王爾琢、陳毅安、夏明翰、左權。本報特刊發這5位湘籍英烈蕩氣回腸、可歌可泣的革命事跡,以緬懷先烈,進一步感悟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

  ◎ 尋淮洲的“請戰書”

  “北上抗日!北上抗日!”“消滅敵人!消滅敵人!”這是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原總指揮尋淮洲犧牲前反復念叨的幾句話。這幾句話,既是這位紅軍名將催人淚下的臨終遺言,更是這位沙場英杰壯懷激烈的“請戰書”。

  尋淮洲,1912年生,湖南瀏陽人。1927年9月參加秋收起義,后隨部隊上井岡山。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他沒上過軍校,是在殘酷戰爭實踐中成長起來的杰出軍事將領。他15歲從戎,參加秋收起義隨毛主席上井岡山,從副班長起步,19歲當師長,20歲當軍長,22歲不到即被任命為軍團長,可謂不折不扣的軍事奇才。

  在五次反“圍剿”作戰中,尋淮洲所部多次承擔獨立方向重要戰略任務,屢建奇功,被譽為“戰略奇兵”。第四次反“圍剿”、第五次反“圍剿”中的兩次作戰經歷尤其可圈可點。1933年第四次反“圍剿”作戰中,尋淮洲率領紅二十一軍直插敵后,牽制國民黨軍數師兵力,為紅一方面軍取得黃陂、東陂兩役的勝利創造關鍵性條件,為此獲得二等紅星獎章,受到中革軍委特別嘉獎。1933年9月18日,尋淮洲所部在沙縣木芹山與國民黨第十九路軍精銳部隊“鐵軍團”發生遭遇戰。尋淮洲不畏強敵,果斷機智指揮部隊全殲敵軍,創造中央紅軍以一個團的兵力運動戰中全殲敵一個精銳團、擊潰敵兩個團的紀錄。中央紅軍五大主力軍團中,尋淮洲是最年輕的軍團長,執行北上抗日使命並擔任紅七軍團軍團長時尚不足22周歲,其年輕有為、戰功赫赫,足以和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媲美齊名。粟裕大將回憶尋淮洲時指出,尋淮洲參加過秋收起義,“作戰勇敢,機智靈活”“是在革命戰爭中鍛煉成長起來的一位優秀青年指揮員”。方志敏在《我從事革命斗爭的略述》稱,“尋淮洲是紅軍中一個很好的指揮員”“他指揮七軍團,在兩年時間,打了許多有名的勝仗”。

  1934年7月,為減輕中央蘇區壓力,尋淮洲奉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之命,擔任紅七軍團軍團長兼北上抗日先遣隊總指揮,執行特殊而又艱巨的北上佯動任務。在隨后的幾個月裡,他率部轉戰閩浙皖贛4省幾十個縣,行程3200多裡,牽制了大量國民黨軍。同年11月,紅七軍團進入閩浙贛蘇區,與方志敏領導的紅十軍會合,合編為紅十軍團。

  1934年12月,紅十軍團首戰安徽太平譚家橋。在戰斗中,尋淮洲奉命率部主攻烏泥關守敵王耀武旅。為了爭奪制高點,尋淮洲先后發起3次集團沖鋒,都遭受嚴重挫折。在發起第4次更大規模沖鋒時,尋淮洲不幸腹部中彈。當時,他的部下看到他中彈后,立即自動圍成一堵人牆來防御敵人射擊,將他搶下火線、抬上擔架。尋淮洲一蘇醒過來,便忍著劇痛喊道:“沖、沖上去,把敵人打下去!”由於部隊日夜轉移,條件極其艱苦,尋淮洲傷口多次撕裂,血流不止。彌留之際,尋淮洲嘴裡不停念叨:“北上抗日……北上……抗日!”“消滅敵人……消滅……敵人!”1934年12月16日,在涇縣茂林福官墩,尋淮洲因流血過多,英勇犧牲,時年22歲。

  ◎ 王爾琢的“托孤書”

  在湖南常德的一面石牆上鐫刻著這樣一首詩:“一夜風雲變,上海大屠殺。爾琢拔刀起,血誓效討伐。革命不成功,此生不理發。”這短短的詩行,是烈士王爾琢投身革命、奮斗一生的真實寫照。

  王爾琢,1903年生,湖南石門人。他曾就讀黃埔一期,是周恩來最看重的學生之一。他先后參加北伐戰爭、南昌起義、湘南起義,后來又隨朱德、陳毅上了井岡山,歷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參謀長、紅四軍參謀長,是工農紅軍最年輕的參謀長。他曾慨然明誓:革命不成功,堅決不剃須。由此被眾人贊譽為“美髯公”,又被笑稱為“中國的馬克思”。1928年8月25日,王爾琢在江西崇義縣思順圩追勸叛徒時不幸英勇犧牲。

  1923年10月8日,王爾琢與從小青梅竹馬的鄭鳳翠攜手走進婚姻殿堂。然而,幸福恩愛的蜜月生活隻持續了短短3個月,王爾琢便離家別妻赴黃埔軍校學習。臨別時,王爾琢對已有身孕的妻子說:“生兒是你的靠,生女是你的伴,生兒取名摘祚,生女取名桂芳。”但誰也沒有料到,這次分別竟成了這對蜜月夫妻的永訣。

  1927年初,王爾琢隨北伐軍到達武漢。雖然軍旅勞頓,但他卻時刻牽挂著遠在家鄉的妻子和從未謀面的女兒。他托人在武漢黃土坡21號租了一間房,然后給妻子去信,要她們母女到武漢團聚。不料,“四一二”風雲突變,戰功顯赫的北伐軍將領成了被通緝的“中共要犯”。王爾琢來不及在武漢等待妻兒的到來,就隻身潛往上海尋找黨組織。

  鄭鳳翠帶著幼女桂芳歷經千辛萬苦抵達武漢,滿懷期待地來到他們相約的小屋,丈夫卻音訊全無。在百般打聽王爾琢消息無果后,她極度失望地帶著女兒默默回到湖南老家。行前,她給丈夫留下了一封信:“我和你的女兒小桂芳,於二月初二從家動身,在長沙住了三個月,直到二十八日,才好不容易來到武漢,來到你約我和桂芳會面的地方。不知你到哪裡去了,沒有見到你,小桂芳心裡很難過……”

  數日后,王爾琢來到相約之地,卻是人去樓空。讀到妻子情意綿綿又略帶哀怨的信,王爾琢不禁滿懷歉疚。他當即拿起筆,給父親寫下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鳳翠母女此次來漢,未謀一面,深為憾事。兒何嘗不想念著骨肉的團聚,兒何嘗不眷戀著家庭的親密,但上海、長沙烈士們殷紅的血跡燃起了兒的滿腔怒火,亂葬崗上孤兒寡母的哭聲斬斷了兒的萬縷歸思。為了讓千千萬萬的母親和孩子能過上好日子,為了讓白發蒼蒼的老人皆可享樂天年,兒已決意以身許國!革命不成功,立誓不回家。鳳翠娘家父母雙亡,望大人善待兒媳,見鳳翠如見兒一般……”

  這是王爾琢的最后一封家書,也是他給親人留下的遺言。王爾琢在信中,既深情表露對妻女的憐愛,更鄭重坦陳“以身許國”的心跡,實際上寫了一封“托孤書”,充分表達了革命者在家庭與國家命運發生沖突的時候,寧可舍小家為大家的偉大情操。

  ◎ 陳毅安的“無字書”

  他在戎馬倥傯歲月,先后給愛人留下54封家書,用率真、溫馨表達牽挂,訴說相思。而最后一封家書——第55封家書,卻只是兩張片言不見的白紙,給后人留下悲壯豪邁、蕩氣回腸的愛情故事。這封“無字書”的主人,就是烈士陳毅安。

  陳毅安,1905年生,湖南湘陰人,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生,曾參加湘贛邊秋收起義。上井岡山后歷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一團連長、營長,在創建根據地的斗爭中屢立戰功,在黃洋界保衛戰中大顯身手。1930年6月任紅三軍團第八軍第一縱隊司令員,在長沙戰役中任前敵總指揮。1930年8月7日凌晨在戰斗中壯烈犧牲,時年25歲。

  陳毅安是驍勇善戰的真英雄,也是情深義重的偉男子。1923年暑假,正在湖南省甲種工業學校讀書的陳毅安,在拜訪他的語文老師鄒老先生時,遇上了師母的外甥女——18歲的李志強。其時,李志強還在湖南省稻田女子師范讀書。初次見面,兩人就情有獨鐘。當年8月中秋,由師母做媒,陳毅安與李志強定下了終身。

  此后不久,陳毅安決意投身革命。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考入黃埔軍校學習。在分別的日子裡,書信成為陳毅安與李志強之間的愛情紐帶。深愛著陳毅安的李志強,舍不得他流血犧牲,希望他畢業后當教員,而不要上前線打仗。陳毅安總是耐心地開導她,袒露自己的情懷。他在信中寫道:“我上次同你說的,愛情固然要好,但不要成為痴情。換句話說,不要犧牲一切來專講愛情。如果人人不去流血犧牲,那中國就無藥可救了。”

  在緊張的戰地生活中,陳毅安也不忘同戀人分享自己的快樂,傾訴自己的相思。上井岡山后,他曾給李志強寫過4封信,他在其中一封信中這樣寫道:“我天天跑路,錢也沒得用,衣也沒得穿,但是心情非常的愉快,較之從前過優越生活時代好多了,因為是自由的,絕不受任何人的壓迫。但最憂悶、最挂心、最不安心的,就是不能單獨同你坐在一起,而且信都很難同你通了。這是何等的痛苦啊!”

  1929年,陳毅安在井岡山戰斗中腳部受傷,秘密回到湖南老家養傷,並與李志強完婚。1930年6月,陳毅安應彭德懷之邀,告別母親和新婚有孕的妻子,重返部隊,擔任長沙戰役前敵總指揮。8月7日凌晨,在掩護軍團總部撤退時,遭敵機槍掃射,腰部中彈,不幸壯烈犧牲。

  1931年3月,李志強終於再次接到陳毅安的來信。信封上那熟悉的字體,讓她欣喜若狂。但當她把信封拆開,瞬間五臟俱焚。信封裡隻有兩張空白的信紙。而這是陳毅安在參加大革命時就與她約定的:如果他犧牲了,就會托人捎回一封無字家書。當年陳毅安說這番話的時候,李志強一邊捂他的嘴,一邊說“別瞎說,別瞎說”。在收到“無字書”很長一段時間裡,她都不願意相信自己的愛人已經犧牲了,仍不停地多方打探消息,痴痴地等待他歸來。

  一轉眼6年過去了。1937年9月,李志強帶著一絲希望,給延安八路軍總部去了一封挂號信,詢問丈夫的情況。20天后,她收到八路軍彭德懷副總指揮的親筆回信:“毅安同志為革命奔走。素著功績,不幸在1930年已陣亡……”噩耗傳來,李志強淚流滿面、泣不成聲。1951年,在毛澤東親筆簽發的首批革命烈士家屬光榮紀念証中,陳毅安的証書為第九號,由此他也被稱作共和國第九烈士。

  ◎ 夏明翰的“就義書”

  夏明翰,1900年生,湖南衡陽人。五四運動時,他和蔣先雲等同學奮起響應湖南省學聯的號召,發動罷課、推動罷市,聲援北京學生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斗爭。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湖南在毛澤東建立的中共湘區委員會的領導下,積極發展黨員,並創辦湖南自修大學,培養黨、團骨干。夏明翰是自修大學的第一批學員。不久,經毛澤東、何叔衡介紹,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4年,夏明翰擔任了中共湖南省委委員,負責農委工作。他經常化裝成農民,深入長沙、平江、瀏陽、湘潭等縣作農村調查,了解農民的生活情況。毛澤東在廣州主持第六屆全國農民運動講習所工作期間,夏明翰保送湖南革命青年到廣州學習,並在各縣開辦農民運動講習所,為縣、區基層培養成千上萬的農運骨干和積極分子。

  1927年2月,毛澤東到武昌舉辦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不久,夏明翰接到了毛澤東的信,要他去全國農民協會和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工作。夏明翰到武漢之后,擔任全國農民協會的秘書長,兼任毛澤東和農民運動講習所秘書,並在農講所授課,有時還到中央陸軍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作報告。

  八七會議后,夏明翰參與發動秋收起義,主要負責聯絡工作。他經常裝扮成農民、商人,奔走於長沙郊區,向黨的基層組織宣傳和組織秋收起義。10月間,省委派夏明翰兼任平(江)瀏(陽)特委書記,領導發動平江農民暴動。1928年初,黨中央調夏明翰去湖北省委工作,參加省委領導工作。3月,夏明翰因叛徒出賣被捕。他在監獄中分別給母親、妻子、大姐寫了最后的3封信。

  他對媽媽說:“在我和弟弟妹妹投身革命的關鍵時刻,你給了我們精神上的關心、物質上的支持。親愛的媽媽,別難過,別嗚咽,別讓子規口血蒙了眼,別用淚水送兒別人間。兒女不見媽媽兩鬢白,但相信你會看到我們舉過的紅旗飄揚在祖國的藍天!”

  他對妻子說:“同志們常說世上惟有家鈞好,今日裡才覺你是巾幗賢。我一生無愁無淚無私念,你切莫悲悲戚戚淚漣漣。張眼望,這人世,幾家夫妻偕老有百年。拋頭顱,洒熱血,明翰早已視等閑。‘各取所需’終有日,革命事業代代傳。紅珠留作相思念,赤雲孤苦望成全。堅持革命繼吾志,誓將真理傳人寰!”

  這些感人的話語,體現了夏明翰對革命理想的執著追求,為革命慷慨赴義的革命英雄主義。1928年3月20日,夏明翰被敵人押送到漢口余記裡刑場。犧牲時,他揮筆寫下了一首氣壯山河的就義詩,永遠為人們傳頌:砍頭不要緊,隻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還有后來人!

  ◎ 左權的“決心書”

  左權,1905年生,湖南醴陵人。1924年入黃埔軍校第一期,參加討伐陳炯明的兩次東征。1925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周恩來親自主持入黨儀式。從此,共產主義信仰“成為他以后近二十年政治生活的准繩”。

  1925年10月,左權被組織選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他刻苦攻讀俄語,努力鑽研各種必修課程。1927年9月,左權在中大畢業,遵照黨組織指示,到伏龍芝軍事學院繼續深造。

  1930年6月,左權奉命同劉伯承等一道從蘇聯回國,不久到蘇區工作。從此,他把自己全部心血融於艱苦的革命戰爭中,十余年,未嘗一日離開過人民軍隊。他先后任新十二軍軍長、紅一軍團參謀長等,參加了五次反“圍剿”作戰。長征中,紅一軍團為前驅,左權常隨先頭部隊指揮戰斗,參與指揮強渡大渡河、攻打臘子口等戰役戰斗。到達陝北后,參與指揮直羅鎮、東征、西征等戰役。

  盧溝橋事變后,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左權任八路軍副參謀長。改編后,部隊隨即由陝西出發,左權和八路軍總指揮朱德、政治部主任任弼時,同舟渡過黃河,輾轉進入太行山區。1937年12月3日,他給母親張氏寫了一封信,表達了自己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的決心和信心:

  “亡國奴的確不好當,在被日寇佔領的區域內,日人大肆屠殺,奸淫擄搶,燒房子……等等,實在痛心。有些地方全村男女老幼全部殺光,所謂集體屠殺,有些捉來活埋活燒。有些地方的青年婦女,全部捉去,供其獸行。要增加苛捐雜稅。一切企業礦產,統要沒收。日寇不僅要亡我之國,並要滅我之種,亡國滅種慘禍,已臨到每一個中國人民的頭上……我軍在西北的戰場上,不僅取得光榮的戰績,山西的民眾,整個華北的民眾,對我軍極表好感,他們都喚著‘八路軍是我們的救星’。我們也決心與華北人民共艱苦,共生死。不管敵人怎樣進攻,我們准備不回到黃河南岸來。我們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后,當局對我們仍然是苛刻,但我全軍將士,都有一個決心,為了民族國家的利益,過去沒有一個銅板,現在仍然是沒有一個銅板,准備將來也不要一個銅板,過去吃過草,准備還吃草。”

  為打擊敵對我抗日根據地的“囚籠政策”,破壞敵進攻西安計劃,克服國民黨的投降危險,爭取時局好轉,八路軍總部設想趁青紗帳和雨季對華北敵軍展開一次大規模的進攻和反“掃蕩”作戰。1940年7月22日,由朱德、彭德懷、左權署名,發出了上報中央軍委,下達一二O師、一二九師和晉察冀軍區的《戰役預備命令》。8月20日晚,全線發起攻擊。左權根據實際參戰部隊的概數,始稱此次戰役為百團大戰。歷時3個半月,我全體指戰員充分發揮英勇頑強、艱苦奮斗的革命戰斗精神,証明了敵寇“掃蕩”華北所採取的基本手段“囚籠政策”與堡壘主義,是能擊破的。李達回憶說:“我親眼看到左權副參謀長,時常廢寢忘食,運籌帷幄﹔冒著槍林彈雨,在硝煙彌漫的戰場上,指揮部隊勇猛殺敵。為了勝利,歷盡千辛萬苦,使我永生難忘。”

  1942年5月25日,左權在山西遼縣麻田附近指揮部隊掩護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軍總部機關突圍轉移時,於十字嶺戰斗中壯烈殉國。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十八集團軍野戰政治部頒發《關於追悼左權同志的決定》,號召全軍將士繼承左權遺志,堅持抗戰直到最后勝利。(記者 劉文韜 整理)

(責編:曹淼、任一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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